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未完成性、多重可能及其限度——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互文性”解读

《第二次握手》这部小说,因其写作时间跨越三个时段——十七年、＂文革＂和＂文革＂结束,使得小说在＂新/旧＂之间摇摆不定,其一方面表现出＂反抗＂的姿态,而实际上＂文革＂在小说中又是一种的＂缺席的存在＂,小说的＂反抗＂性其实十分有限。小说在爱情叙述上更是＂混杂＂,其延续的仍旧是十七年文学中爱情的政治化以及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传统。如此种种,都使得小说在表现出文本的＂未完成性＂的同时,也表明其种种可能实际上十分有限;其在八十年代很快被边缘化,并不仅仅是其本身的原因,而实在是八十年代的风云变幻所致。     

“三位一体”：《在异乡》之立体审美解读

＂表意性＂和＂音乐性＂是黑人小说的鲜明族裔特色,是黑人文学重要的文化基质,而比喻性语言是黑人文学的表意策略。拉尔夫.艾立森的短篇小说《在异乡》中积极修辞的广泛使用成为小说的主要表意手段,而音乐背景在小说主人公感情的跌宕起伏中推波助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小说标题的多维阐释空间与文本语言的＂表意性＂和＂音乐性＂有机结合,成为水乳交融的整体,使小说主题思想得以升华,表现了主人公在＂情感的故乡＂和＂心灵的异乡＂之间求索的心路历程,彰显了黑人小说独特的美学机制。     

浅析《年轻人古德曼·布朗》中的张力

＂张力＂是新批评学派用来进行文本意义结构分析的一个概念,它是作品内部各矛盾因素对立统一现象的总称。而新批评家瑞恰兹也认为一部作品真正的美是＂综感＂,是各方面平衡的结果,对立的平衡（即张力）是最有价值的审美反应的基础。本文则以美国著名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年轻人古德曼.布朗》为例,从小说中主人公分合的关系来分析这部作品中的张力,看作者如何在个中对立与不协调之间取得平衡和调和,从而实现文章的美感。     

人性话语对政治话语的穿越——《百合花》解读

《百合花》作为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的优秀文本,就在于它面对强大的政治话语时代,并没有采取回避甚至抵制的态度,而是用人性话语穿越政治话语。人性话语作为主体是形象饱满的,政治话语是符号性的抽象的,政治性作为人性的补充而存在于人性的血液之中。     

“绝对正确”的革命——从《丽萍的烦恼》看延安文学的政治话语

抗战时期,中共进驻陕北延安后,知识分子荟萃的延安形成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文学思潮。文艺整风后,延安文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结合进＂体制＂内,成为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齿轮和螺丝钉＂。作家莫耶及其小说《丽萍的烦恼》的坎坷命运,见证了延安文学从启蒙到政治话语的变迁,这种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模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令人深思。     

浅议《理发》的文本叙述手段

林·拉德纳的小说《理发》巧妙地运用第一人称直接引语为文本叙述语言，真实而极具口语化特征的叙述语言给读者带来了逼真的听觉体验。而叙述者既是超故事层的讲述者，又是元故事层的参与者与审美对象。通过对叙述者主观不可靠性的真实还原，小说为读者创造了宽广的情感审美空间。     

论《人性的污秽》中的元小说叙事技巧

元小说指的是＂关于怎样写小说的小说＂。在《人性的污秽》中,菲利普·罗思灵活地运用了元小说的叙事技巧,将小说创作的痕迹即小说写作的缘起、进展与结局等有意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积极地邀请读者参与到对小说意义的建构之中,凸显了罗思书写《人性的污秽》的＂自我意识＂、小说叙事的虚构性与协商性,使小说成为具有开放性质的后现代文本,体现了后现代派小说创作的艺术特征。     

人性话语对政治话语的穿越--《百合花》解读

《百合花》作为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的优秀文本，就在于它面对强大的政治话语时代，并没有采取回避甚至抵制的态度，而是用人性话语穿越政治话语。人性话语作为主体是形象饱满的，政治话语是符号性的抽象的，政治性作为人性的补充而存在于人性的血液之中。     

为何“活着”——论余华的《活着》

《活着》是一部朴实纯净的小说,像土地一样朴实,像山泉一样纯净,具有一切好小说都有的流畅.故事单纯,单纯到只有一句话的长度：农民富贵为“活着而活着”.但它又与丰富相通,从主人公富贵怎样化解苦难而乐观地＂活着＂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人生态度,是卑微苦命的传统农民如何＂活着＂标本.显示出作者对人和世界的独特审美关照.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多重话语分析

本文以细读的方法,结合作者自身经历和时代背景等因素,分别从民间话语,启蒙话语,女性话语和政治话语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多重话语特色,并试图挖掘出隐藏于显性文本之后的隐性文本和潜在对话。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网络成瘾”与信息“节食”

“互联网成瘾症”(IAD)在全球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当中迅速蔓延,社会危害性极强,备受社会学和心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网络成瘾概念的界定出发,介绍了网络成瘾的临床鉴定和基本类型,剖析了网络成瘾的心理成因,建议网民们要解除网瘾,进行信息“节食”,最后对青少年沉缅于网络游戏这一社会问题提出了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