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诉求

瞿秋白、毛泽东有非常相似的一面,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遭到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打击时,各自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早期诉求。瞿秋白临终前用《多余的话》的方式,对党的领导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能寻求到中国革命光明的道路进行了忠告。     

从文学到文化——詹姆逊的文化批评之路探寻

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出发，反对俄国形式主义一脉所谓“纯文学”批评；批评对象从文学文本日益拓展到广义的文化文本，最终走向了文化批评。在文化批评日益兴起的背景下，詹姆逊从文学到文化的批评之路为众多纯文学研究者转向文化批评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范例。     

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瞿秋白“五四”观的出发点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文学书写事实上已非关乎文学本身,而成为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阐释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媒介。在1931年重返文坛的瞿秋白看来,文学问题也同样是政治问题。要解决“左联”内部存在的问题,要实现左翼作家的真正团结,必须实现思想的清理。从文艺的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出发,瞿秋白初步确立了“五四”认知模式中的革命话语范式。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二）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一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一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丈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一）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文学与政治——从竹内好对鲁迅的诠释出发

鲁迅是中国最早提出“纯文学”这个概念的作家之一。但是,鲁迅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特点。政治是文学不可回避的内容。但是,文学/政治的二元的对立是近代建构的结果。艺术自主性是为了对抗资产阶级的世俗现代性。而文学的重新政治化是左翼为了引进新的无产阶级大众政治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重要维度。但是,“纯文学”的建构可以是不同的维度。今天,我们对于政治和文学关系的重新认识首先就是要从这种政治/文学的结构中解放出来。     

论杜少卿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当时社会的“多余人”。杜少卿成为“多余人”的原因既在于乐善好施、仗仪疏财的性格，更在于其追求的儒家的政治礼乐理想。这一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叛离和觉醒，表现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纯文学观与新文学历史建构——以司马长风文学史书写为范例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曾是一些文学史家的执着追求,这以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叙述最为典型。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有其合理根据,并在文学史建构中有重要意义,但现实语境并没给文学留下超然的纯洁空间。纯文学史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一样,都会显示出它们的极端性与片面性而扭曲文学史面目。     

与时俱进:高校"两课"教学的生命力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一论断的提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鉴于当前高校“两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之并使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关键在于“与时俱进”。     

茅盾《回忆录》两点史实辨正

茅盾同志在《回忆录(六)》,即《文学与政治的交错》一文中,回忆了他跟瞿秋白同志初次见面的情况:“一九二三年春,邓中夏到上海大学任总务长,随后瞿秋白也来了,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一次教务会议上,我遇见瞿秋白。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瞿秋白。虽属初见,却对他早就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从郑振铎那里听来的(“五四”时期,郑     

浅谈瞿秋白的政治学思想

瞿秋白,又名瞿双,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目前,对瞿先生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成果颇丰,这些成果为正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学者引领了航向。但是,在对瞿秋白的研究过程中,虽有一些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肯定了瞿秋白在党史上应有的地位,但是不难发现,在对瞿秋白及其思想的研究中也有过分强调其"文人政治家"的"文人"一面,忽略了他"政治家"的一面。因此,本文将试图系统分析瞿秋白政治思想的各个方面并使之系统化,同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较为全面地阐述瞿秋白的政治思想及其突出贡献。     

论四个左翼文学批评家

蒋光慈、冯乃超、冯雪峰、瞿秋白是30年代前期有代表性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他们集中讨论了文学的阶级性、革命文学、文艺大众化、创作自由、现实主义、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目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局限性则体现了历史的局限性。     

也论《世说新语·文学》之文学观——附论支遁在《世说·文学》中的形象

《世说新语》之“文学”门,可明显地分为两部分,即学与文。“学”是指博学经典子史,“文”则更多地与现代概念的文学相一致,表现出“纯文学”的特征。而从“学”与“文”所涉及到的一些审美概念来看,此二者又有一定的交叉性,这或许能解释“文学”门中“文学”的含义。支遁在“文学”门并不涉及纯文学形象的范畴,而这种形象很可能会影响到后人对他文学成就的评价。     

论纯文学期刊的通俗化走向

论纯文学期刊的通俗化走向戴庆钰经历了十年“文革”，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一大批纯文学期刊创刊或复刊了，文学期刊的园地显得绿意盎然，一派生机。当时的中国文坛，纯文学期刊占绝对优势。８０年代中期，文学新刊纷纷破土，新创刊的文学期刊不下６０种之多，出现了文学...     

语言·文学·权力

自从福柯以来 ,语言、文学与权力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倍受人们关注的问题。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 :“在社会科学中 ,不能把对权力的研究当成是次要的问题……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1〕本文就试图透过对一些语言和文学现象的分析 ,来认识权力在语言、文学领域中的运作 ,以便加深我们对语言与文学的理解。     

十七年文学中“冲突”的产生与化解

十七年文学由于自身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独特性，作家既要保证与政治上相协调的文学形式，又要坚持文学对世俗性、真实性的关注，基于此，其中很多的地方出现或显或暗的“冲突”。十七年的作品，以独特的地位，列下“社会主义文学体系”，以几部红色经典的成果，成为那一段历史走过的印迹。在独特的时期之下，如何将个人的激情融入历史的进程，如何在保证革命性叙述的同时，反映一些更真实的、甚至“落后”的现象，如何思考和表现种种不能化解、不能言说的“冲突”，既是对作家的考验，更是留给一个时代的问卷。     

浅论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本文从商品经济的发展５读者对文学消费性的需求，新时期“纯文学”的过度理性化和不景气等方面探讨了通俗文学兴盛的原因。并从审美学角度、文学发展的历程等方面论述了通俗文学的艺术价值，以及如何克服当前通俗文学发展中存在的弊病，更好地促进通俗文学的健康发展。     

詹姆逊视野中的精神分析

詹姆逊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代表。詹姆逊吸收了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认为“辨证的批评”应当显示文艺作品的内容,揭示被压抑的无意识和原始经验。同时,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比较重要的修正。他把弗洛伊德的生物性“个体无意识”和拉康的“语言无意识”修正为“政治无意识”,并把政治分析和文学分析结合在一起,他还将精神分析“历史化”,使政治无意识成为一切文本和文本阐释的决定因素。     

略论 20 世纪中国精英文学的两次转向

20世纪中国精英文学或者说知识分子文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三四十年代，受时代及政治影响，提出了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求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大众学习，并对自身进行思想改造。一次发生在九十年代，在文学市场化商品化大潮中，大众文化以其消费性、娱乐性、可复制性等特征，对精英文学造成了巨大影响。以时代为背景，比较大众化和大众文化这两次对精英文学的“纠偏”或“补充”过程，分析精英文学受到的“外力”因素，并在审美现代性的基础上，探讨精英文学重建以及健康发展的问题，具有十分重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实效性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的实效性问题，一直是高校政治理论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师的永恒话题。如何增强教学的实效性，目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统一的或现成的模式。笔者认为，始终要抓住教学中的几个关键环节，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才能与时俱进地提高教学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