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西文化审美取向的差异及其哲学背景

中西文化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绘画、文学、建构、音乐四个方面。西方重客观、尚激情和雄健之美 ,体现出浓厚的宗教精神 ;中国文化强调感悟和体验 ,重视性与理的和谐 ,展示出“天之合一”的自然之理     

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诉讼阶段

渊源于古罗马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被近现代多数民主法治国家确立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尤其是近代以来，人的价值和尊严倍受重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将“禁止双重危险”作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论基础，凸现一事不再理原则保障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之功能，最大限度体现刑事诉讼过程之正当性。我国刑事诉讼过程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实现过程正当,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文化、文学与教育散论》序

高徽南老师的《民族文化、文学与教育散论》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阅读了整本文稿,我感到本书以＂散＂拓展了思维空间,以＂论＂揭示了民族文化之＂理＂、民族文学之＂理＂和民族教育之＂理＂的真谛。从中,我们仿佛听到一个长期工作在边疆高校教师心灵的回声。     

学生管理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

从管理学的角度讲，管理是如何通过有效的、合理的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而学生管理也是如此。“管”和“理”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管”体现的是物的因素，在管理中是“硬件”部分；“理”体现的是人的说教文的因素，在管理中是“软件”部分。两部分的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管理，人性和谐，刚劲有力，提高水平。     

试论“浑言”“析言”的几个问题

"浑言""析言"这一对术语所指称的词义通别之理在训诂学上的三个问题:1 词义通别之理在《尔雅》《毛传》《方言》中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体现,西汉的训诂学家已有一些语言学学理自觉地指导训诂实践,训诂学在西汉已告成立;2 历来训诂在词义通别处理上的失当,主要原因是对"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缺乏认识;3 从词义通别角度考察"同义连文"现象,词义通别之理是判断同义连文属于词还是非词的本质因素。     

"根原之理"与"一物之理"的统一——对朱子"理"的一个新解释

学界对朱子"理"之理解,存在许多困难和纷乱.其实,朱子之理,内涵有"根原之理"与"一物之理"两个层次,又可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向去描述."根原之理",是阴阳气化流行或万事万物发动生成的最终理由和动因;所以然之理或太极,是形式上的根原之理,而天地生物之心或天地之仁是实质上的根原之理."一物之理",是一事物"成为自身"所呈现的条理秩序和确定性;文理或定理,是形式上的一物之理,而"性"是实质上的一物之理.在朱子看来,"根原之理"与"一物之理"之间是既区隔又统一的动态系统,其重心都在实质的方面.     

理雅各《道德经》译本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方式

博大精深的《道德经》面世两千五百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东西方学者不断地对它做出新的阐释,使之成为除《圣经》以外译本最多的经典著作。1891年,苏格兰汉学家、传教士理雅各的译作历来是海内外翻译家重译《道德经》的重要参考,在翻译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以理雅各的《道德经》译著为案例,简述《道德经》的地位、影响和语言特色,综合运用归纳法、比较法、分析法,通过细致的研读提出了理雅各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因素处理的三种方式。最后,文章总结理雅各的翻译策略及其意义以期为今后英译中国古代经典提供可资借鉴的技巧。     

论《程氏易传》中的“理”

通过对《程氏易传》中诸如"自然之理"(或"理自然")、"常之理"(或"常理")、"正理"(或"理之正")等这些"理"的用例的梳理,发现在《程氏易传》中作为最高范畴的"理"呈现出复杂和多样的特点,仅仅将其理解为法则、规律,并不能完整地揭示"理"丰富的哲学内涵。因此,试图打破传统哲学史研究中只重语录而忽略经学著作的写作模式,以便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程颐思想中的天理观念并提供新的文本依据和探索思路。     

苏轼诗化雅词的精神之旅

苏轼运用“诗心”创作了大量的诗化雅词。这些词既以词言志，表现了经世事功的儒家诗教观，又传递了力图排遣和化解人生之忧和经世之悲，崇尚老庄任道逍遥、追求高蹈隐遁的思想，还体现了一种不随物悲喜、随缘自适的佛禅理达之境。审视苏轼诗化雅词的心路历程，可以正确体认苏轼调和三教而显现出来的圆融、通达的独特文化性格和人生模式。     

立象以现意：流行歌曲中的理趣——中国流行歌曲主题研究之四

流行歌曲说理的可行性在于“情不离志”的天然本性，必要性在于受众喜欢“理趣”的审美期待。其“理”包括社会之理、人生之理和自然之理三个方面；其“趣”主要有情理结合、景理结合、物理结合、事理结合四种表现形式。“理趣”有利于拓展流行歌曲的社会功能，但要充分发挥作用，需做到“新颖”和“适度”。     

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

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一的；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情有独钟，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古风古意。     

理欲之辨的流变及现代价值

理欲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论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诸子百家是＂理欲＂思想的源头之处,宋明时期程朱、陆王等提出了＂以理压欲＂和李贽提出＂以欲胜理＂的理欲观,王夫之批判了他们并提出了＂以理导欲＂的理欲观,戴震则主要继承了王夫之的＂理寓欲中＂的观点,坚持理欲统一观。文章通过对＂理欲之辨＂源流嬗变的历史探讨,深刻理解每个阶段理欲观的真正内涵,凸显其发展轨迹,阐释其现代价值。     

孟子与朱熹道德哲学的诠释比较

儒学本身强调的是为己之学,并以道德伦理作为世间必须遵循之理,无论是孟子的五伦,还是朱熹的"明人伦",其观点背后所重视的是道德哲学的实践。从性善到性本善的演变,体现了由即心言性到即性言心的转变,两者对于心的解读以及尽心的工夫方面都存在着差异。道统思想的不断成熟和演变,体现更多的是朱熹与孟子之间道德哲学的建立方向与诠释的不同。时代背景的变换促使着儒学核心概念诠释的转化,从性善到性本善更多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朱熹心说再辨析

心是体用之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是从性体心用说转到心之体用说。体既是心之虚灵之体,亦是性之实,体（非实体论之实体）,是虚实合一、心性合一;用是情与知觉作用。不能离体而言用,离性而言知觉。反过来说,性不离知觉,知者从具体事物与活动中体现性,觉者自我觉悟,从整体上实现性的自觉。心与性与知觉可以通说,亦可以分说。通说者心即性即理,浑沦一物;分说者性情有别,性与知觉有别,性是理而知觉是气之精爽。但知觉之展开,有其独立性,易受形气物欲之陷,故要变化气质,进行修养。从现实层面说,人需要正视自己,自我改造,这一点对现代人很有启发。     

戴震理欲观的得与失

戴震打着孔孟大旗 ,抓住“理欲之辨” ,痛击程朱理学 ,创造性地提出欲可节、不可穷 ,理在欲中 ,以理节欲的思想 ,从而把必然与自然、理与欲统一起来 ,影响可谓深远。但戴震的“天下人心所同然”之理是没有的 ,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所致     

牛角尖上的荣光——侗族斗牛文化变迁之田野调查

侗族斗牛文化历史久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主要体现于斗牛之组织、激将买牛之方式、斗牛之时节三个方面,其原因则涉及内部及外部两个方面。侗族斗牛文化以个案的方式体现出了文化的内在发展性,并通过调适社会发展之需要使自身获得了传承。     

王船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意识——以其君子观为观照点

王船山的正学之道、文化创新之道与内圣外王之道是紧密相关联的，这与王船山的君子精神是一致的，学问与精神融为一体。王船山的君子精神体现为用得其宜、君子天人相合之道促其正学与开新、正学与开新凸显了文化自觉创新意识，正因如此，才使王船山学术造诣广大至深，成为一代学术思想家。     

再论孝的起源

"孝"的起源问题可以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种途径的追问。从形而下的视角看,"孝"源于长幼之间的自然天伦,这种自然伦常情感在意识中逐渐形式化就积淀为"理","理"的践履就是人们所遵循的"道",行之有"道"就有"得",并体现为"德",这种"德"在长幼关系的处理上的体现就是"孝"。"孝"源于"伦",经历"伦"→"理"→"道"→"德"的发展演进,最终成就孝行与孝道,它起源于自然的天伦关系,经过形式化的价值抽象,最后在主体的践履中复归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东西方意识流融合的杰作--评张承志的《黑骏马》

张承志的《黑骏马》是东西方意识流手法融合的杰作。作品中不仅有西方意识流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象征主义和音乐化手法的典型体现，更有意识流东方化特有的心灵之感与自然之象交融、情节淡化与情结探寻结合、当代意识与民族传统互渗等手法的独特体现。     

浅谈宋学对宋代法制的影响及其借鉴意义

宋代经济文化政策略为放宽，政治统治高度集权，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地主阶级需要新的理论武器以维护其新的剥削关系和政治思想统治。宋学便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并成为两宋三百多年间及以后元、明、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关于法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二程和朱亮的学说中。程颐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o，"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选于天地之间"①。程预说："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①朱摄更明确地说："礼字、法字、实理字"，"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把理运用到法上，他说："礼者，天理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