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称不守恒——实验对理论的判决性反驳

实验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的重要话题.实验能否构成对理论的反驳,一个主要障碍是"迪昂-蒯因论点"对判决性实验的意见.本文以格伦鲍姆对迪昂-蒯因论点的逻辑反驳为导线,以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分析为平台,力图展示: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实验能够判决性地反驳理论.     

抢先发表意识与诺贝尔奖——以吴健雄为例

1956年,杨振宁、李政道为解开"θ-τ之谜"提出了质疑宇称守恒在弱相互作用中是否成立的科学假说,吴健雄率先验证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但在获得实验结果后,她却缺乏"抢先发表"成果的意识,有意延缓成果发表,导致另两个实验小组后来赶上。而首先发表是科学发现优先权归属所依据的准则,依据这一准则,吴健雄丧失了独占实验发现的优先权,从而丧失了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殊荣的良机。这一诺贝尔奖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激烈的全球科学竞技场上,科研人员应当具备科学成果抢先发表的意识。     

科学真理

一方面科学理论被普遍地认为是真理的典范;另一方面科学史告诉我们,无论多么成功的理论都逃脱不了最终被推翻的命运。这种"悲观的元归纳"表明,就其本性而论科学理论并非为一般人们所认为的那种符合论真理。关于科学理论本性的争论一直在进行中。本文在深入分析、谨慎运用相关专业资料的基础上,对"科学理论是否为真理",以及"如果是真理,它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真理"等问题进行了尽可能系统而清晰细致的讨论和论证。     

宇称守恒和空间反射对称问题

“宇称”是研究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等微观物理现象时引进来的概念。宇称分正负雨种,在一定的意义下,可以认为它象电荷一样是基本粒子组成的物质体系的一种属性。由于“宇称”的概念反映的是微观物理现象的特点,它不能像电荷,质量,能量等概念一样可以在宏观物理现像中,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找到与相对应的概念,但是不论“宇称”,还是“宇称守恒”却都是从空间具有“反射对称”这一普遍看法推导出来的,宇称守恒的动摇也直接动摇了“空间     

Salam相变在生命起源对称性破缺中的放大机制

生命起源的对称性破缺来自宇宙中手性力的影响.Salam相变假说提出弱中性流宇称不守恒,通过Z0子的交换结合长程库仑力,作用于原子和分子产生宇称破缺能差,并预言在～250K会发生氨基酸由D型→L型的构型相变.本文通过差分绝热量热法、量子磁强计直流磁化率测定、X四圆晶体衍射、低温固相核磁共振1H谱、低温晶体旋光角等,证明了D和L丙氨酸(缬氨酸)在～250K确实存在二级相变,并得到在临界温度点宇称破缺能差的放大值为6×10-5eV/分子@K.本文肯定了二级相变的重要意义,但否定了会发生D→L的构型相变,提出了与Salam假说不同的机制.     

再析吴健雄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

20世纪中期,吴健雄最先开展实验验证杨掁宁、李政道提出的弱作用下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说,并最早取得突破。然而她却未能因此而获得或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李政道提前透露了吴健雄实验的"初步结果",最终导致她未能独享验证假说的优先权。而吴健雄在实验过程中未能与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她难以通过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调查关,这可能也是她未能获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科学实在论真理观述评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讨论科学发展和进步的合理性、科学理论的实在论解释与理论的成功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时,都反复涉及到真理、似真性与实在的关系问题。当代科学实在论者在深入考虑传统的真理符合论、实用主义真理观和其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部主义真理观和似真性理论。这些理论发展了传统的实在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真理(似真性)检验标准,为我们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提供了借鉴。     

吴健雄未获诺贝尔奖原因新论

吴健雄1957年未能与杨振宁、李政道共同分享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她工作的原创性不够高,她实验的途径与实验设计的关键思路以及实验的关键测量项都是杨振宁、李政道在获奖论文中提出的;二是与她几乎同时、互相独立对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作出实验证实的有三个实验小组,诺贝尔评委会不可能厚此薄彼,而一项诺贝尔奖按规定每次至多能授予3人。     

“后真理”、对称性与反科学

"后真理"是一种"个人信念比科学事实更具说服力"的怪象,"后真理"与SSK的对称性原则联手,就会在"认知平等与民主化科学"的幌子下,让伪科学与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强大的反科学同盟,从内容与体制上诋毁科学。这种诋毁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认知平等,因为科学的本质是以事实为依据,这是认知平等的先决条件。"后真理"现象反映出在哲学上重审划界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次协调型科学哲学解读——从逻辑的观点看

在劳丹之后,科学哲学似乎沉闷了一段时间,但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尝试,一种新型的科学哲学。从次协调逻辑的视角来解读,作为科学哲学中心问题的合理性、进步、真理三者统一于协调。科学的直接目标是增强理论的协调力,间接目标是真理。科学是在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运用中发展的。冲突是科学进步的动力,没有冲突就没有进步。进步在于理论协调力的不断增强。合理性在于协调性,协调是进步的理想状态,是间接逼近真理的手段。一个理论被称为真理,是因为它具有较大的协调力。因此,合理性标准、理论进步标准、真理标准三者实际上可以统一于一个标准,即协调力标准。这就是次协调逻辑的哲学精神,也是协调合理性模式的精髓或本质。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学术精英,参与并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综括起来,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三大贡献:第一,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科学精神,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填补了自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空白,丰富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第二,在学术社团组织的创设发展、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与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有垂范和引领作用。第三,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发挥自身的知识积累优势,介入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并在"科学建国"的讨论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     

大数据时代的科学实在论发展趋向及其特征

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量化"的大数据"总体性"思维有助于科学实在论关于"可观察"与"不可观察"难题的本体论层面求解;大数据"非精确性"思维有益于维护科学理论的认识论意义与价值,并且拓宽了科学理论的真理问题解决路径,进而丰富了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内涵;大数据"相关性"思维对于科学理论构造的因果机制起到了补充和完善的作用,从...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历程、问题与启示

西方科学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传播,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基本把握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与前沿动态之后,国内学者试图注入中国特色的元素,实现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它是抽象真理具体化、情境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要形成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科学哲学,国内科学哲学界有必要加强中国哲学史学研究,从中获取思想资源;科学哲学研究主体的科学素养及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了解需进一步提高;应形成既和西方科学哲学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又不同于西方的具有"特殊性"的科学哲学研究方式;摒弃对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简单的"路径依赖"与"等距离追赶",重视哲学研究中比较方法的运用。从研究主体而言,应尽早培育出一批拥有理论自信、具备足够自然科学知识积淀,且长于内在性哲学分析而又敢于"独立门户"的科学哲学研究群体。     

理性、真理与科学进步

理性和真理是西方科学哲学的基本概念，也是我们理解科学进步的基础。逻辑经验主义(包括波普尔)主要在理性的基础上讨论科学进步问题，他们把理性形式化，把真理等同为理由，从而使真理成为虚幻。社会历史学派的科学进步观疏远了理性，同时拒绝了真理。科学实在论者夏佩尔和普特南试图揭示理性和真理的内在关系，并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讨论科学进步，为科学进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科学的“变奏”——对延安自然科学运动的再考察

"科学"是近代中国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自新文化运动祭出"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中国的科学事业便在救亡与启蒙中此起彼伏,科学本身也在危机与革新中不断"变奏"。延安自然科学运动兴起于抗战相持阶段,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下,面对当下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张力,边区科学事业经历一次次讨论与调整,中共发现"科学"不只是改造自然的武器,更是变革社会的力量,它必须在群众中生根破土,染上"无产阶级"的底色,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科学。正是坚持了人民主体性地位,中共不仅重塑了"科学"的价值,而且开启了对新中国现代化的构想。     

中国传统茶道文化之生态学象限考究

中国传统茶道文化深受其哲学有机宇宙观的支配,这种宇宙观将茶道文化视为一种有机生命体或生命系统。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茶道正是人类心智与自然界质力的高度和谐,才能繁衍产生,并得以完美演绎。而茶道科学普适性的理想,曾一度成为现代茶道科学理论中重要而又持久的价值之一。然而,为了使中国传统茶道生生不息,茶道科学的进步必须向供选择的自然秩序模式更加开放,而不仅仅是"一个世界、一条真理和一种茶道科学"的理想。对传统茶道文化的生态学象限之反思表明,求真、向善、臻美、达圣的多元价值观的融合,应是当代传统茶道文化之价值追求。     

“良序科学”理论的科学民主化论证

大量的社会运动推动了STS学界对科学民主化的研究,这些理论或经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为基础,从而招致理性主义者的拒斥。面对科学哲学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失语,基切尔的"良序科学"理论为科学民主化提供了完整的哲学论证。首先,通过实用主义的温和实在论,基切尔保留了科学对真理的客观发现作用;进而通过对纯科学及科学自治理想的批判,表明了科学应该促进更广泛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而后,他将科学应当促进的价值表述为公民偏好的满足;最后,为了满足公民的集体偏好,要把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来进行。     

论前期维特根斯坦科学观中的人文主义维度

"科学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科学哲学研究中讨论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作为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最具影响力哲学家之一的维特根斯坦,在其前期哲学中就有对这一问题的体认和思考。维特根斯坦的科学观,既是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真理符合论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一种超越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维特根斯坦强调唯我论与实在论的内在一致性和对唯我论的认肯,他的科学观又彰显出一种人文主义维度。     

《科学》与近代科学家形象的构建

中国科学社1915年创办的《科学》是中国近代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阵地。《科学》尤为关注科学家,通过传记、轶闻、评论等形式对科学家进行介绍,构建了聪明、勤奋刻苦、热爱科学和科学真理的科学家形象。《科学》中科学家的描述力求客观、准确,并通过生活逸闻趣事对科学家形象进行补充,介绍的科学家以国外为主,但是对中国科学家也有所关注。《科学》对科学家形象的构建,有利于传播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提高民众科学素养,同时对于提升中国近代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科学技术结构的历史变迁——二论十七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本文是在《历史上的科学技术结构——试论17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科学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文章分析了原始科学结构的形成及其对近代科学结构确立的示范作用,以及原始科学结构社会化的历史条件。与此相对照,古代中国由于原始科学结构的不完备和封建社会结构的特点,使得近代科学不能首先在中国产生。文章还分别从基督教和儒道互补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上,讨论了它们和原始科学结构的社会化的关系。文章还特别强调近代科学技术结构只有集中全人类创造的精华才能产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