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转换：第谷天堡及其三重空间意义的重新发现

第谷天堡与天文学革命密切相关，却成为科学史叙事的“边缘”。19世纪末以来，天堡被德伊尔等学者重新发现，三重空间意义逐渐凸显。一为科学实践空间。索伦等人重现了天堡的空间布局与观测仪器，体现出第谷的经验主义哲学转向。二为新旧交替的制度创新空间。克里斯蒂安森等人指出，天堡尽管脱胎于中世纪修道院，却成为王权支持下的“国家科学院”，形成了以精确科学为纲领的新科学共同体。三为艺术修辞赋予的神圣空间。天堡既有南欧的维特鲁威主义艺术风格，又与北欧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同源，为科学革命的多源性留下想象空间。天堡负载的多重意义体现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随着编史学视角的转换，天堡研究由隐及显、愈加丰富，为“边缘”地带的科学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启发。     

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

证伪主义近年来一直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热点。本文探讨了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起因及其发展的历史线索。本文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困难：如经济学理论的证实性差，经济学理论的抽象化，实证性的趋势的加强等是证伪主义的起因。但经济学家在赞扬证伪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在自己的实际研究工作中采用证伪主义，造成了布劳格所称之为的“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的尴尬局面，本文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仅注意波普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的部分，而忽略其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知识进化论所造成的结果。     

生物实验室的合法性和效率——拜尔实验室的组织社会学研究

为了清楚地阐明生物实验室中模式生物与模式空间的关系，作者运用组织社会学，解析19世纪英国拜尔生物实验室采用模式生物文昌鱼塑造模式空间的进程。解析文昌鱼成为生物实验室中合法性“制度道具”的三个空间步骤，阐明文昌鱼作为生物实验室追求效率的“技术设备”的三个空间步骤。研究表明，生物实验室的自我规训过程将科学习惯和学术传统工具化、空间化和图像化，并最终落地为生物实验室的建筑设计和建筑规范。     

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趋向

“信息主义”的原初含义是描述当代社会的技术特征的,但由于各个学术领域中研究方法和观察视野上普遍存在的“信息转向”,无疑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去分析人类认识成果中的新特点。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也兴起了一种信息主义的趋向。一方面,这种趋向来自于科学哲学所反思的对象——科学研究中信息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内部自从“语言学转向”和“语言主义”兴起后,也表现出走向信息主义的趋向。从这样一种视域去重新审视科学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可以启发我们获得新的认识,开阔科学哲学反思的新空间。     

“科学知识”社会学概念及其哲学背景

最近十多年,科学社会学领域发生着重大变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可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进展。它涉及诸多领域,包括不少概念、命题、方法。我们评价这一进展,确实需要许多人的许多工作,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刘珺珺教授已有很好的开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哲学背景很值得注意。这是因为,当今“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并不限于科学社会学这一个领域,此外,就这一领域的“科学知识”研究而言,确实带有某种“哲学思辨”,也确实一再受到科学哲学争论的启发。     

皮尔士的科学哲学──反基础主义和可误论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发展也是从基础主义到反基础主义的发展，是可误论不断加强的过程。而早在逻辑实证主义之前，美国科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就比较充分地论述了反基础主义和可误论的科学知识理论。虽然皮尔士仍然把真理看做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绝对正确的知道，但他认为没有任何基础保证我们现有的信念是真理，我们的一切信念都可以受到批判或反驳。皮尔士彻底批判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基础主义，提出了反基础主义的科学知识理论。这种知识理论经过２０世纪的发展，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和整个认识论的主流。     

"告别理性"与"制造知识"--费耶阿本德与SSK科学知识观的比较

费氏与第二代SSK后现代科学知识观既相通又不尽相同."告别理性"表征了费耶阿本德的激进历史主义科学知识观,而"制造知识"可谓SSK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的典型特征.从前者到后者的历史演变体现了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必然进路.后现代科学知识观不仅没能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反而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泛文化主义泥潭.     

开放获取——科学公有主义的当代形塑

传统的科学公有主义只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并没有考虑研究者和公众如何获取科学知识,一些出版商通过高价出售学术期刊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出版商与科学共同体的矛盾在当代逐渐激化。开放获取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在21世纪初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影响越来越大。这一运动要求打破科学知识获取的人为壁垒,真正实现科学知识的公有,倡导通过网络平台免费向研究者和公众提供科学论文。开放获取运动不是简单地向传统的科学公有主义回归,而是在当代条件下对科学公有主义的重新形塑,它倡导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主义——科学知识不仅在知识论意义上属于全社会,在产权意义上也属于全社会。     

开放获取——科学公有主义的当代形塑

传统的科学公有主义只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并没有考虑研究者和公众如何获取科学知识,一些出版商通过高价出售学术期刊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出版商与科学共同体的矛盾在当代逐渐激化。开放获取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在21世纪初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影响越来越大。这一运动要求打破科学知识获取的人为壁垒,真正实现科学知识的公有,倡导通过网络平台免费向研究者和公众提供科学论文。开放获取运动不是简单地向传统的科学公有主义回归,而是在当代条件下对科学公有主义的重新形塑,它倡导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主义——科学知识不仅在知识论意义上属于全社会,在产权意义上也属于全社会。     

中国学术和教育：存在问题与救治之方（六）——中国科学：亟需从规范走向创新

1942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针对纳粹德国出现的“科学政治化”运动对科学自主性所造成的危害提出四条“科学规范”，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理性的怀疑主义，意在防止和抑制特定的社会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干扰和侵蚀，“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促进科学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2000年以来，我国科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科学行政化”对科学自主性的负面影响，强烈要求变革科技体制、重建学术规范、重振科学的“精神气质”、“以科学的方法管理科学”。     

猜想与选择:由经验到科学知识的主体建构

在知识工具主义、建构主义、经验主义、逻辑主义、实证主义等理论流派见解启发下，以私人知识与公共知识区分为前提，认为知识建构于“概念”形成与结构猜想，结果于主体的工具有效性选择；科学知识不外是符合以实践有效性为核心标准的“科学化之筛”要求的知识；以此对个体知识生产过程给予过程描述。     

科学传播中的逻辑维度：辩护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

从逻辑维度而言，科学传播的本质是改变思维方式。在每一种科学传播的背后，都隐藏其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传统科普关注科学知识，其背后是演绎主义思维；公众理解科学关注受众态度，其背后是面向公众的修辞学思维；反思性科学传播关注传播机制，特别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其背后是元认知的批判性思维。大科学视域下的科学传播新时代，要求把公众作为平等的理性对话者，从以一方为中心的“缺失”模型演进到以论证为中心的对话模型，以期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反思性均衡”。为此，科学传播必须超越绝对的理性主义和相对的修辞学，秉持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才能建设一个良构的科学传播共同体。     

相对主义的实证纲领—柯林斯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思想述评

柯林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有独特的观点和见解。他与同事们提出的科学争论方法为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场所。他提出的科学知识中的缄默知识、同族能力、科学争论中的“核心群”以及科学知识的构造观点都促进了对科学知识的深入研究。     

论科学合理性与科学进步

与科学在当今世界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和璀璨成就相比，科学哲学对于科学何以是合理的和进步的之解读，似乎显得异常地滞后和相形见绌，本文通过澄清科学合理性和科学进步的概念，从合理性的多元性，科学进步合理性模式的社会历史性和不完备性等对此作了试探性的阐释，并指明只有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补充科学哲学以及把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令人满意”地解读科学是何以合理和进步的。     

香山科学会议第486—490次学术讨论会简述

2014年4月1—17日,香山科学会议陆续召开了主题为：“城市地下空间火灾安全基础科学问题”、“文化遗产空间观测与认知”、“太赫兹波在生物医学应用中的科学问题与前沿技术”、“国家大型健康队列建设与应用”、“地球系统动力环境变量可预报性研究的进展和挑战”的第486-490次学术讨论会。     

劳丹的“不合理性假定”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迪昂－奎因论题的提出暴露了传统科学的重大缺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是传统科学哲学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劳丹理论虽然顺应了科学的发展，但仍有保守性的一面，他用“不合理性假定”试图规范科学知识社会学，但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本没有顾及到这条戒令，并显示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经济学分析——国外科学知识经济济学述评

科学知识经济学把科学知识作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以"科学基本上是社会的"这个命题作为出发点,明确以经济学术语描述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把来自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非合作博弈论、信息理论等领域的概念付诸应用.它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机制的阐述在理论上有助于应对科学相对主义的威胁,在实践上对制定科学政策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皮尔士的科学哲学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发展也是从基础主义到反基础主义的发展,是可误论不断加强的过程。而上在逻辑实证主义之前,美国科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就比较充分地论述了反基础主义和可误论的科学知识理论。虽然皮尔干仍然把真理,我们的一切信念都可以受到批判或反驳。皮尔士彻底批判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基础主义,提出了反基础主义的科学知识理论。这种知识理论经过２０世纪的发展,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和整个     

共建: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社会”品格

关于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问题,历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其中从本质主义转向建构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那就是强调社会的共建。爱丁堡学派和巴黎学派对科学知识建构的社会性有深入的探讨,彰显了科学知识生产的群体性。在群体或不同的文化中生产科学知识离不开协商,且科学知识的生产也离不开科学的争论,同时在争论中也会产生协商,研究科学中的协商问题突出了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群体沟通特性,最终将迈向群体的共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辩证本性日益通过"共建"这个范畴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共建科学知识的辩证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后一千年的命运

一部科学史,不但是科学发现的历史,而且又是科学知识社会化的历史。我们不应单纯地把科学史看作一部“科学发现史”。科学,从本质上来看是社会性的。科学活动的本质是社会性的,科学知识的本质也是社会性的。但是,从形式上来看,科学研究活动只能以个别的形式(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是以个体的形式,在现代是以“小团体”的形式)进行;任何科学发现在其首次“问世”的时候,也必然是“个人”(或“小团体)所掌握的知识。要使个人的科学发现、个人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变成被社会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说使科学知识在形式上也成为社会性的,其间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