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新探

长期以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原因一般都归结为中共政策的失误、或者共产国际的决策错误、或者反革命势力的背叛，却很少有人反思中共在大革命期间是否已经具备了领导革命胜利的条件，即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否已经允许大革命的胜利。     

从美国国内政治看新中国建国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新中国建国前后美国对华政策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政策。该对华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除了不断与中共政权互动调整之外,还受到美国国内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力量、公众舆论等多方面的影响与牵制,并最终影响了美中关系的发展轨迹。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科技思潮的百年变迁

近代以来科技思潮的主线即是对科技的认识。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前,内外交困下对于技术学习的现实选择成为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科学的大旗,则将国人对于科技的认识扩展到来了精神层面。建国后,中共在＂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著名的论断基础上,将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不断推进到新的高度。     

试析董必武对中共“一大”的特殊历史贡献

董必武对中共＂一大＂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他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是一个有抗争意识的晚清秀才,他革命的＂启蒙老师＂是革命党人刘静庵,后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却屡遭失败,最终在李汉俊的影响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培养革命中坚力量,他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组织创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了还原真实的中共＂一大＂,他一生都在自觉地回忆和研究那段模糊的历史。     

叶挺与人民军队的创建

叶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人民军队的创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大革命时期,他领导的独立团,是中共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将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为新四军,起了独特的作用。     

重铸辉煌：改革开放30年的河南文学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河南的文学创作，不管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方面讲，都处于河南新文学发展史上最好、最突出的时期，文学豫军得到全国文坛的广泛关注。文学豫军在改革开放30年间的崛起，正是以一大批小说家的不断涌现、小说创作的全面繁荣为主要标志的。     

略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

中共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权＂与＂利＂的结合、＂团结＂和＂进步＂的统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以民族权利为基础,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各项权利;以民族发展为目标,着力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共制定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     

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的策略转变及原因

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的有利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准备独占东北。但随后不久,因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在东北要＂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作长期斗争的准备。从＂向北发展,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中共经营东北的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出现这种变化,是中共、美蒋和苏联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方志敏与大革命时期的江西农运

方志敏是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大革命时期,他曾先后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中共江西区委农委书记,江西省农协执委常委兼秘书长。1927年3月到武汉出席了中央农委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在党的领导下,方志敏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向广大农民宣传了革命真理;以出色的组织才能组建了江西省农民协会;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建立了农民自卫武装,开展了革命武装斗争;他还     

《百合花》英译描写研究

革命历史短篇小说《百合花》是建国后十七年间由国内组织英译的众多文学作品之一。在主流评价的影响下,该作品的英译文本出现了大量的删改内容,遮蔽了原作中女性个体＂我＂对战争和革命英雄的充满人性的独特理解和体验,归化于当时主流革命叙事的既定模式。对《百合花》英译文本的分析,可以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外译的研究提供参考。     

临海：引进高层次人才、军工科技合作项目签约

近日,由中共临海市委、临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临海市委人才办、临海市科学技术局承办的＂2011浙江临海引进高层次人才项目暨军工科技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临海隆重举行。该活动以＂深化军工合作、广揽人才智力、汇聚创新成果＂为主题。     

何其芳与废名建国后的诗论

建国后,何其芳与废名诗论有着较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对＂新民歌＂看法迥异、对诗歌传统认识有别、诗论模式不同。不同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与二人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的改变,导致话语权的迁移有关,这最终决定了二人在建国后诗坛的成就。由此可见话语权对于文学之重要。     

“土改”中地主富农的际遇

建国后土改对地主、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     

论韦拔群在中国现代农民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韦拔群在领导东兰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政治、经济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上最早从事武装斗争的农运领袖之一。大革命时期,东兰农民运动成为了广西农民运动的中心。同时,他还把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耕者有其田＂三者结合起来,成为我党历史上最早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者和探索者之一,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西子湖畔,清华学子对话杭州——美国硅谷清华学子杭州创新创业座谈会实录

4月26日下午,作为＂美国硅谷清华学子杭州行＂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海外清华学子杭州创新创业座谈会在西子湖畔举行。50多位海外学子,带着各自的创新技术和创业项目,与杭州市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面对面,畅谈创新创业。中共杭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于跃敏,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强     

“绝对正确”的革命——从《丽萍的烦恼》看延安文学的政治话语

抗战时期,中共进驻陕北延安后,知识分子荟萃的延安形成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文学思潮。文艺整风后,延安文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结合进＂体制＂内,成为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齿轮和螺丝钉＂。作家莫耶及其小说《丽萍的烦恼》的坎坷命运,见证了延安文学从启蒙到政治话语的变迁,这种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模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令人深思。     

近代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之考量

＂三农＂问题是近些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中共和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更加凸显了其重要性。但是,＂三农＂问题并非是当下才有的社会现象,它在中国的历史时期就一直普遍存在着。本文以近代中国的＂三农＂问题研究为对象,试图探讨近代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线索,以飨读者。     

大革命失败前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方式探析

根据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为对中共进行有效指导,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各系统就通过派遣代表等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导和帮助,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但由于代表们所属系统和个人经验等的不同,导致他们彼此之间以及同中共中央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正常判断,增加了莫斯科在决策中失误的几率,也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混乱和错误。     

大革命时期党领导陕西农民运动述略

大革命时期，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陕西多地建立了村、区、县、省等各级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了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全国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民运动使本地区民众受到空前的革命洗礼，为党在农村地区的革命斗争和组织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中一些成功经验对今天依然不乏启示意义。     

试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

1924年国民党“一大”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是国民大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部门,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它有一整套比较系统的组织和人事机构。它的设立标志着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有了一个比较专门的指挥机构,为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国民大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