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产业升级与城镇化质量 ——基于省级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构建了环境规制、产业升级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关系理论框架,利用2005—2014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测产业升级、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为进一步说明,分别以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作为门槛变量,表明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有显著的作用,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升级水平的双门槛效应;产业升级能够推动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倘若不能有效促使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而仅仅只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提升城镇化质量,是不可持续的。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研究

研究环境规制的雾霾治理效应对于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19年间长三角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了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安徽8市相较于其他城市表现出更大的减霾效应;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的雾霾治理效应存在显著的产业结构升级门槛约束,并且在产业结构升级跨越门槛前后,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呈现出显著的“边际递减”特征;在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升级、人口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之间都呈现显著负相关,它们都是抑制雾霾污染的重要因素.而能源强度与雾霾污染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加剧了雾霾污染的排放.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

新时代背景下,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环境规制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工具,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所以,环境规制政策能否有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到的"2+26"个城市,锁定"领导小组"的计划实施范围,为准自然实验提供了条件.基于2005～2017年的省级数据,以京津冀及周边省(市、自治区)为例,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能显著促进实验组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并且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率具有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程度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负影响.     

高等教育对成渝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9年的成渝城市群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模型研究高等教育对成渝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高等教育对成渝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2）成渝城市群高等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双门槛效应,随着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其对成渝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递增。（3）金融发展、城镇化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对产业结构升级会产生负面效应。基于上述结论,论文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双重门槛分析

基于2009-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并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将创新水平设为门槛变量,检验了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1)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2)不同创新水平会导致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门槛效应,即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双门槛U型结构.3)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差异很大,"高创新水平"地区大多处于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可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中创新水平"地区大多处于东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绝大部分西部地区处于"低创新水平",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负影响.     

灾害补偿、农业保险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

构建家庭消费最优决策模型,理论证明农业保险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关系。基于2007～2017年中国31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动态模型和面板门槛效应实证分析灾害补偿、农业保险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存在正向非线性关系,人均保费门槛值459.9408两侧系数差异显著,农业保险发展初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作用更强;农业保险灾害补偿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负相关,保障不足、灾害补偿率低抑制了农业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促进作用。     

绿色技术溢出对中国CO2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以中国30个省区市(除西藏外)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溢出对CO2排放影响的结构变化,进而分组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创新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减排效应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绿色技术溢出只有超过门槛值才能形成显著的总量减排效应;当人均实际GDP超过门槛值后,绿色技术溢出会显著促进碳排放的降低;绿色技术溢出在高收入高吸收地区发挥的减排效果最好,对于高收入低吸收地区,绿色技术溢出配合以创新投入能够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对于低收入低吸收地区,绿色技术溢出配合以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减排效应更明显.     

绿色技术溢出对中国CO2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以中国30个省区市(除西藏外)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溢出对CO2排放影响的结构变化,进而分组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创新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减排效应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绿色技术溢出只有超过门槛值才能形成显著的总量减排效应;当人均实际GDP超过门槛值后,绿色技术溢出会显著促进碳排放的降低;绿色技术溢出在高收入高吸收地区发挥的减排效果最好,对于高收入低吸收地区,绿色技术溢出配合以创新投入能够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对于低收入低吸收地区,绿色技术溢出配合以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减排效应更明显.     

民生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利用2002-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民生财政支出对贫困减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显著,民生财政支出与贫困减缓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分布,民生财政支出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民生财政支出对贫困减缓还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两个门槛值(=10.5694,=11.4813)划分的三个不同的区间内,民生财政支出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高.     

江西省三大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自江西省出台《江西省流域生态补偿办法（试行）》以来,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效果一直备受关注。为综合评价生态补偿政策对江西省三大流域的实施效果,以江西省信江、饶河和修河为实验组,湖南省沅江、资江和澧水为控制组,使用双重差分法估计政策实施对水质提升的净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江西省出台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显著提高了信江、饶河和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水质提升效果显著,且该政策对水质提升的净效应系数为0.370;行政区面积和流域位置均对流域水质等级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生态补偿政策在高经济活动区域实施对水质提升的净效应高于低经济活动区域。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江西省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进一步优化做出一定贡献。     

环境规制约束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产业转型是资源型城市面临的重要选择,而环境规制能否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关系到政策制定.利用中国2007年－2016年107个资源型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以及熵值法等方法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随成长型、成熟型、再生型和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类型变化不断加大,且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均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根据研究结果,提出要分资源型城市类型设计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增强对环保资金支持和科技创新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制度质量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

制度在推动技术创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制度质量和技术创新相关研究,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利用2008—2016年我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度质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制度质量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制度质量对技术创新都具...     

城镇化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简

基于中国1996-2012年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框下,采用非动态门槛面板估计方法,考察了城镇化对中国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城镇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地区人均收入、城镇化水平比较低时,城镇化推进将带来碳排放的显著提升;而当人均收入、城镇化水平较高时,城镇化则会降低碳排放.本文结论为中国城镇化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环保政策的制定积累资料.     

信息技术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非线性效应研究

利用2006～2017年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农村产业融合度,分析了信息技术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信息技术会显著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度.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信息技术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表现为非线性递减特征,即在农村产业融合水平低的情况下信息技术对其促进更为显著.信息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产业融合呈现非线性关系,且存在"单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后,信息技术对农村产业融合促进作用减弱.因此,政府不仅要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强化技术渗透,还要施行差异化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政策.     

“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探索“互联网+”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该文利用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及11个制造业子行业面板数据多维考察了“互联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互联网+”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整体逐步提升,区际发展差距缩小,东北地区发展缓慢,中西部地区发展较快;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互联网+”敏感程度显著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互联网+”对制造业高质量影响过程中,创新活动成为重要的媒介; “互联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呈现显著非线性关系,且对不同类型产业影响呈现差异性.“互联网+”对制造业发展影响具有门槛效应,且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特征,而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呈现“先促进后抑制再促进”特征.     

城市化门槛、贸易开放与人力资本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利用2003--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对外贸易通过直接和间接溢出效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开放通过直接效应抑制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而城市化发展起到了门槛作用,影响着贸易开放通过间接效应促进人力资本积累[1-2],并且贸易开放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城市化水平影响贸易开放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门槛特征,并测算其门槛水平。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制造业34个分行业的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升.利用门槛面板模型,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差异性.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环境规制对各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对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产能利用率并无帮助.政府应尽可能避免对制造业采取统一的环境规制政策,应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点分别制定有差别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提升其产能利用率.     

我国制造业升级对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制造业30个行业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选取制造业30个细分行业2005—2011年的数据,从制造业结构优度和价值链高度2个维度出发,构造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建立STIRPAT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以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建立制造业升级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深入探究2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升级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程度最大,并且2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小于14.292或大于17.353时,制造业升级能够显著改善能源消费结构,而当企业规模介于14.292~17.353时,制造业升级却增加了煤炭消费量,从而恶化了能源消费结构;当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所测得的门槛值分别为0.015和0.070,并且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力度越大,制造业升级对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存在的积极作用越明显.最后,据此提出了加大产业技术投资比例,适度扩大企业规模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     

最优化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29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SYS-GMM方法,基于中国制造业2005—2011年2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利用门槛回归模型,确定最优规制区间.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U”型特征; 环境规制通过吸收外商优质资源、发挥大企业的双重优势、抑制企业的对外贸易能力,间接影响着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双门槛效应,规制强度较低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潜力不足,在最优规制区间则显著利于技术创新,规制强度较高时的促进效果减弱.     

政府研发资助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分行业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基于我国200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试图厘清政府研发资助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复杂关系,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分行业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资助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在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随着政府研发资助强度的增加,政府研发资助的激励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在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中,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产出具有不显著的挤出效应,且不存在门槛效应;但无论是哪个行业,企业自有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