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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现代转型在清末民初的演进过程常深陷于“西化”与“欧化”之漩涡,然而近代中国西方经济学译介过程并非简单地移植,亦非中国传统经济学发展的结果,而是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和传统经济学双重体系影响下的产物。从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名称economics的庞杂译名中可窥一斑。虽最终以“经济学”胜出而告终,但严复所译“计学”在众多译名中独树一帜,其译名概念意义凸显了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功用与学科功用,也在语言层面兼顾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经世之说,有利于学科确立和西方经济思想进一步传播。对“计学”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近代经济学话语体系形成初期的认识。  相似文献   

2.
Meridianal parts(MP)一词在现代航海科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在现代航海技术的发展上有广泛的用途。例如,在电子计算机航法中(calculator navigation),或电子海图(electronic chart)的设计中,作为基本的数学模型就是建立在这一科学概念之上的。然而这一科学概念的汉语译名却十分混乱。译名多达五六个:如“纬度渐长率”[1]、“渐长纬度”[2]、“子午线渐长率”[3]、或“渐长纬度率”、“经线弧长”[4]、“墨卡托海图上经度一分的弧长”[5]。其中在航海界最常用的是前两个名词,且长期争论未能统一。现在应借助审定航海科学名词之机,通过科学论证、相互协商、予以概念确切规范的汉语名称是十分必要的。我以为衡量一个译名是否准确规范,必须符合以下三个原则:1.要能正确反映这一科学概念的本质及其属性。一个科学名词术语通常具有鲜明确切的科学概念、严谨正确的科学定义。如果概念不统一、定义各异、或对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理解不同则命名就不能统一。上述六种命名,对这一科学概念的本质属性,可概括为两种学术观点:一个观点为“率论”,认为MP的本质属性是倍率、比率(ratio)或百分率(percentage)、如“纬度渐长率”,“子午线渐长率”或“渐长纬度率”等。另一种观点为“长度论”的观点,认为MP的本质属性,是“弧长”、“线长”等、如“渐长纬度”、“经线弧长”等。这两种观点那个观点正确反映该概念的本质属性呢?率论者的观点,据《航海表》对该词的解释:“表中所给纬度渐长率是墨卡托海图上1′赤道海里长度的倍数,也是以墨卡托海图上1′经度为单位的数值”[6]。根据“率”的一般概念,倍率、比率或百分率均为无名数,而MP的单位(赤道海里)则为名数。由之可见“率”的命名,在概念上是混乱的,在解释上是自相矛盾的。另一观点“长度论”,认为MP的本质属性是“弧长”,“渐长值”或“距离”。其值为名数,单位为赤道海里或图上经度1′的弧长。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反映MP的本质属性呢?可参阅英、美、俄等国有关该词的定义:英国为“Length of any parts of an extended meridian”[7];美国是“The length of the arc of a meridian”[8];原苏联为“Рассмолнне на церкомрекой карме”[9],其本质属性均为“长度”或“距离”,而非“倍率”或“比率”。可见“长度论”的观点,基本反映了MP的概念本质属性的。致于这一概念的严格定义,可用数学公式表述如下。因为数学语言的表述是最精确科学的。墨卡托海投影原理图根据墨卡托海图的投影原理,如附图:假设地球为椭圆体,地心C与重心重合、R为赤道平均半径;φ为纬度,则:MP=R tan φ (1)若以赤道的1′弧长(即赤道海里)为单位则:式中M为子午线曲率半径,r为纬[度]圈半径。当φMP为有限增量时则:MP=dMP;sinφ=dφ将其代入(1)式,并求其定积分得:因为:式中:α为地球椭圆体长半轴;e为地球偏心率。将上述值代入(2)式,展开并整理即可求出MP公式:将上式乘以(N为任意数,其商为常数,C=2.302585093),即将自然对数式转换为常用对数式:上式(2)比较科学而又准确的描述了MP的基本概念和科学定义。其定义域0→φ。将其用文字表述,可定义为“在墨卡托海图上,渐长子午线由赤道(φ=0)至某纬圈的长度,以赤道海里为单位,称为渐长纬度,符号为“MP”。这是根据纬度的涵义:“Angular distance from Equator. Measured by arc of meridian intercepted by Equator and paralle of latitude”[10]。既然在地球上子午线的弧长称之为纬度,则在墨卡托海图上,渐长子午线的长度称之为“渐长纬度”也就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了。2.科学译名应符合汉语构词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是衡量译名是否确切的又一原则。某些汉语词汇具有相关性或对称性的特点。譬如“率”的相关词:利率与利息、变化率与变化量、渐长率与渐长量等等,这些相关词往往存在着某种数字的相关性。如果将MP命名为“××渐长率”则其相关词“××渐长值”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将MP命名为“渐长纬度”则其相关词“渐长纬度率”则可定义为:“在墨卡托海图上某纬度(φ)的1′弧长与赤道1′(或图上经度1′)弧长之比”,其值约等于纬度的正割(secφ)。其准确度为±0′.01。可通过《航海表》表Ⅲ-3计算出纬度1′的弧长,加以对比如下:渐长纬度率secφ,在理论上表述了“在墨卡托海图上,纬度的1′弧长,随纬度的增加而渐长,其渐长值等于secφ。在航海实践中,secφ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海图作业中,为什么要求在纬度圈附近量取“距离”或“长度”;也是天文定位中,作图法求纬度差的理论依据。3.译名要遵循“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的原则”。航海是一门多学科综合性应用的学科。地文航海是《测量学》的应用学科,《测量学》上已定名MP为“渐长纬度”,如果没有概念上的错误、则“纬度渐长率”就应该加以正名,改为“渐长纬度”。这就是结论。如果将定义域改为某一给定纬圈至另一给定纬圈间渐长子午线弧长,则此渐长子午线可称为该两纬度间的渐长纬度差,符号DMP。则原用的“纬度渐长率差”则应改正为“渐长纬度差”。注释〔1〕“纬度渐长率”见台湾《航海航业专科大词典》,台湾五洲图书出版社,1984年。〔2〕“渐长纬度”参阅日本四之宫博编(英和航海用语辞典》新订版,成山堂书店,昭和58年。〔3〕“子午线渐长率”参阅《综合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4〕“经线弧长”参阅《英汉科技大词库》、《英汉现代科技大词典》、《新编英汉科技大词典》等,科学出版社。〔5〕“墨卡托海图上经度一分弧长”,参阅《英汉辞海》,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6〕《航海表》,海司航保部,1962年,书号B101。〔7〕C.W.T Layton, Dictionary of Nautical Words and Terms, Revised by Peter Clissold 1982.〔8〕Bruvditch, American Practical Navigator ‘Glossary of Marine Navigation’ 1981 Defense Mopping Agency Hydrographic Topographic Center.〔9〕в.х.Кузнецо, “навигация”, издатепьство морской транспорт, 1956.〔10〕A.S.Hornby, 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相似文献   

3.
线性代数教材介绍到矩阵求逆公式时,都要引进如下一个矩阵这里Aij(i,j=1,…,n)是矩阵A=(aij)n×naij元的代数余子式,但在构成(*)矩阵时转置排列了。此(*)矩阵在现行多数书中被称作A的伴随矩阵(adjoint matrix),并记作A*这一称谓沿用已久。就拿此中文译名来说,至迟在1956年的《数学名词》(中科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订,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已这样定名。而在1938年的《算学名词汇编》(科学名词审查会编印)中,“adjoint matrix”则译作“附属方阵”。中译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adjoint matrix命名(*)矩阵是否适当?我们来看:首先,这一命名存在歧义的麻烦。因为线性代数课程本身以及一些后继课程,会要讲到概念与之完全不同的伴随矩阵,指的是矩阵A的共轭转置矩阵同一名词和符号,出现完全不同的涵义。这与数学名词(也是一般科学名词)的单一和专用,即(至少理论上)应是一词一义的单义性原则相悖。其次,从名词要与概念的内涵相符这一科学性原则考虑,“adjoint matrix of A”除了表明它与矩阵A的某种相关外,对于所指称的矩阵的特性几乎无所反映,所用符号“A*”在此对所表述的概念也不具有更多的启示。第三,再从名词的专业性和流行性(时代性)来考虑,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当代文献中A*的使用都是按照(2)的理解;而我国现行“国标”(GB3102.11-93)也明确界定符号A*在数学中指的是(2)。综上,可以认为用伴随矩阵A*命名(*)是欠妥的。一些作者就使用了另外一些名称。例如,有的使用经典(古典)伴随矩阵[1,2],冠以限制词来表示(*)矩阵;有的则回到早先的附属方阵[3]。在相应的符号上,有的仍沿用A*,有的则改用adjA。但是所有这些,说到底还是adjoint matrix,只是中文译名变化并未能改变问题之所在。另有一些作者使用了相伴矩阵(associate matrix)[4]、转置伴随矩阵(adjugate matrix)[5,6],从而回避了前述歧义问题,后者更点出了(*)矩阵“转置”的特性。顺便说一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数学名词》(1993年)已列入了“adjugate matrix”这一词条。笔者在[7]中曾对(*)矩阵使用了另一命名,着眼于准确明晰地反映这一概念的内涵所指的特征。事实上,(*)矩阵的元Aij是矩阵A=(aij)中aij元的代数余子式,这一事实不妨记为cofA=(Aij)即,“cofactor of matrix A”;又,这些Aij元在(*)矩阵中是经转置排列的,即有故此矩阵可直接称为A的余子式转置阵,记如(3)。很明显,这一命名和记号清楚地揭示了(*)矩阵的全部内涵与特性。作为一个组合派生名词,“余子式—转置—矩阵”的命名,在线性代数学科概念体系中,结构层次合理清晰,与相关概念逻辑相容成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确命名和规范使用数学名词与符号,是数学工作者和数学教育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管见,难免失当,谨此就教于有关学者专家,期望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① 较早指出(*)矩阵的转置特性的有如柯召译А.Г.Курош的《高等代数教程》(商务印书馆,1953)第102页,在译名“附加矩阵”后括弧内又写了“倒置矩阵”。  相似文献   

4.
本文着重论述和分析了关于亚当·斯密的哲学、伦理学和经济政策思想的几个问题,指出斯密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其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带有跨学科性。亚当·斯密是技术社会学的先驱者之一。本文对于斯密关于经济人、伦理人的不同立论及所谓斯密难题进行了一些分析。最后,着重讨论了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市场制度自行调节的思想及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思想。本文首次提出可以把看不见的手同看得见的手、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同国家干涉主义经济政策的张力和矛盾关系称为斯密一凯恩斯难题,指出研究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相似文献   

5.
“中国术语学”建设的关键在于立足中国术语研究和实践,凸显其中国特色。“中国味”体现了钱学森对术语定名工作的基本理念,是其术语翻译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中国术语学”建设具有重要启发。然而,钱氏术语译名的“中国味”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内涵。文章从形、音、义三方面出发,结合钱学森术语翻译实例,考察钱氏术语“中国味”在术语翻译中的体现及其适用限制,以期详明“中国味”的内涵,丰富术语翻译理论,为构建“中国术语学”理论提供借鉴。  相似文献   

6.
natural history一般被翻译成“博物学”,文章从三方面论述应译为“自然史”。这一译名之争将远不止是文辞上的修订,更关涉对科学的理解以及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诠释,提出史学传统与哲学传统相对,是以具体的、地方性的、体验性的的、记述的方式展开的,因此natural history仍然是一种史学。  相似文献   

7.
麻黄碱(麻黄素)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中药科学化研究的最重要的药物之一.但早期研究均以外文发表,由于译者的不同,ephedrine一 词在中文翻译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多种音译名和意译名.虽经过长期使用和两次官方的译名审定,至今“麻黄碱”“麻黄素”两个中文译名仍然并存.ephedrine一词中文译名的变化,反映了不同的译者群体对科技名词本土化的不同作用与影响.  相似文献   

8.
"师范"英译追根溯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国有众多的师范学院、师范大学,然而对"师范"的英译却极其混乱,众说纷纭.文章在对目前"师范"的六种英译版本进行评论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师范大学的历史及现状和中国师范大学的特点,重点研究"Normal University"和"Teachers University"的译名之争,提出中国师范大学的英译应该规范、统一,应统一为规范译名--"Normal University".  相似文献   

9.
10.
《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一名之立,费三百载——logic定名评述过眼录》[1]的文章,作者是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杨全红先生。文章介绍了“逻辑”一词定名历经三百余年的旧闻轶事,读来十分有趣。杨文旁征博引,将平日所作笔记刊出,每录言论,则以言论之作者冠为名头,言论之后又标出引文出处,中规中矩。以“逻辑”定logic,可以说是汉语术语规范过程的一个缩影,个中玄妙,也值得我们一再深思玩味。据杨文引述,周振鹤认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中缺少“逻辑”这样的西方哲学的概念,致该概念引入中国以后其定名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明末,耶稣会士依拉丁语(logica)音译作“落日伽”,后又意译为“道”、“理”;至晚清,严复译作“名学”。日本人又译为“论理学”。据统计,到清末为止,逻辑的译名计有近五十种,没有一种占压倒多数。民国初年,章士钊力主使用音译“逻辑”,引起报上争吵。其后亦多词并立,至20世纪下半叶,终告逻辑取胜。严复曾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译名之难,由此可见。不过,译名难,定名亦不易。以西人所云logic一语为例,据说至清末,其在我国即有50种译名之多。一个术语在一个国家之译名竟达半百,其混乱是怎么也难免的了。为规范和统一该术语,我国学人一直在努力,商榷和争鸣即时有所闻,据称民国初年报刊上还因此上演过一段“文斗”呢。该词之“逻辑”译名最终为国人接受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难怪有人要说:“一词之立,费三百载”!一语“逻辑”,五十异名。“译名”自然不是“异名”,但是译名确实导致异名。中国古文中常有通假,意指汉字的通用和假借,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包括同音通假,如以“公”为“功”,借“骏”为“峻”;双声通假,如借“祝”为“织”,借“果”为“敢”;叠韵通假,如借“崇”为“终”,借“革”为“勒”。古书多用通假字;今简化汉字也常常采用,如借“谷”为“穀”,借“吁”为“籲”等。[2]“译”与“异”同音,倒也符合通假的定义。然而从译名到异名的逻辑,却是隐藏在“一名总有多人译,思前想后各不同”的客观道理之中。由此,译名之单数仍为“译名”,译名之复数,便是“异名”。章士钊说,这是“文人通病,每不肯沿用他人已定之名”。他认为,“以义译名”(意译)常常不能吻合原意,所举之例便是logic(逻辑),以作为“音译可免争端之证”。但是音译与意译之争似乎经久不衰,难分轩轾。或问,西方逻辑何时登陆中国?第一次中译文本又系何人所为?杨文有答者曰:傅季重:明朝李之藻同傅汎济合译并于明崇祯四年(1631)刊行的《名理探》,为西方逻辑的第一个中译本,以“名理”译logic。明末来华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亚里士多德的logic时,将其译为“辨学”(亦谓“辩学”,见于《辨学遗迹》)。清道光四年(1824),乐学溪堂刊行的佚名译《名学类通》中,则将logic译作“名学”。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严复在作名学讲演时开始使用“逻辑”一词,并着手翻译《穆勒名学》。他既首创“逻辑”这一音译名,又不摒弃意译的“名学”,因为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名”这个词才与西方的logic含义相近。1902年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严氏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胡晓翔:《浅议译名的是非及翻译的标准》,《上海科技翻译》1996(3)。回首“逻辑”术语公案,杨文引王秉钦[3]言论:第一个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是章士钊先生,他在《民立报》和《甲寅》周刊上发表意见,主张音译。章士钊《逻辑指要》称:“明李之藻所译,是葡萄牙人傅泛际书半部,……马相伯讲授逻辑,以致知二字牒之,未定专称,所撰《致知浅说》……。”其中“傅泛际”或与“傅汎济”无异。李之藻(1565—1630)是明末科学家,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万历进士,历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等职。曾随利玛窦学习西洋历算,主张西法,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读杨先生文,使我联想起“经济”。经济是现今高频词,至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媒体的表现如此。关于经济一词的来历,众说不一,颇有争议。有人说“经济”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再传到中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个词是“出口转内销”。早年间在中国,也有以音译“经济”即economy的时候,写成汉字,表示为“依康老蜜”(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4]今天再看时确实有趣得很。《甲寅》杂志创刊于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主编。读者容挺公对以音译名词如“逻辑”、“依康老蜜”用作学名提出异议:“……倘指科学,用作学名,则愚颇以音译为不适。”百年以后,时过境迁,“老蜜”不再,“逻辑”依然。说明音译意译各有千秋,绝不是简单一句话所能取舍判断。天下文痴,乐在品书。读好文章,当然过瘾。不过也有小小困惑:章士钊(1881—1973)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号秋桐。历史上另有“章氏”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也是学者,太炎是他的号。杨文列在“章太炎”名下的言论(64页),称“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此与同文前引陈福康言论(61页)中“章氏认为……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似为同调。但两个“章氏”确有不同。或请释之。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愚得以品读一词三百载,幸甚至哉! ① 确系“章士钊”之误,作者随他人(林行止先生)而错,本刊向读者致歉。——编者  相似文献   

11.
严复以“计学”对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economics,该译词凸显了20世纪中国“经济学”概念转型的一次尝试,然而东洋“泊来品”——“经济”(之所以置“泊来品”于引号之内,皆因“经济”一词中国自古有之)后来却逐渐占据中国近代经济话语的主导地位(至少从economics的对译术语角度而言如此)。作为承载与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表达系统,语言在知识本体与对象客体间架起了解释和理解的渠道,而本体(ontology)是用来描述一个系统内部知识体系的架构。人文社会术语因其特殊属性对当今计算机形式化语言下的知识本体构建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开辟了本体视角下术语翻译的新维度。文章借西方术语 economics于近代中国的本体转型在多元译词上的反映来凸显近代术语翻译中的术语概念演变,本土语言资源选择与词汇化过程,翻译的术语化过程以及术语传播与效应,以期对中国近代术语翻译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相似文献   

12.
This paper reviews Aristotle’s problematic relationship with modern economic theory. It argues that in terms of valu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y, Aristotle should probably be seen as a precursor to neither classical nor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ought. Indeed, there are strong arguments to be made that Aristotle’s views are completely at odds with all modern economic theory, since, among other things, he was not necessarily concerned with flexible market prices, opposed the use of money to acquire more money, and did not think that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vity were generally beneficial. The paper argues however, that this interpretation goes too far. The Benthamite neoclassical theory of choice can be seen as a dumbing down of Aristotle’s theory, applicable to animals, not humans. Adam Smith and Karl Marx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Aristotle’s work and both started their main economic works with Aristotle: Smith ultimately rejecting, and Marx ultimately developing Aristotle’s views of the use of money to acquire more money.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 new Aristotelian Economics are explored.  相似文献   

13.
Hans Ruin and Patrick Heelan join me in celebrating the rise of post-positivist and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es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actice. Yet as they both know, I am also concerned that the very presence of all the new accounts which give voice to this trend may tempt us into concluding prematurely that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lready been displaced. With especially Ruin’s encouragement, I expand my original discussion of this concern by explaining why I agree with him about the ontologically mistaken suppositions that one might become post-positivistic by doing philosophy “meta-philosophically,” or become phenomenological by making “life” more basic that “nature.”  相似文献   

14.
螺旋分内螺旋和外螺旋,在机械中应用十分广泛。它来自西方,在17世纪传入中国。汉语中表示这种意义的“螺旋”一词,最早见于1612年耶稣会士熊三拔的《泰西水法》。“螺丝钉”的出现在此之后,见于1626年另一位耶稣会士汤若望的《远镜说》。之后,又产生了“螺丝”“螺钉”“螺蛳钉”“螺旋钉”“旋螺钉”等词,这些词有的已经淘汰,有的则沿用下来。  相似文献   

15.
晕渲法是在地图上表示地貌高低起伏的一种方法,17世纪中叶产生于欧洲。晚清时期,晕渲法通过译著传入中国,但当时没有专用名称,被称为“新法”或“斜光之法”;民国时期,“晕渲法”一词出现,据笔者考证应来源于日文书籍,同时期还存在其他别名,如“颜色法”“影线法”“浓淡色法”等;1949年后,晕渲法名称成为主流,但其别名“影线”“阴影”一直存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晕渲法知识的普及和晕渲地图的推广,“晕渲法”这一名称固定下来。  相似文献   

16.
This commentary on Edwin Carels’ essay “Revisiting Tom Tom: Performative anamnesis and autonomous vision in Ken Jacobs’ appropriations of Tom Tom the Piper’s Son” broadens up the media-archaeological framework in which Carels places his text. Notions such as Huhtamo’s topos and Zielinski’s “deep time” are brought into the discussion in order to point out the difficulty to see what there is to see and to question the position of the viewer in front of experimental films like Tom Tom the Piper’s Son and its remakes.  相似文献   

17.
“重心”和“形心”是两个科学术语。它们的出现比较早,前者出现于1623年的《职方外纪》,后者出现于1627年的《奇器图说》。两个词都来自拉丁语,分别是centrum gravitatis和centro figure(或geometrica centrum)的仿译。“重心”后来还传到了日本。但“形心”一词,在《奇器图说》之后的300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人使用。后来在1935年的一本数学名词汇编中再次出现,但它是《奇器图说》中的那个词的沿用,还是后来另行创造的,现在还不能确定。  相似文献   

18.
A conclusion drawn after a conference devoted (in 1995) to the “arrow of time” was the following: “Indeed, it seems not a very great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direction of time” is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supposed to be !”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 more than 130 years after the work of Ludwig Boltzmann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rreversibility of physical phenomena, and that one century after Einstein’s formulation of Special Relativity, we are still not sure what we mean when we talk of “time” or “arrow of time”. We shall try to show that one source of this difficulty is our tendency to confuse, at least verbally, time and becoming, i.e. the course of time and the arrow of time, two concepts that the formalisms of modern physics are careful to distinguish.  相似文献   

19.
Marc Van den Bosche suggests that Heidegger’s conceptions of Gestell and Gelassenheit, taken together with his analysis of Nietzschean Nihilism (interpreted especially by Wolfgang Schirmacher), depicts our era in a way that “supplements” Andrew Feenberg and Don Ihde’s work. Weaving these sources together, he sees the possibility of our becoming (quoting Schirmacher) “technicians” that “live, in a released way, within the groundless.” Here, I raise some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 author has really fitted all these sources together and argue that his idea of becoming post-modern “technicians” appears to require that we first practice a very un-Heideggerian kind of “renunciation.”  相似文献   

20.
“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名词。文章通过对相关概念出现历史背景的梳理,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称为“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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