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词派研究述评

五代南唐冯延已，打破了晚唐五代“花间派”香软温润的词风，宋初晏殊、欧阳修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点，使词更加蕴含深远，为宋词日后的繁荣昌盛起了开先河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了词坛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流派——江西词派．     

宋末元初江西词派的第一人--刘秉忠及其词

本文对刘秉忠及其词进行探索,认为刘秉忠想出人头地,但未必是想以为蒙古统治者服务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他为蒙古统治者服务有出于不得已的一面。刘秉忠为蒙古统治者服务与那些投降蒙古统治者的南宋官员不同,他祖籍为汉族人,他出生地为蒙古统治者占领地。刘秉忠随忽必烈征战云南、鄂州等地,保护了南宋许多臣民。刘秉忠向蒙古统治者建言,保存了汉族儒家的许多文化传统。刘秉忠的词内容丰富,他被《元名儒草堂诗余》编辑者作为此书的第一人,这似乎反映此书编辑者以蒙古高官和颂扬蒙古王朝的词掩盖追悼宋王朝的主旨。     

论江西派诗话

诗话是人们较少涉及的一个领域，江西派诗话更是少为人所提及。本文对江西派诗话的产生背景、作家作品、论诗的主要内容和风格特征以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论宋元之际风雅词派的居所词

宋元之际风雅词派居所词的兴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与宋元之际园林艺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士人的尚雅心理起着关键作用；咏物词的发展使然等等。宋元之际风雅词派词人描写的居所主要有故居、现居、友人居。居所词都包含着风雅词人独特的生活理念和审美情趣，他们以清幽为主要特征的居住环境的喜好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对“清”和“雅”的艺术追求存在一致性。     

“临桂词派”辨

临桂词派是晚清重要的词学流派，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称之为“疆村派”者，有将其归为“常州词派”者。其实，无论在词学理论还是成员组织上王鹏运都是该词派的领袖，所谓的“疆村派”只是临桂词派在后期的衍变；临桂词派在词学主张上与常州词派已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归为一派。     

试论清末常州词派词论的文化自救意识

身居清王朝危机和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交叉点上，清末常州派词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自救意识。尤其表现在词这一领域里，即极力将词纳入儒家文化的轨道，使之成为儒家文化自救的一种载体。它既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又有自身的特点，并通过一系列有目的的理论引导来实现。它有增加词参与现实的力度与深度的一面，但毕竟是一朵行将枯萎的末世之花绝望中的自我挣扎，无法完成自身所属文化的更新。     

新月派诗与婉约派词

新月派的诗打破词的固定形式，吸收了婉约词的音乐旋律的美；又把“花间词”的绸缪婉转与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糅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东方情调。新月派的诗受婉约词的影响是综合性的：通过不着痕迹地消化吸收词的优点，使新诗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使诗艺趋向成熟。新月派诗的艺术实践，标志着中国新诗开始理性地对待民族传统，从时代高度综合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诗歌的优点，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试论夏承焘对常州词派的研究

夏承焘在有限的清词研究文论中,以研究常州词派为最。他所研究的常州词派,以讨论张惠言、周济、陈廷焯和谭献等主要词家词论方面的内容为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描绘出了常州词派的基本情况,客观地评价了该派主要理论建树的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夏承焘的词学思想。     

张惠言与周济词论之比较

张惠言、周济是清代常州词派的两位代表。张氏标举风雅比兴、力矫浙派弊习,开派基于前;周氏起为再传、主寄托、创词统、纠偏失、阐幽微、发扬光大于后。然二家词论实同中存异,精粗有别。在其理论的三大支点,即“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上,张氏创说,然未免矫枉过正,容有未密;周氏取其精华,纠其偏颇,后出转精,但仍有值得商榷处。其理论核心“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不可视为唯一标准,其词统说与其理论亦有相矛盾处。但总体上看,二家词论各具真知,不乏灼见,应予关注。     

嘉道时期常州词派的组织形态

某个文学流派在诞生之初的组织形态、存在面貌对该派文学风尚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常州词派形成过程中，师徒传承是该派词学思想得以发扬和延续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将词人联结起来的重要纽带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友朋之间的交往切磋，它从内部和外部共同影响着常州词派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为常州词派的未来衍变埋下了具有预示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