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的分类与传播

白居易诗歌流传至今者近三千首，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白居易的作品，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由好友元镇协助，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当时白居易将他的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前三类都是古体诗，又按题材分为三类：讽谕诗注意反映种种政...     

张耒诗浅说--兼谈与白诗的渊源关系

北宋诗人张耒，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其诗歌风格平易自然，这除了苏门这一艺术氛围的熏陶外，他还深受白居易所倡导的元和诗风的影响，继承了白居易“为时”“为事”而作的精神。由于张耒在创作上过于追求自然，艺术上难免流于草率，这使他的诗尽管在当时有轰动效应，却难以引起后人的瞩目。     

浅析元杂剧中呼妻为“大嫂”之因——兼与康保成先生商榷

产生于蒙古族统治之下的文学样式——元杂剧，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蒙古族文化习俗的一定影响，如称妻子为“大嫂”就是受其“收继婚”习俗影响而体现在杂剧的创作当中的。对于这一点，中山大学的康保成先生曾做过阐述，不过对于他的某些观点，笔者不敢完全赞同．故而在康先生的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再做一简单的探讨。     

白居易《冷泉亭记》校误拾零

顾学颉先生的《白居易集》和朱金城先生的《白居易集笺校》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白居易集》的整理成果。朱氏《白居易集笺校》更是20世纪《白居易集》"整理校勘方面的最大成果",但其中仍不免有校勘方面的错误。《冷泉亭记》中"相里君"乃"相里尹"之讹,这可以从《临安志》所引用材料及唐时称谓习俗两个方面论证。     

白居易《池上篇》考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闲适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以“知足保和”情趣的“池上篇”闲适系列作品是他“独善之义”思想的反映。本文从“池上篇”系列作品入手，对白居易的诗歌中的闲适作品做深层次的分析考察。     

略论白居易咏花诗

白居易集里的110多首咏花诗反映了他对花的喜爱。白居易咏花诗大部分表达惜花之情。落花促使白居易对命运、生命、人生终极意义等问题进行探求。儒佛道互补的思想，使他走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超越。白居易咏花诗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用美人喻花，把眼花与自然界的花相对比，还首创了“别花人”这一词语。     

白居易和他的《卖炭翁》《琵琶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上，贞元进土，授秘书省技书郎、左拾遗、江苏司马，官至礼部尚书。他不图富贵，关心民痪，是唐代一位负有盛名的极富创造性的现实主义大诗人。唐·黄滔《黄御史集》：“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漫无际，华岳干天。”唐·皮日休《皮子文我》：“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名居易自己在帕氏集后记》中说，他的作品在他生前就传到国外去了。如日本广泛传授和研究他的作品。直到今天，研究白居易的诗风，还在继续。我国初中、高中语文教材历来都选编了白居易…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重庆)婚姻习俗特征研究

本文通过对清代民国时期四川（重庆）在婚姻习俗方面几个特征的探析，展示了这一时期四川人民在婚姻生活上的面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了清代以来四川婚姻习俗的演变情况，从空间分布的角度揭示了一些婚姻习俗在地域上的差异。从而为人们从婚姻习俗方面认识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社会的一个侧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百年钱学森

2008年10月31日，两弹元勋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一代科学巨星陨落了。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按照中国出生当年即算1岁的传统，应该说他活了99岁。又因中国做寿有“做九不做十”的习俗，故有“百年”之说。     

题壁诗说略

古人的书写、印刷条件都极其有限,墙壁、门扉、柱头是现成的书写材料,有创作欲、发表欲的诗人墨客自然就会在上边逞其诗才,古人的许多诗也便藉此得以流传下来。唐宋时期,一般的酒肆驿馆等处多备有干净墙壁以供留题,为保护墙壁与更换方便还有的挂出诗板,任人挥洒。诗题于壁是供人欣赏阅读的,而一旦读到朋友的诗歌,自然会引起亲切感与怀念情。唐代诗人元稹与白居易是挚友,两人都有多首读到对方题壁诗的诗歌流传下来。“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元稹《见乐天诗》)元和十年元稹在赴通州任司马途中读到白居易《赠长安妓阿软绝句》的题壁诗,喜悦之情藉诗句而溢于言表。白居易的《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急切读到朋友题诗的心情毕见,亦可见元稹题壁诗的数量之多。唐代另一位著名诗人李益的《嘉禾寺见亡友王七题壁》:“今日忆君处,忆君君岂知。空余暗尘字,读罢泪仍垂。”读到朋友的这首题壁诗已是在其辞世之后了,读诗思友,情何以堪。对于素昧平生的人,题壁诗提供了了解认识的机会,有的作者的人生便因此而有了巨大的改变。宋代诗人秦观久慕苏轼大名,但恨无缘一见。当他得知苏...     

由名号入诗看白居易在宋代的接受

白居易名号入宋诗，体现其在宋代的接受。宋诗提及白居易，或为专述，或为旁涉，包括因其地思其人、阅读仿效追和其诗、评价其人其诗其事、用其典故四种情境。以不同名号、情感色彩入诗，与不同地域、作品关联入诗，呈现出差异化的白居易形象。经众人手笔，其形象又逐渐趋同，集中呈现为闲适隐逸、才子诗人、文人雅聚、为官有为、学佛参禅、多情风流、多病长寿、后嗣艰难等类型。与白居易搭配入诗的人物，同样事关其接受。宋诗中白居易常与元稹等人并称，与陶渊明等人对举，这推动了白居易形象的定格。     

本与乐天为后进——王禹偁与白居易的师承关系

宋初,王禹偁为诗坛盟主。他全面地继承了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的优良传统,成为白居易最好的“后进”。这种继承,有着高度的自觉性。在理论上,他有与白居易相近的现实主义创作论;在实践上,他的诗歌,无论是通俗化风格,还是现实主义精神,抑或艺术创作手法,都与白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王禹偁对白诗的学习,并没有流于简单地机械地模仿,而是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创新。     

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核心

一、全新社会主义观的确立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刀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邓小平义选》（以下简称《邓选例第三卷中，他全面地总结了从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兀年历史。认为这30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建国头8年，发展是健康的，形势是非常好的。以后就出问题广。从1958年到1978年，耽误了整整兀年时间。这期间经济建设也在逐来发展，但总的来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     

爱动脑筋的小沈括

沈括是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小时候，有一次他听到许多天在议论白居易写的《大林寺桃花》中“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两句诗，还嘲笑白居易写错了。理由是已经是四月了，怎么可能桃花才开？小沈括脑子里也冒出了问题：白居易究竟有没有写错？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四月里山下的花儿已经凋谢了，而山上大林寺的桃花却刚刚开放呢？他去问母亲，母亲不知道。     

南通市发现穿山甲

穿山甲又名石鲮、龙鲤、鲮鲤等,属哺乳纲、鳞甲目、鲮鲤科。地处长江北岸的南通市过去从未有过穿山甲的记录。笔者查阅现存的南通旧志书,如明《嘉靖通州志》、《万历通州志》、清《康熙通州志》等,均未见有穿山甲的记载。 1996年7月31日,南通市海安县造纸厂职工王兴华捉到一只穿山甲。当他得知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时,冒着酷暑,将这只珍兽送交南通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这只珍贵的穿山甲现寄养于南通人民公园内。公园专门砌了一个面贴瓷砖的饲养池,池底配以山石和沙土并留有空隙,以适合其穴居生活,喂以     

“爱因斯坦幽灵的幽灵”

“爱因斯坦幽灵的幽灵。”这句话是斯塔克于1935年12月13日在海德堡大学菲利普·勒纳学院开学典礼上做演讲时,攻击德国大物理学家海森堡时说的。海森堡是一个从不受流行见识所左右的人,他有自己的主见,这与他父亲对他的教育分     

星体永逝

俗语说“冬至大如年”，不过今天却非如此，虽说国人连感恩节都不放过，但冬至倒很少人在乎。唐代诗人白居易自号乐天，但就因为冬至日不能与家人团聚倍感凄凉他说“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这种感情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能理解了     

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苏区时期，毛泽东为党的民主理论和民主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从理论上阐释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关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践中，他致力于基层政权工作的民主化，在军队中确立民主制度。他的民主思想价值观趋向是人民性，体现的是人民的利益。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在内容上因为还没有全面反思存在于党内的“左”的倾向，而存在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在实践中甚至有一些偏差。反思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与实践，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事业有重要意义。     

王大珩院士的谦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有个学生,1982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会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王大珩一眼就发现自己的名字署在前面了。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是王院士在英国时就想解决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做,也没有得到证实。他就把这个题目交给了他的学生,他的学生成功地做了这个实验,并据此写出了这篇很好的论文。因此,这篇论文的署名理应是王大珩在前,学生名字在后。然而,王院士却毫不犹豫地把名字的顺序改过来。但学生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实验工作,证实了导师的观     

白居易的诗论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著名诗人,他出身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之家,青少年时代曾避乱越中,经历过衣食不充、颠沛流离之苦,对中唐社会有较深的了解,对人民的疾苦充满了同情,从德宗贞元十六年到宪宗元和初,“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初为盩厔县尉,作《长恨歌》名噪一时.在此期间,他对统治者的凶残和百姓疾苦加深了认识,促使他走上了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