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康乾之际文人对西学态度之改变及其背景

康乾之际文人对西学的态度及其演变 ,与社会、宗教、政治诸因素密切相关。文章试图结合中西文献 ,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 ,考察 1 8世纪上半叶历算活动的复杂背景 ,分析 1 71 1年前后康熙从深信到怀疑欧洲天文学的过程 ,指出康熙倡导“自立”精神 ,是想努力摆脱传教士对历算的控制。并详细讨论了何国宗、梅成反教的家庭背景 ,及其与耶稣会士和奉教天文学家的矛盾。他们对西学的态度影响了乾嘉学派钱大昕等人 ,于是对西学的看法从宫廷传到江南 ,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乾隆、嘉庆之后“西学中源”说之盛行 ,也与此密切相关。     

天旋、岁差与中西之争——清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线索

明清之际西方岁差的"恒星东移"解释传入中国,引爆了激烈的中西论争。梅文鼎通过对历算史的重构将"恒星东移"纳入中法范式,但分歧并未就此消弭。安清翘通过解构西学、回归中学,将"恒星东移"从中学体系剔除出去,同时对"西学中源说"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令人深思的是,梅文鼎倡导"西学中源说"是以默认西学优于中学为隐含前提,安清翘批评"西学中源说"则以否定西学优于中学为预设基础,立论虽然不同,但目标却出奇的一致,即发扬传统以求超胜!就中学的维护和弘扬而言,"西学中源"的解构者安清翘甚至比倡导者梅文鼎更坚决、更彻底。岁差与中西之争的表象之下,隐含着当时受到西学影响而升华的中国传统天旋模式之争这一深刻背景。三者复杂纠缠、整体联动,刻画出有清一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清晰而重要的线索。     

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关于岁差理论之争议与解释

关于岁差,古代中国和西方天文学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天文学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认为是黄道沿赤道的西滑导致了冬至点的西退,从而致使"天周"与"岁周"不同.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岁差只是一个历法概念.而古代西方天文学则继承了古希腊传统,将岁差解释为"恒星东移"的结果.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引入与中国传统岁差理论截然不同的"恒星东移"之论.当时恰逢"中西历争",为争夺钦天监控制权,奉教天文学家和保守士人之间曾发生激烈争斗,而由西方传入的"恒星东移"之论曾卷入这场争论当中.文章试图以"中西历争"为线索讨论当时不同背景中的士人或历算家关于此论的争议与解释.通过考察发现:"中西历争"之中,奉教天文学家藉此论宣扬西法之优越,保守士人则将其作为抨击奉教天文学家的主要着力点之一.而当时一些志在"会通中西"的历算学者对此却持一个较宽容的态度.在"西学中源"说这一背景之下,梅文鼎等又通过历算史重构的方式将"恒星东移"之论纳入到传统的"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框架之中.     

梅文鼎与西学:“礼失求野”与“西学中源”

"礼失求野"和"西学中源"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间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两者都认为当时的中学已落后于西学,但两者也存在显著不同,前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而后者明确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礼失求野"和"西学中源"的思想在梅文鼎身上都有明显体现,但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未曾论及"西学中源"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帝召见后,才开始大力宣扬这种思想。其孙梅珏成也受到梅文鼎这种转变的影响。     

梅文鼎与西学:“礼失求野”与“西学中源”

"礼失求野"和"西学中源"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间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两者都认为当时的中学已落后于西学,但两者也存在显著不同,前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而后者明确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礼失求野"和"西学中源"的思想在梅文鼎身上都有明显体现,但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未曾论及"西学中源"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帝召见后,才开始大力宣扬这种思想。其孙梅珏成也受到梅文鼎这种转变的影响。     

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

17世纪60年代,受杨光先反教案的触动,康熙开始学习西学。他不仅在业余时间勤奋学习西方历算,也将科学作为控制汉人的手段。作为外来的知识,欧洲科学在康熙的政治生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根据对1668年和1692年两次日影观测的分析,讨论了康熙学习西学的起因,以及他如何运用科学新知在汉族大臣面前作秀;并根据中西文史料,以1711年夏至日影观测为例,详细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委,康熙借助科学控制耶稣会士的目的,以及知识和权力交织的复杂背景,这将有助于理解1713年蒙养斋算学馆的建立和历法改革的真正原因。     

刘岳云的“西学中源”论及其构建的科学知识体系——《格物中法》初探

《格物中法》是晚清“西学中源”说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作者刘岳云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搜集了大量有关科学及技术的记载和论述,把它们组织起来,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式科学知识体系,从而论证“西学中源”说,并与西学一较短长.文章分析了《格物中法》的选材和构架,并发掘其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的意义.     

试论梅文鼎的围日圆象说

为解决以前行星理论中宇宙论与计算之间存在的矛盾,梅文鼎提出"围日圆象"说,以为五星运行于以本天为心的岁轮之上,其轨迹成围日之圆象。这一理论为后世历算界所接纳,收入钦定《历象考成》之中。但是,梅文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计算层面上,并未深入到五星模型物理层面上的"实指"。乾嘉中后期考据学者多以历算研究为经学研究的工具。一些学者对小轮体系的实在性提出怀疑,认为"天体运动所以然之故终非可以臆度"。但"围日圆象"说在历算学中的地位并未被撼动。至晚清,牛顿引力理论传入中国后,仍有一些学者以"围日圆象"说为正理。     

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

自明末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至清末,一直存在着时起时伏的“新旧之争”。在这种斗争中出现了一种“西学源于中法”说,此说对清代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是清代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试就数学发展的情形,对它的形成过程、产生的原因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一、“西学源于中法”说从目前笔者见到的资料考察,此说最早由康熙提出,经梅文鼎(1633—1721)、梅(?)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清初历算大师梅文鼎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是清初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的民间天文、数学家。他生当西方科学传人中国的时代,毕生致力于阐发西学要旨、表彰中学精华,对于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通过这一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     

明清之际中西历法同异的争论

本文讨论了明清之际的数次中西历法同异之争,随着对西法了解的深入,人们对中西差异的认识更加明确和具体,双方的冲突也愈加激烈。中西历法优劣之辩如同水火交争,不仅影响了明代历法改革的进程,也造成了清代中西思想和文化上的冲突。可以说"其所不同者,则人为之也",中西历法的论争不仅是科学上的争论与冲突,更是文化乃至政治上的隔阂与摩擦。     

“西学中源”说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形象的构建

“作君作师”是“道治合一”圣王形象构建的必然要求,因此,康熙帝对“知识权威”形象的塑造一直十分用心,学习儒家文化时如此,学习西方科学时更是如此。康熙帝与西方科学的接触虽始自“断人是非”之需,然而,他在随后数十年中对西方科学的孜孜以求和大加利用却源于它在“道治合一”形象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康熙帝对“西学中源”说的倡导是其“道治合一”形象构建的必然选择,而此形象的成功塑造必然会导致整个士人阶层的地位下降,士人话语权力的丧失在“西学中源”说的倡导过程中亦清晰可见。     

明末清初的科学话语空间——观察西方科学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视角

关于明末清初中西会通中西学对中国科学和文化影响的评价,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争论非常激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中西会通之后,西学以何种形式在中国存在？其实,明末清初的中西会通过程中存在两种话语空间,即公共话语空间和私人话语空间。皇帝、士大夫、民众和传教士在两种话语空间中的言语表现并不一致,话语权力也不一样。建构话语空间的力量根源在于社会形势、国家政策和传统文化。西方科学更完整真实地保存在私人话语空间。科学话语空间有很强的修辞性。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屏障与跨越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1582-1775),"夷夏之防"和"西学中源"是近代西方科学传入的文化屏障。第二时期(1807-1928)的"西学中源"文化观(晚明思想的嬗变)、"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与"会通"。跨越屏障后的科学文化观发展经历三阶段,呈现三形态。     

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

明末随着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中国士大夫开始学习欧洲科学和宗教。为消除接受西学的障碍,一些文人提出不同学说,为输入西学铺路,这些学说后来被清初学者所采用。文章试图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士人对西学的看法,特别是分析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发展的源流及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希冀从整体上把握明末清初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态度。     

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科学之于基督教与科学之于儒学的共同特征

当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基督教和儒学分别相遇时,基督教和儒学的捍卫者采取的反应十分相似：无论是基督教父的“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还是中国儒士的“西学中源”说都是先让科学“认祖归宗”,这在客观上确立了科学在本已文化中的地位;基督教父的“婢女传统”和中国儒士的“中体西用”说则进一步限定了科学与本己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从“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和“西学中源”说到“婢女传统”和“中体西用”说,反映了一个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的文化交流过程。     

明清之际定气注历之转变

考察了明清之际岁次历书中节气注历的转变.采用定气注历使得节气及闰月的推算变得复杂.明末,传教士天文学家以合天为理由论证定气注历的合理性.清初,定气注历正式颁行,成为中西历争中一个争议的焦点.南怀仁依然以“合天”为理由论证新法定气注历的合理性,并通过圭表测影对此进行展示,此法得以长期行用.王锡阐、梅文鼎等清初历算家对定气注历持反对态度,认为传统平气注历符合历法为敬授民时的功用,而采用定气则会导致“置闰之理不明,民乃惑矣”的结果.     

17—18世纪“中体西用”说的线索

在晚明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在其伺起着选择作用。在民族心理上,这种选择要遵循以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的信条。从坚决反对以夷变夏出发,出现过晚明南京教案和清初历狱那样完全排斥西学的激烈反应。从灵活赞成“以夏变夷”出发,对西学东渐给出的历史解是“西学中源”说,给出的现实解是“中体西用”说。     

说康熙与乾隆两帝死于“雾霾”靠谱吗

正清朝包括康熙、乾隆等10位皇帝都死在北京寒冬,寒冬固然正是老年人最容易心血管病发致死的关卡,但与此同时,北京从元代以来"雾霾"之害逐步加剧,从而成为皇帝们火上浇油的死因之一。康熙、乾隆死于"雾霾"符合史实吗?新闻背景:近日,有澳门医学界人士著书表示,根据作者对史料记载的分析,由于清朝包括康熙、乾隆等10位皇帝都死在北京寒冬,寒冬固然正是老年人最容易心血管病发致死的关卡,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