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家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家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本文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德国汉学家在十几个中国科技史领域研究成果,并从汉学史方面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定位。在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路将传统中国知识纳入近现代的西方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方面,德国汉学家们的研究实际上是第一步的尝试,他们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都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家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也迅速反哺到了中国学术界。竺可桢等一批具有科学史意识的科学家,也已经开始运用现代的学术方法对中国科学史进行研究。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数学教育的体制化

1913年北京大学数学门招生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的正式开始,从这时到20年代末是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的初创期,这一时期归国留学生在国内高校创建了不少的数学系,高校中还出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团体和刊物,到20年代末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初见端倪。1930－1937年是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全国数学系的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归国留学生的日渐增多,高校师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高校数学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也日渐成熟（这主要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的算学系或数学系为代表）,许多高校在教学的同时还进行数学研究,并且还有几所高校开始培养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已基本上形成。1937－1949年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0世纪上半叶中医在新加坡的体制化

中医在新加坡的体制化探索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可从与英殖民政府、新加坡中医界自身、与中国方面关系三个视角进行考察。其一是利用法令管制的空白获得相对自由的环境,同时通过官方支持慈善中医事业使中医间接受益。其二是新加坡中医界自身转型的实践,包括中医教学的继承与创新、医考与医刊的创设等。其三是与中国中医变革的联动,在中西医论争时加入中医阵营,并主动接轨民国政府的中医管理政策。评价新加坡中医的体制化探索历程,应梳理其体制化程度、特殊模式以及作为双重他者的特征,分析其正面意义和负面影响,从而构成新加坡中医作为海外中医发展的个案研究。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和日本的物理学

１９世纪中期至２０世纪初期是中国和日本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重要历史时期。该文通过讨论物理学书籍的翻译与教科书的编译、教学与研究、统一名词及组织学会等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该时期两国传播和接受物理学知识的异同。     

科学理性与社会参与:论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这篇论文以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为探索，着力探讨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影响，论文首先是探讨近代中国社会之科学观的演变，即从科学的器物，知识层面到科学的体制，社会层面再到科学的精神，价值层面，这个过程是科学家与中国社会之互动关系的思想基础，其次论文是从一些典型事件来分析这种互动关系的科学－社会意义和科学－文化意义，即科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思想推动到体制推动，演绎出一些特殊的社会现象，论文最后拟探讨科学对中国社会的深层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古为今用:美国学者眼中数学史的教育价值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HPM)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数学教育研究领域.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数学史家和数学教育家们对数学历史的教育功能多有阐述,成为促进HPM创立并深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功能包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学生的数学观、使数学人性化、让学生从原始文献汲取数学家的原始思想和社会文化信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数学、增强学生的自信心、通过历史可以了解学生学习数学的困难和认知过程、为教材编写提供借鉴等等.这些功能对于我们今天运用科学史于科学教育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也让我们树立这样的信念:数学史并不是无用的学问.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学术来源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传统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共发展经历了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30至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50到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形和发展阶段及其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等4个不同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是“科学为本”观念支配时期，后两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支配时期，其特色在于巨大的社会影响，现实关怀的基本品格和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等方面。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文地理学批判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界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科学领域各个学科中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内容的批判运动。本篇文章在梳理科学批判整体浪潮影响下的人文地理学批判的背景、过程与特点的同时,指出了人文地理学批判的评价标准,也指明这场批判运动始于知识分子的自发行为,在特殊的环境下逐渐向"左"的方向发展。     

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

本世纪前期,第一代中国科技史家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的学科史研究,其主要动机之一是为中国及其化辩护,本世纪后期,科技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大致遵循了50年代提出的构想,在中国科技史的史料考证和学科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显的成绩,受到了国际上同行们尊敬,但是,国内的研究偏重于内史,基本上还处于成就描述阶段,与目前西方学的工作存在着阶段性差距,我们应当引进科学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丰富研究视角,跟踪国外科技史研究的前沿,扩大研究的深度和范围,扩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规范科技史教育,提高语言水平。     

再谈中国数学史研究的两次运动

20世纪的中国数学史研究，在李俨与钱宝琮、吴文俊的倡导下，出现了以“发现”和“复原”为主流特征的两次运动。为了回答对20世纪中国数学史研究存在两次运动的提法的质疑，进一步论述了李钱运动中的“复原”研究与吴运动中倡导的“古证复原”的本质差别。20世纪的中国数学史研究范式的转变，可以看作是科学编史学的一个案例，值得认真的对待。     

中国数学史研究中某些矛盾结论的分析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结论中，在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论构造、珠等评价等方面存在互相矛盾的结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既有方法论层次上的问题，也有中西古代数学比较标准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数学应当在运演工具、建构模式、价值走向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杨振宁与20世纪物理学——基于《20世纪物理学》的实证研究

以《20世纪物理学》(三卷本)为线索,尝试从新的视角评价杨振宁的学术成就:考察西方主流物理学史教科书里关于杨振宁科学贡献的记载及其影响,分析西方主流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对杨振宁科学贡献的评价,进而管窥华人科学家在20世纪物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主流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对杨振宁及其科学贡献的评价是很高的。杨振宁也是20世纪物理史上华人科学家的杰出代表。     

20世纪对西方占星术的科学检验

20世纪,一些学者和科学家试图用已有的科学理论和哲学分析将西方占星术(astrology)①排除在科学之外,但真正让西方占星术目前仍没能走入主流科学里的,却是近30年来的几百个对占星术有效性的科学检验.今天从哲学上看,无论是证伪主义所表述的科学是理性的,还是历史主义所表述的科学是非理性的都一致地把占星术拒斥在科学之外.占星术之所以又会在大众中盛行起来,是缘于在20世纪初人们开始对科学万能发生质疑,同时对主要是涉及精神领域的占星术,至今仍没有能很好替代它的科学学科,正如化学、核物理学可以很好地替代炼金术那样.     

中国数学史研究状况与趋势——基于2001—2010年数学史文献的计量分析

通过对2001—2010年数学史主流期刊文献的统计和分析,呈现出我国数学史研究在主题和内容、研究队伍及其区域分布、基金资助三个方面的情况,以揭示我国数学史研究的趋势和特征。     

史料与方法: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思考

自李俨、钱宝琮始,国内外学者开始用现代数学方法整理古代数学遗产,并建立了中国数学史学科的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起,吴文俊倡导对于中国古代数学的"古证复原",提出了数学史研究"古为今用"的目标。今天的中国数学史研究正向广度与深度两方面拓展。从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来看,存在三个互相关联并需要反思的理论议题。第一,辉格解释问题,其实质在于探究现代数学对古代数学的解释限度;第二,史料问题,其目的在于探讨古代数学实作传统的多样性;第三,古为今用问题,它与前两个议题及数学史的学科定位有关。数学史的研究实践正通过独有的方式探讨上述议题,因此长期存在于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之争论是没有必要的。     

发扬国粹:中国科学社与早期中国数学史研究

中国科学社和它的《科学》杂志自从1915年成立,一贯支持中国数学史研究.虽然第一任社长任鸿隽对中国知识遗产怀有轻视态度,但是比他年轻的社员对中国数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桥梁专家茅以升起了尤其关键的作用,先后介绍李俨、钱宝琮到《科学》杂志去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科学》在1915到1939年间发表的中国数学史文章,占了全国这方面的论文的将近20％.科学社之所以跟数学史研究者关系如此密切,可能有以下原因:1)数学史作为现代学科在世界上被建立,成为一种模范,也创造了中国对国际学术贡献的机会.2)1890年代出生的中国科学家希望在国际上提升中国的形象.3)中国传统数学属于“安全的”历史遗产,尤其是跟当时的中医相比.     

20世纪的哲学革命

２０世纪已经被描述为“哲学改造”（德国,Ｋａｒｌ－ＯｔｔｏＡｐｅｌ）或“哲学革命”（英国,Ａ．Ｊ．Ａｙｅｒ）的世纪。这场哲学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要么从哲学中剔除形而上学．要么重建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哲学中一直占有十分明显的地位,而且已经延续了２４００年。可是,２０世纪哲学革命的第一个内容,便是围绕着是否应该在哲学中继续包含形而上学而展开的。哈拉雷·普特南曾经客观地指出过：“１７世纪以来的科学史一直是反形而上学的。”正是由于科学史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导致…     

邹腾:19世纪数学史家、丹麦数学的先驱者

作为19世纪法国几何学泰斗沙勒最好和最忠实的弟子,丹麦数学家邹腾继承了沙勒的有关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枚举几何学。在数学史方面,他开创了古希腊数学史研究传统,成为19世纪末最重要的数学史家之一。邹腾为丹麦数学登上国际舞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丹麦大学数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丹麦现代数学的先驱者。对于后人而言,邹腾的学术成就和人格情操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