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科学哲学理论范式的发展与构建

系统科学哲学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范式,主要有一般系统理论范式、自组织理论范式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范式。一种力图运用系统概念、以复杂系统整体论理念为核心、以超越还原论的系统方法论认识和处理系统复杂性问题的系统科学哲学体系正在逐步成熟。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在科学哲学的层面,对各个理论范式进行新的分析和概括。特别是,需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整体论思想,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重新阐释,吸收融入系统科学哲学的思想和方法论之中;以认识和处理复杂性为核心,提炼出复杂系统整体论、复杂系统原理和复杂系统方法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发挥和发展其独特的方法论价值。     

吉利斯的概率哲学理论述评

英国哲学家吉利斯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概率基础、逻辑哲学与数学哲学,对概率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在吉利斯关于概率哲学的研究中,他对当今各种主要的概率解释都给予过深刻的检视。他对这些概率解释所面临的困难的讨论使他得出了自己关于概率这个概念的相当具有原创性的见解。本文试图勾勒出吉利斯的概率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轮廓,并对其中的一些观点给予分析和评价。     

集体何以可能?——吉尔伯特多元主体哲学理论评述

随着社会建构论研究的深入,社会认识论的认知主体开始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而对集体的澄清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哲学家玛格丽特·吉尔伯特从认知主体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多元主体(plural subject)共同承诺(joint commitment)等概念,细致的剖析了集体的形成过程.     

基于信息哲学理论关于存在问题的新思考——存在的层次、存在与非存在

邬焜的信息哲学开辟了一条阐释存在问题的新路径,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存在的含义和范围的新认识。讨论存在与非存在问题先要从存在的层次划分入手。根据信息哲学的存在分割可以将存在归纳为四个层次:A.客观直接存在,B.客观间接存在,C.主观自为存在,D.主观再生存在。一个事物的存在层次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涵盖这四个层次。与存在对立的非存在概念也因为存在概念范围的变化而有了变化。如果存在是"有",那么非存在就可以解释为"无"。存在和非存在是相互转化的,在他们的相互转化中有几种性质,它们分别是:延续性,发展性,偶然性,可回顾性和可预测性。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论方以智科学实践中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之灵魂和动力,在方以智科学实践中,体现出中国传统科学精神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的共存和融合,它们是：“穷理极物”的求索热情、“物共一理”的理想观念、“集千古之智”的宽阔胸怀和“以实事证实理”的怀疑实证精神。     

朝向一个科学历史性的科学哲学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从概念上来说分属于事实与观念，科学史是事实的搜集，科学哲学则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知。二者的融合与互动，造就了朝向一个科学历史性的科学哲学。科学的归纳推理总不止是单纯的搜集事实，不仅要把事实收集在一起，而且要以新观点审视它们。同时还要引入一种新的精神因素，为了进行归纳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素质和训练。当代每一学科科学史发展与学科规律认识正在促进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融合与互动以及科学本身的发展。     

科学理性与科学民主的统一

二十世纪科学哲学运动的狂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席卷了所有科学哲学的派别,同时也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意义上赋予了它们科学理性和科学民主的洗礼。正像科学理性是整个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科学民主亦是整个社会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的过程中,科学理性与科学民主的内在要求是不可分割地一致的,因为没有科学民主的理性是“独裁的”,而没有科学理性的民主是“疯狂的”。随着“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及“修辞学转向”的演变,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推翻纯粹理性的“独裁”和消除激进民主的“疯狂”,从而走…     

科学传统与科学革命

在科学史上,“革命”一词最早出现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天体运行论》的拉丁文原名是De Revolutionibus,其中的revolutionibus一词原意指“运行”、“转动”。由于哥白尼学说一反以往的科学传统,掀起了科学史上的一场大革命,所以revolutionibus一词逐渐又具有了“革命”的新义。自那以来,“科学革命”便为科学史研究的一个课题。什么样的变化才构成一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本质和引起的后果是什么?很久以前,西方科学史家们主要持一种内史论观点,即认为科学革命是科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或至     

科学原创与科学积累

我国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匮乏的根本原因是科学积累上的弱势，就科学整体发展水平而论，中国科学正处在一个积累的，而非原创的时代，科学积累不单纯是知识的积累，它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积累是取得的原始创性成果的前提与基础，充分重视科学积累在原创性研究中的作用对我国的科学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修辞学

科学社会学的当代发展与科学修辞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默顿的“规范”、库恩的“范式”、SSK的“纲领”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修辞学的意义。SSK所提出的科学的社会修辞学理论是对规范主义科学社会学、历史主义科学社会学、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的推进和发展。     

科学文化与文化科学

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由于思想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双重催生,科学成为一种主流文化,获得无上的权威;但是,作为工业文明主导的科学文化又似乎变得越来越失去文化的内涵,产生了所谓的文化迷失与人文缺失等异化现象。本文深思这种现象,强调科学并不凌驾于其它文化传统之上而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应当从强势文化走向平权文化,回复科学技术的文化本性。文化科学就是让科学回复文化的内涵,重新变得有文化。     

科学理论与科学传统

1.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论理论是一个系统的命题(或语句)。一个命题系统不只是一个命题集合,因为在一个系统之中,众多命题之间,并非孤立并排,杂陈堆砌。在一个系统里,一个命题有它相对的逻辑地位,众多命题之间,存在着涵蕴关系的链锁,彼此互相关应在一起,有本末先后,有主干末梢。充当理论的命题通常不只是用来报告我们的感官经验,只是感觉经验内容的报告,彼此     

科学文化学:探寻科学的文化本性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走过的三十年, 正是中国元科学研究迅猛发展的三十年.三十年来, <自然辩证法通讯>对于中国元科学研究的发展不仅起着见证和记载的作用, 更是起着引领和推动的作用.     

科学的社会契约与后常规科学

科学的社会契约描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政府以经费资助和给予科学家自治权来换取科学发现及技术创新。随着科技活动的发展,科研方式、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契约的两个隐含前提——科研诚信与线性模式——受到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不同方面的冲击,使原契约关系受到了挑战。后常规科学描述科学知识生产的新状况中科学知识质量标准的转变以及对同行评议的质量控制方式的扩展,为科学的社会契约的调整方向从理念上提供了启示。     

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科学价值观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民历程,即是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历程。由于这一过程遭逢中华帝国衰落和西方列强侵扰的特殊遇境,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历经了从“夷技”到“长技”再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渐进曲折的变化过程,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别扭的二元基本架构的非理性科学价值观。这一价值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建设也产生了某种误导。确立一个适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的科学价值观已成为“     

科学的极限

随着人类知识和技能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某些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这同技术的能力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由于基本的物理上的壁障。遥远宇宙的观测、星际旅行和概念性思维似乎都有这类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