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一庵心学引论

唐一庵心学以融气人心的理本论为基础,接洽阳明心学,发展出以心学方法把握客观之理的新型理学形态。“讨真心”则是实现其理学的工夫论,是实现其成圣的功夫手段,其学术立场是传统程朱理学而非阳明心学的。唐一庵针对阳明后学曲解“致良知”引发的不研实在之理,提出以“讨真心”为研究实用之理的不二法门。这有助于良知学在新的环境下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良知学的实用主义色彩。     

王阳明"心外无物"思想探微

以理、物、事三个核心概念的新阐释为基点论述了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提出王学的体系是基于价值意义关系的建立,进而分析了王学的内在思维特质以及与朱熹理学的关系,认为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其对“理”、“心”、“物”、“事”、“知”、“行”等语词不同于理学而赋予的新阐释。在“心即是理”这一心、理无二的前提下,确立了心所具有的统治地位。在确立我之为我的根基之后,通过“致良知”这一道德践履的方式,将现实生活的“物”与“事”联系起来,主张“知行合一”,从而完成了从个体内心向外在世界的过渡,也为具体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提供了一种可能。     

现代第三、四代新儒家的宋学观

现代新儒家都与宋学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宋学”一词是清代学者惯用的术语，它以注重“性命义理”而与汉儒和清儒所提倡的注重“考据训诂”的“汉学”相对立。现代一些学者又把“宋学”（主要指程朱理学）与“明学”（主要指王学）相对。本文所讲的“宋学”是指整个宋代儒家思想，它既包括程朱理学，也包括陆九渊心学，还包括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等诸派别。本文探求的是五四以来第三、第四代新儒家的来学观。一、方、唐、徐、车的宋学观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四人解放前就在学术界初露头角，但他们的主要理论成果是在离开大陆…     

人性的解放与沦丧——论《金瓶梅》中的“金”、“瓶”、“梅”

长篇小说《金瓶梅》成立于社会风气空前糜烂的明代末年。明王朝建国以后,最高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对全国,特别是对士人阶层实行了严酷的思想统治,程朱之外,皆为异说,形成了“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僵死局面。但到明朝中叶以后,程朱理学发展为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倡导“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主宰和本源,把程朱理学所强调的具有封建伦理道德属     

从孙应鳌《琐言》探其对王阳明心学之继承与发展

明代大儒孙应鳌,贵州清平(今凯里炉山)人,官至工部尚书、国子监祭酒,生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19岁时,受业于王阳明大弟子贵溪徐樾,“即传其所受阳明心斋之学”,系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孙应鳌对儒学,特别是对儒家主观唯心主义学派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心学造诣颇深。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评其为“海内群以名臣大儒归之”。孙应鳌乡居时,筑学孔精舍讲授儒学,为王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作出不小贡献。其《寄学孔书院诸会友琐言》(简称《琐言》),“为乡里立教”,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宋代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以及他们讲的穷“理”的途径比较繁难,士大夫把程朱理学当成获取名利的工具,使其学说逐渐丧失对人心的羁绊作用。王阳明批评明代中叶的社会风气是:“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因此,他想从整饬人心     

明代公讳宽疏考

研究了明代公讳,认为明代公讳相对于我国避讳历史上的汉、唐、宋、清四个高潮时期宽疏,其原因为：继承了元代避讳不严的遗风,创“五行”加“字辈”取名法厘定世系的限制;明代开国者出身卑微,于前代的典章制度不熟悉;明代理学与心学的巨大影响。     

颜元的“习行“道统观

颜元作为明清时期北方学术的杰出代表,他以强烈的弘道意识,坚决的辟佛道态度,对心学、理学和佛道均作了较为彻底的批判,以“三事”、“三物”为道之内涵,注重躬行实践,提出了“习行”道统观,建立了别具一格的事功型学说体系。     

论陆九渊

<正> 陆九渊,字子静,江西抚州(今临川县)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一一三九年),死于宋光宗绍熙三年(一一九三年),是“道学”中同“理学”派相对抗的“心学”派代表。他的学说是以儒学为正宗、以封建伦常为内容、以“心”为世界观核心——主要地批判糅合思、孟儒学,老、庄道学,释氏禅学等不同形式和作用的哲学唯心主义,根据时代需要,进一步加工制作而开创了我国主观唯心主义“心学”思想体系,把“心”     

阳明释“经”——《传习录》中以“心学”为核心的伦理批评

对《传习录》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王阳明在书中对“经”的阐释,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以“心学”为核心的伦理批评。结合《传习录》的文本具体分析后可以发现,王阳明采取的策略：以从“心学”入手的伦理评价作为解读策略,以经书为本、心学为体作为言说策略。     

明朝前期吴与弼的兼采朱陆之学

吴与弼以一位程朱学身份，主要关注的却是心学问题。在他的心学理论中，心既是一个认识主体，又是一个伦理本体。他既认为仁义礼智本具于心中，又认为心之外存在着天命，人有时只能“一听于天”。他的修养方法偏重于“反求于心”，也注意到读书、应接事物一类下达功夫。他在坚持程朱理气学说的同时，又大量吸收陆九渊的心学。他的学说“实能兼采朱陆之长”。他的学说，通过弟子陈献章、再传弟子湛若水影响了王守仁，成为王守仁心学的源泉之一。     

通信与控制工程学院

江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坐落于太湖之滨的江南名城——江苏省无锡市。学校学科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九大门类，分布在十八个院（系），是一所综合性的重点院校。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朱熹与王阳明建构了具有不同理论视野的哲学体系。若单就知行关系而言,王阳明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说对朱熹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并进的继承要大于批评;若关联本体论、工夫论而言,王阳明对朱熹知行观的批评则要大于继承。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能进一步透显理学与心学的理论宗旨和理论特色,深化对理学与心学的理解。     

论明代心学的逻辑发展

心学是明代占主流的思潮，由陈白沙开其端，至王阳明而集大成，阳明后学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在传播王学时偏离了其宗旨，成为王学思想的“异端”，王学也因此逐渐走向衰落。明代心学的这一发展进路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它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是与它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也与主体的不同境遇息息相关。当然也是理学内部固有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江左王门心学的发展

王向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心学理论体系，它既符合时代的要求，亦比南宋法学精致和完整，但亦显示出更明显的内在矛盾．所谓“皆能推阳明未尽之意”的江右王门学派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地补充和发展阳明心学，王学正传邹守益详细阐发了师说的社会和认知功能，但没有缝合其内在矛盾，聂豹、罗洪先从逻辑上推出了“致良知”的功夫在于“归寂生静”。但过于玄妙的结论使其在功能上不大切实可用；刘邦采、王时槐重新审视心学的理论前提，提出了“性命兼修”和“透性”“研几”的修养理论。江石王学的“实──虚──实”的发展历程，构成了明代后期学术思想的主旋律．     

品格概念的新界定

“品格”这一概念又被称为“性格”、“人格”，往往强调的是人的内在的、道德或伦理方面的修养。近来，美国的托马斯·里克纳和马修·戴雏森教授从一种整合的视角给品格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品格包括两部分：优越品格（Perfbmance character）与道德品格（moral character），且两者均由八种品格的力量加以阐释。这种新的认识有助于打破那种以学术压力为借口而抱怨没有时间留给德育的说法，为“德育与智育”之间的相互促进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略谈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心学集大成者。他创“知行合一”说,对抗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创“良知说”,对抗程朱的“即物穷理”说。在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他独树一帜,与之对抗。尽管这是唯心主义内部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表现了王阳明大胆探索,蔑视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良知说”产生的背景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他晚年的主要教学内容。根根年谱记载,他在贬谪到贵州龙场驿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明朝正德年间，为应对赣南地区匪患猖獗、社会动荡、秩序紊乱的现象，时任“赣南巡抚”的儒者王阳明制定了“南赣乡约”以促进赣南乡治。“南赣乡约”在思想上既继承了宋代理学的乡治传统，又坚持心学思想；在政治上既坚持乡民自治，又推行官方督导。由于“南赣乡约”在“哲学思想”“组织制度”“社情民意”“道德教化”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从而产生了巨大效益和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陆九渊的三个人学命题

陆九渊是南宋著名哲学家。他的人学思想从其“心学”体系出发 ,突出了人的主体精神和人格修养。他关于“吾心即是宇宙”、“收拾精神 ,自作主宰”和“六经皆我注脚”的三个人学命题 ,体现了陆九渊人学的体系特征 ,也体现了陆九渊人学思想的高度和局限性     

生命行动的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的一生,无论思想或行为,都是要实现"圣人"理想。因此,他的心学也可称为圣学,"圣人之学,心学也"[1]。在阳明那里,"心"是圣学的本体论,"圣"是心学的终极目的,通过不间断的精神修炼和道德实践成贤成圣,则是心学主体性要求下的终极承诺和终极托负,当然也是心学或圣学的修养论或功夫论。圣人代表了人生境界的究竟和人性实现的完满,成圣的本体依据就在价值创造之源的内在本心（良知）的自觉,成圣的终极目标则不能脱离生活世界时时处处的当下道德实践。圣人之学就是尽心之学,尽心之学就是实践之学、超越之学。以"心"为出发点,…     

15世纪明儒学者型官员的行政管理思想研究

15世纪明儒学者型官员的行政管理思想呈现出心学化的倾向。北方大儒薛碹多年从事司法职务．提出“为政以法律为师”和至诚立道的行政管理思想，具有缜密的人际关系处理技巧。薛碹他还看重“通下情”．主张“清心省事”，发挥地方乡绅管理地方事务的积极性。状元罗伦重申君臣共济与互信的和谐关系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性。张元帧的行政管理思想主要以王道说为核心。他的王道说是在心学和理学同时成为15世纪末那个时代治国思想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他意识到，心学的崛起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所以有意把心学的治国意义抬高。作为皇帝的讲学老师，他的言论对当时时代思潮的推动是有一定意义的。享有“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雅誉．被后世称为“弘治中兴”重巨的王恕，以行政实干家著称，并且很有骨气，善于团结人、提拔人。也有较好的工作方法、技巧，指出帝王之学贵在知要，不在知博，要求皇帝不要迷信方术、佛学。真儒黄仲昭以气节著称．其行政管理思想以节约型政府观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