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东的情爱叙事

韩东的情爱叙事大致可分为情爱笑剧、情爱关系剧、爱情痛剧三类，呈现的是爱情平庸、空洞的现实图景，并以对爱情神话的深刻反思独树一帜。而对细微心理的捕捉与洞察及平实、冷静的叙述是其最突出的文本特征。     

妻子、情爱与美的牢狱——关于许地山散文集《空山灵雨》的解读

多年来学术界对许地山的《空山灵雨》，多侧重于“宗教”视角来解读，不可避免地出现牵强附会的诠释。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爱”的视角，重新解读这本集子中关于“妻子”、“情爱”与“美的牢狱”的话题，深入探讨两性在“情爱”上衍生出种种复杂的况味和表现形态。     

性爱·人性·个体性——对《情爱笔记》的深度审视

《情爱笔记》是巴尔加斯·略萨近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表面看来，作者空前大胆地展现了各种性爱和性错罪，但实则此小说并不是单纯的“情爱”小说，而透示着作者更深层的意图：通过对多种性爱取向的同情和支持，张扬以想像性的、艺术化的“性爱”来抵制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和个体性的“物化”与“同化”。     

《万象》历史小说中的“女性抗战”

上海沦陷时期市民杂志《万象》上有不少历史题材的抗战小说。“兵马大事”向来是不与女人闻的，但这些小说，基本上是以女性为主角寄托抗战精神的。考察这些女性救国故事中女性的角色功能，发现她们主要是女性中的边缘或另类，“妾”、“无知无识的乡下妇人”，或是佳人，良家妇女是缺位的，表明这类故事背后的男性历史叙述传统。     

张先与柳永"情爱词"之比较

文章主要将北宋著名词人张先、柳永的情爱词作出比较,结合两位词家不同的人生际遇、审美情趣、个性资质以探讨他们在词作中分呈的不同艺术特色与风格,从而了解宋代“情爱词”的两大创作程式—“士大夫式”及“市民式”情爱词的创作手法。     

论《长生殿》的情爱主题与写情艺术

要探讨《长生殿》主题，只能依据剧本中的《自序》、《例言》与《传概》三则材料。《长生殿》只有唯一的主题，即情爱主题。洪升塑造杨妃形象时，情感倾向基本上回归到中晚唐，择取了同情、回味与美化的态度；在价值观上则运用了汤显祖的“至情观”，使杨妃的文化品格得以升华。对于李隆基形象的理解，不同时代的丈人是不断渐进的。洪升写李杨情爱时别具匠心：第一，写出了李杨不断深化与升华的情爱过程；第二，写出了李杨情爱的风流本色；第三，化用织女牛郎故事作合李杨的天上之情。     

<神曲>对"爱"的诠释

《神曲》以爱为主题，作品中，但丁在理性和信仰的引导下游历“三界”，由此生发出对“爱”的思考：人类的爱应该由世俗的情爱上升为神圣的至爱，即人类必须由爱引导，灵魂才能得到净化和升华；人类理性的情爱应升华为信仰的至爱才能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性别视野下的现代情爱诗

现代情爱诗诞生在思想解放、“人”的觉醒、追求婚恋自主的“五四”时代,情爱主题也被看作是时代解放的标志,是人的意识觉醒的刻度,是女性自我觉醒的标志。透过这些耀眼的光环,光荣的里程碑的背后却也透着从传统一路走来所带有的性别不平等的遗憾和无奈。“五四”启蒙的女性解放的呼声过后,女性的情爱话语在实质上并没有构成对男性权力话语的解构,在现代情爱诗中仍可以窥见其中所彰显的或隐或显的男性中心意识。     

爱国情与相思泪——兼谈诗歌的比兴寄托手法

比兴寄托是我国诗歌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之一.其中借助男女情爱表达故国之恋、怀乡之思,更是各种爱国诗歌的惯用手法.最早可见之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当年屈原遭到楚怀王嫌弃放逐之后,他依然不甘寂寞,一心维系着国家安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古希腊贵族社会男女的情爱权力与政治

在古希腊贵族社会的情爱生活中，女性不是爱的对象，众所周知的“柏拉图式爱情”主要是指成年男性对少年的爱，女性只是男性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古希腊，爱少年不仅是贵族社会中盛行的情爱时尚，更是男性拥有的一项情爱权力。男性贵族之所以拥有此项权力是基于男性拥有一系列政治特权，以及充满男权思想的社会微观权力的认同和支持。因此，爱情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权力。     

浅谈陶渊明《闲情赋》的主旨

关于陶渊明的《闲情赋》，评论界向有“言情”、“寄托”两派，本将此赋放到陶渊明全集中多方观照，不苟同于学界的两派观点，并提出新解：即此赋是陶渊明自恋情节的表现，以美人寄托自己的理想人生。     

桑与中国情爱文学的文化源流

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情爱意识作为涌动的潜流而存在着，而以桑为母题 的情爱文学，则是情爱意识的载体，逐渐上升为一种文化表征。积淀的结果使其成为一种集 体无意识的情爱原型。这一母题的情爱文学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善与美的动态平衡，孕育出一 系列悲剧因素。     

论词的寄托

寄托，又叫寄寓，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寄托是对文章的整个内容而言的，它带有比喻，象征的性质。“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写的看似平常的题材、普遍性的问题，寄托的却是深厚的社会人生的重大旨意。小说、散文、戏劂、诗歌都多有这种作法。词也很讲究这种作法。清代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张惠言提出词要“感物而发，触类条畅，各有所归”(《词选序》)，     

试论《小团圆》的焦虑内质

通过对张爱玲小说《小团圆》文本的细读，探析其在死亡意识、时间意识、男女情爱以及个人的对于“家”的情感上所显现的焦虑感。     

“叙述人称”的理论探讨

“叙述人称”是以人称代词作为区分标志的，“我”出现在中是第一人称；“他”出现则第三人称。然而“我”是叙述，“他”却不是叙述，因而，“叙述人称”的概念是不同延、不确切的。弄清第一称和第三人称的区别很有必要。目前一些研究对“叙述人称”正在寻找新的科学的名词代替它。     

桑与中国情受文学的文化源流

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情爱意识作为涌动的潜流而存在着，而以桑为母题的情爱文学，则是情爱意识的载体，逐渐上升为一种文化表征。积淀的结果使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情爱原型。这一母题的情爱文学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善与美的动态平衡，孕育出一系列悲剧因素。     

“绛雪堂”的历史及其人文意义

湖北夷陵“绛雪堂”是为纪念欧阳修而建，它得名于其《千叶红梨花》诗“风轻绛雪樽前舞”一句。绛雪堂始建于宋，在元、明、清被屡加修葺、重建。清代尤得到重视，葺治至少六次。乾隆、同治年间，知县林有席、金大镛又先后在堂侧补植了红梨花树。从文化地理学人文景观视角看，“绛雪堂”折射了欧阳修的诗情与人格，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内涵：它的重建寄托了后世夷陵守吏对欧阳修的缅怀与追慕，追慕他“勤官”、“不忽吏事”的为吏态度和诗酒风雅的为政风流。红梨花也成了甘棠遗爱，寄托了人们对欧阳修的热爱与尊敬。     

爱情话语的反思与重建——池莉小说中的爱情主题

池莉以“究竟什么是爱情”置换了“五四”以来“如何获取并发展爱情”的主题，从粉碎浪漫爱情神话和强调婚爱中的生活法则入手，建立起自己的婚爱本质观，并表现出对现代情爱特质的由衷欢呼。     

简述幼儿的依恋

0．引言 依恋（att achment）的研究可追溯至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早期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他强调母亲是儿童“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坚实构筑的”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强烈的情爱对象。儿童在这一时期获得的对环境中的人、事或物的体验，多半会影响以后的生活。     

试论张爱玲和杜拉斯笔下的“异国形象”

张爱玲的代表作《沉香屑·第二炉香》成功地塑造了罗杰这一“异国形象”,他的命运却因情爱认知缺失和流言的危害而走向尽头。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情人》这部中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法国社会男女对情爱的感悟和反思,折射出西方世界感情生活的不同侧面,华裔少年“情人”的命运也因国界等问题而发生改变。将这两个“异国形象”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相同的爱情悲剧,挖掘不同地域女性作家带给读者的情爱、国别等问题的思考,能够带给我们现代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