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学习列锦手法偶得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这联诞生于晚唐诗坛的秀句,历来为诗评家们所称道.早在北宗初年,欧阳修就曾在《六一诗话》中借梅圣俞之口对该句推崇过,将其援例为“状难写之景如在     

秋食菊花利长寿

我国人民食用菊花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就有“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记载。汉武帝时宫廷中每逢重阳必饮菊花酒。《风络通义》中载:古时河北郦县甘谷树,山上遍生大菊花,菊花落英在山泉小溪,使水充满了菊花的清香,谷中30多户人家由于饮了菊花水,长寿者120—130岁,中寿者百余岁,下寿者也70—80岁。可见,食菊花确有延年益寿的功效。     

残菊凝霜吐药香

“莫嫌老圃秋容淡,犹看黄花分外香”。深秋时节,艳丽的菊花凌寒怒放,风韵独具.菊花,又名黄花,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我国栽培菊花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菊花之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的“季秋之月,鞠有黄华”.春秋战国时的诗人屈原在《离骚》中云:“朝饮木兰之堕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那时已知落下的菊花瓣可供食用.如今菊花已广为世界各国引种,据统计,全世界有菊花一千属,二万五千多种.我国也有一百六十多属,二千余种,成为我国品种最多的花卉之一.     

“落英”是“下垂的花儿”吗？

对《离骚》“落英”之“落”字的理解历来不一，训“始”训“落”，各执一词。今又有人提出“下垂”—义，笔者难以苟同，主要从文献角度论证“落”当解释为“凋落”。     

大理的食花习俗

鲜花入馔,古已有之。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养生家、道家、僧家,出于养生保健、延年益寿之需要,就常以菊花伴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就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云南素有植物王国、天然花园的称誉,鲜花入食更是普遍,民谚云南十八怪     

唐诗二首赏析

一、杜荀鹤《春宫怨》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这首五律,是晚唐诗人杜荀鹤所作。杜荀鹤的诗,素以白描见长,不事雕琢,不喜搬用典故,创作上走张籍、白居易“尚用”的一路。他与皮日休,夏夷中等同为关心人民、特别是关心农民疾苦的现实主义诗人。诚然,荀鹤的诗有时略有浅率之嫌,但婉蓄倩丽的力作毕竟是占主导地位的,《春宫怨》即是其中著名的一首。对于此诗,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吴聿《观林涛话》,均以此诗为周朴所作,实误。《诗人玉屑》就曾引《幕府燕闲录》云:“杜荀鹤诗鄙俚近俗,惟宫词第一……故谚云‘杜诗三百首,惟在一联中’‘风暖鸟声碎,日     

如何评价王安石后期诗歌创作

对宋代诗人王安石的后期诗歌创作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罢相后,隐居钟记时期的作品是“闲澹”之作。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将王安石的后期诗歌概括为“皆状闲澹”;《优古堂     

巫术与象征——谈屈赋中的鸟兽草木意象

屈原的诗文创作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并将花鸟草木赋予人的思想情感,发展为象征的艺术手法,突出地表现为“以物比人”。汉代王逸《离骚》序中明确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贤;恶禽臭物,以比谗倿……虬龙鸾凤,以诧君子,飘凤云,以为小人……”朱熹则一言以蔽之曰:寓情草木。 屈原作品中的鸟兽草木意象比比皆是,草木有兰、菊、蕙、芷、桔、杜蘅、江离、留夷、揭车、薜荔、芰荷等;鸟兽有飞龙、鸾凰、凤鸟、凤凰、马、犬、鸡、雏、封狐、雄虺、玄蜂、虎豹等。这些意象总体来说是比喻人,或象征人格情操,即以物喻人。如屈原说自己高洁即以饮木兰之坠露、餐秋菊之落英来象征。把木兰与秋菊的芳菲品质与自己的人格合而为一,即把香草的芬芳与自我品格视为同一。再如以被兰佩芷的服饰作为自己人格外化的标志,“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揽本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纟丽)兮”其他一些人也以草木作为人格的外化形式,灵巫是“浴兰汤兮沫芳,华采衣兮落英”。山鬼也是“被薜荔兮带女罗,被石兰兮带杜蘅”。有的文以草木直接隐喻为人,如荃、荪代表君王,或特指怀王,“荃不察余之中情”(《离骚》)、“荪详聋     

屈原“夕餐秋菊之落英”义辨

屈原的政治抒情长诗《离骚》，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比兴寄托的手法，诗句“餐餐秋之落英”中的“餐落英”是一种芬芳高洁品格的象征，而不是吃了菊花可以长寿的意思，诗人报取“菊花~”入诗，看重的是它的象征价值，而不是药用价值。     

李翱文集版本系统考

中唐时代,曾师从韩愈的李翱,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积极参加古文运动,排斥佛老,更是功不可没。因而,清人倡“唐宋十大家”之说,在传统的“唐宋八大家”基础上,增添李翱、孙樵两位唐人。 李翱字习之,卒溢“文”,人称“李文公”。身后何人为其编纂文集,已不可考。他的文集或称作《李翱集》,欧阳修曾书其后(《居士外集》卷二三);或名曰《李文公集》,王安石曾书其后(《临     

从“以资闲谈”看《六一诗话》的成因

《六一诗话》成因比较复杂,从《六一诗话》之小序＂以资闲谈＂作为契入点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六一诗话》的成因与欧阳修致仕后充裕的经济条件、颍州的地理及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同时又与当时社会需求相关。     

意境内涵初探

意境不是诗人的凭空创造之物,它是生活境界的反映。“社会生活中常有各种不同的方面,各种不同的高度,从而有各种不同的境界。甚至对一个人来说,他的思想、行为、情感乃至一颦一笑,也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可以是一定生活境界的反映”。各种生活境界反映在诗篇中,就成为诗的意境。这一点,诗人兼诗论家的司空图在指导李生写诗要讲究“韵外之致”时谈得最明白。他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并说,他的诗中那些有意境的好句,都是直接从某种动人的生活境界中得来的。欧阳修《六一     

也谈王安石的人才观——由《伤仲永》的评价说开去

《伤仲永》是初中《语文》第四册中的文章.《教参》专门谈到了王安石的人才观,认为王安石“承认方仲永的‘通悟’,把仲永作诗的才能看作与生俱来之物,即所谓‘受之天’,说明他思想中还有唯心主义成分.”在课文分析中,《教参》也说:“作者对方仲永的天资做了不适当的渲染,把他写成一个‘生而知之’、不习而能写、不学而能诗的‘突发’的天才,反映了作者认知上的局限.”究竟如何看待方仲永的“通悟”呢?是认为反映了王安石认知上的局限或思想中的唯心主义,还是看成作者为了写作目的、追求某种艺术效果而有意为之?依我浅见,还是后种解释较为妥贴、切合实际一些.     

蒋士铨研究论文集序

在清代文坛上,蒋士铨是位卓尔不群的杰出人物。他的诗歌与袁枚、赵翼并称为“乾隆三大家”,名列第二,但他自己似乎并未认可,但也并未有心去争第一。后来有不少人为他争名次,如《养一斋诗话》的作者潘德舆、《伯山诗话》的作者康发祥、《橡枰诗话》的作者方桓泰、《听松庐诗话》的作者张维屏、《诗苑雅谈》的作者罗以智、《海天情思续录》的作者林昌彝等,大都扬蒋抑袁,置赵翼于不顾。张维屏云:“心余先生诗,篇篇本色,语语根心,不欲英雄欺人,不肯优孟摹古。”“袁子才以第一人自命,而以第二位置先生。然通观两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结构探微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一位极特殊的诗人，《饮酒》二十首又是他的代表作，理应认真研究，本文欲从《饮酒》二十首之整体结构中觅得一点线索，以期对陶渊明之人格精神与人生态度做出一点解释．陶渊明在《饮酒》诗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在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途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此言未可全部当真．请人陶必拴（江诗话》云：“此二十首，当是晋宋易代之际，借饮酒以寓言．骤读之不觉，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托．”故所谓“自娱”，“以为欢笑尔”之类不过寓…     

剥远非、补近失、观乎功、戒乎政——皮日休文学思想管窥

皮日休是晚唐文坛上的重要作家和诗人。他的诗文,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小品文,鲁迅先生评价说:“正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采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其诗,沈德潜认为,他和陆龟蒙“另开僻涩一体”。魏庆之则誉为”百炼为字,千炼为句”(《诗人玉屑》)。古今批评家的论述,足以说明皮日休诗文的价值。皮日休创作面之广,在唐代作家中也是少有的,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文体,而且还提出了许多     

文天祥诗歌的艺术风格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此处诗品是指诗的品性风格。刘熙载《艺概·诗概》说:“诗品出于人品。”这就是所谓“诗如其人”。一般说来,诗人的作品风格多与诗人的人品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山诗尤其是如此,它完全是诗人自我性情的真诚表露,可以说,文山诗的风格与文山先生的性情品格基     

读书札记 关于《凌朝浮江旅思》的写作时间

《凌朝浮江旅思》:“太清上初日,春水送孤舟。山远疑无树,潮平似不流。岸花开且落,江乌没还浮。羁望伤千里,长歌遗《回愁》”。此篇《唐诗纪事》卷四和卷九、《全唐诗》卷三九和卷四六于马周、韦承庆名下并载。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一及多数选本、诗话均作马周诗。清孙涛《全唐诗话续编》卷下“韦承庆”下云:“《凌朝浮江旅思》一首,《唐诗》载为承庆作,尤遂初(袤)载为民周作,未知孰     

律诗中的"掉字对"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三《诗文当句对》条,曾举杜甫《白帝》诗“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和李商隐《当句有对》诗“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的例子。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二《诗病》二续有所论:“古人句法,有不宜袭用者。白香山‘东涧     

“郑莫”并称与晚清“宋诗运动”

道、咸间贵州籍杰出诗人郑珍和莫友芝,最初以学者身份齐名,后因近代“同光体”诗派兴起,郑、莫的诗歌价值渐为世人所认可,故此才以诗名并称.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较早明确揭橥“郑莫”的诗歌价值及诗史地位,从而使之成为“宋诗运动”的一面旗帜.二家创作本质上都具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特点,但表现又同中有异,在同时代宋诗派作家中可谓自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