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与道学的思维渊源论——中国神话与儒道思维渊源研究之三

本文认为，庄子受神话的影响很深，《庄子》一书具有很浓的神话色彩，但在本体意义上，老庄道学却是反神话的，否定了神对世界的主宰地位及为儒学所称颂的尧舜治世。不过，由于其理论对自然、无为的过分推崇，以致道学在后世的发展中，演变为世俗化的道教宗教，成为论说神仙的理论基础。也正因于此，中国神话才具有了无限悠远的神话意境和美学情趣     

传说对神话原型的重现与改写——以环洞庭湖刘海砍樵传说的演变为例

环洞庭湖刘海砍樵传说是“狐精”这一古老神话原型的复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古老的民族记忆。这一神话原型在刘海砍樵传说的演变中发生了“置换变形”，表现在神话原型逐渐世俗化，英雄原型与彼岸原型植入到传说中，迎合了中国民间的“狂欢化”想象。     

汉画像中的农耕图与汉代农业试析

两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迅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农业生产的方式、技术、水平以及劳动工具较前代都有显著进步,同时南北地区农业生活差异明显,这促进了两汉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而汉代重视葬俗,视死如生,故汉代画像石题材丰富,虽然其中关于农业生产的画像较少,但是这些珍贵的农耕图仍然为研究汉代农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由汉画像论汉代私有兵器管制

有关汉代私有兵器的管制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根据文献判断,认为对私有兵器管制非常严格;另一种根据出土实物分析,判断两汉时期私人持有兵器是被当时法律允许的。两种观点互相矛盾,又难以互驳。笔者结合南阳汉画像石所出现的持兵器武士图像的种类、数量及其在两汉时期的变化情况,以及两汉时期南阳当地的冶铁制造状况,推断出汉代对于私有兵器并不是持松懈和无管制的态度。     

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

两汉儒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主要体现为秦亡汉兴后对治道选择上的适应。两汉四个时期不同的政治实践对政治理论的需求是汉代经典改造在不同时期重点各异的主要原因。为达成目的,汉代经典改造遵循了选择性的原则、创造性阐释原则和整合性原则。     

两汉《春秋左传》学的展现形态及层次

《春秋左传》学是两汉经学的重要部分和命题,这不仅因为春秋学在两汉,尤其是西汉政治文化演变中的重要作用,也由于《左传》文本本身所包含的经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等多个层次的学术意义.在重视经典,尤其是经学经典学以致用的汉代学术、政治语境中,文本层级的多元性,必然导致两汉《左传》学展现形态的多层次性.这些形态及层次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学实践、经学体系建构和史学认同三个方面,它们分别表现于诏令奏议征引、章句义理阐发和主流学术话语之外对于《左传》一书史学特质的认同与运用.准确认识两汉《左传》学的理论形态及接受层次,对于深入地认识《左传》乃至整个汉代经学的理论形态,以及经学对汉代学术的整体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认识价值.     

先秦两汉时期的“v杀”和“v死”

本文通过分析先秦两汉时期的"v杀"和"v死"结构,得出动结式并不产生于先秦两汉时期。尽管如此,汉代却已具备了动结式产生的基础。     

汉代墓室壁画的艺术特征及其文化观念

我国古代墓室壁画主要流行于东西两汉,其装饰风格、色彩语言、人文理念等艺术特征被广泛沿用至明清时期。汉代墓室壁画的艺术形态主要体现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其壁画形态与装饰风格较好地保留了汉代物质文化遗产,汉代墓室壁画艺术形态也更好地体现了汉代人的思想观念。     

试论汉代戒文类型丰富与家戒文的大兴

戒文发展至两汉时期,与先秦相比,类型上更加丰富了,尤其是反映着汉代人的家庭观念的家戒文篇量更是引人注目。本文拟就戒文在汉代的这两大特点进行共时的探索研究,以期对此时期戒文的自身文体特点和时代特征有较为深入的把握。     

汉代云南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的确立及影响

两汉时期是云南地区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早期松散的部落制被集权化的郡县制所取代,云南地区得以初步整合,滇池地区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赢得了早期云南行政中心的地位。滇池地区行政中心的确立同时又对早期云南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边疆的开拓产生了深远影响。     

《勒俄特依》文化背景试析

《勒俄特依》记录了彝族史诗化由原始思维阶段进入理性认识时期，经历了神话时代和历史传说时代，产生了创世神话，英雄神话、洪水神话及诸多亚神话。记录了彝族社会由母系制进入父系制到奴隶制阶级社会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史诗丰富的化内涵和变迁历程。     

楚王威仪,三绝立世——徐州汉文化考古研究

汉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高峰时期,其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江苏徐州作为汉高祖刘邦故里,是汉文化的发祥地,其融合多文化元素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和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徐州地区所发现的汉代遗存规模巨大,数量众多,尤以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所代表的汉代三绝闻名于世;同时,徐州地区在汉代先后分封有楚国、彭城国等实力强大的诸侯方国,鲜明的地域文化和丰富的考古材料展现出徐州地区在两汉时期空前的强盛和繁荣。多年来,徐州地区汉代考古工作成效显著,通过徐州地区汉代遗存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深入探索徐州汉文化的发展脉络,既是区域特色的集中展示,同时也是汉文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生动再现。     

儒学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

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许多学术流派或学术思潮，以此为标志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儒学发展的每一段落，甚至包括其分化和遭到叛逆的段落，均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或推动，导致其时古代文学思潮、热潮或特定创作倾向的产生。这种情况可大致归纳为：孟、荀尚气劝学与宏辩文学思潮；两汉经学与大赋高潮；魏晋玄学与文学尚简嗜奇热潮；两宋理学与文学尚理倾向；明代理学发展与文学思潮的演变，具体为阳明心学与小说浪漫化思潮、泰州学派与小说世俗化倾向；乾嘉学风与小说炫耀才学热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两个系统，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这种特定联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理论蕴涵。     

论桑林意象在先秦两汉的流变

先秦两汉的文献中,桑林意象频频出现,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学符号。虽然各个时期的桑林意象传承着一些共同的内容,但其内涵却各不相同,从先秦至两汉有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先秦两汉这段历史时期的桑林主题经过《诗经》和《陌上桑》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两次转折,实现了由神话宗教向情爱的表现再到突出伦理道德规范的流变。     

天人关系与中国园林艺术的生成

本以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生成是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完成的。在殷商及其以前人对天地鬼神的畏惧时期，中国古典建筑具有亲悦鬼神的特征；在周及先秦两汉人对天地鬼神的敬而远之的时期，古典的园囿象天而建制，充满着趋吉避凶的功利主义理念；在魏晋以后的玄学对自然的“祛魅”时期，中国古典园林的建制有了美的法则，形成了自己追求意境、追求幽曲的审美风格，标志着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成熟；在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对自然的彻底地祛魅时期，中国的园林艺术转向了西方几何化理性化的风格。     

汉代“春秋决狱”的原因探析

＂春秋决狱＂是汉代一种特殊的断案形式,从汉武帝开始,以后盛行于两汉。其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汉武帝时期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此外,政治利益的驱动和古代法律对官贵的不适用性也是其出现的重要原因。     

从牛女神话、董女传说到天女故事──试论汉代牛神话的变异式发展

神话的发展与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当某一神话的基本框架结构具备了“母体”功能时，以这一神话为母体，会孕育出新的“变体”，这就是神话的所谓变异式的演变规律。牛女神话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以其为母体，呈现了数个阶段的变异式发展。每一次变异式发展，便意味着一个与母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变体的产生。这种旧体通过变异而获得新生的发展。演变之路，是中国古代传统神话永不衰竭的原因所在。     

两汉诗学考——以“前三史”为例

《诗经》在汉代的经学地位早已被学界公认,但是对于其在汉代的文学地位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从《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三部史传中搜集大量例证,旨在归纳汉人的诗学观点——言志说、讽喻说、发愤说,从而探讨《诗经》文学精神在两汉时期的影响。     

清华简新见神话谫论

清华简中一些神话传说资料对研究我国早期的神话演变、民俗信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通过选取《楚居》《赤鹄之集汤之屋》《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展开研究,可分析论述族源神话的发展及巫史时期的史事记注特点、早期原始时期神话的遗留以及后土神话的流传与土地信仰的变化.     

先秦两汉时期司命神的文化考察

司命神在先秦两汉时期是主管人的生死、寿命和命运的神祗,它是官方与民间共同信奉的神灵。由于星占学的影响,司命神在汉代被进一步人格化,同时司命神被赋予更多的神性职能。司命神执行诸多职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劝勉人们诛恶行善,而民众信仰司命神多是为了求得延年益寿或消灾免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