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野内的农村制度变迁—对中国农村改革的再思考

“扩大农民自主权”是农村初始改革的关键起点。从“治理”的视角出发考察农村20年制度变迁，认为改革在历史的进程中建构着一条“自我强化”的路径。即“扩大农民自主权”与“治理转型”的互赖过程：⑴通过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而形成农民自我治理的发展；⑵经治理的传递性而促使国家层面的治理变迁。因此，“路径依赖”使改革积累了巨大绩效且为后续的改革提供了方向。     

基于“学习共同体”理念的英语教学设计初探

学习共同体是在建构主义教学观指导下的一种新型教学组织形式。本文以McDonald’s-A good business．一单元为例探究基于“学习共同体”理念的英语教学设计。初步肯定基于“学习共同体”理念的英语教学设计在帮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与经验、促进多种学生技能发展及提高合作意识与水平等方面的成效性,同时归纳分析教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教师角色定位、“合而不作”现象、校外专家缺席等问题。     

“乡政村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研究

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已日益深入到乡村田野，形成“乡政村治”的格局。所谓“乡政村治”，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自治组织，依法进行自治。     

调控与依附:社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博弈

学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量一直是置于社区这个特定场域内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迅速带来社会全方位的变化,社区这一具有居民生活基本单元和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双重性质的特定场域的结构性情境发生根本改变,利益结构、权力结构和文化结构均发生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随之进入一种不稳定的博弈状况: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机制从刚性的直接管控转向柔性的间接调控;回应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改变,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态度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依附,双方形成一种非平等的合作关系。     

村制还是制村:民国时期山西“村制”制度考察

清末民初,国家权力为加强对基层社会资源的控制,不断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整合,而实行地方自治则是当时通常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在此背景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山西进行创制新"村制"探索,并最终走上了乡村社会体制变革的道路。由此,国家权力不仅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也正式以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替代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组织。由此可知,当时国家政策不仅在有计划地改造基层社会,且已成功介入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再构、权威重塑等领域的具体操作过程。通过对民国时期以山西"村制"为主要内容的具体考察,可以揭示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思潮兴衰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规律。     

村制还是制村：民国时期山西“村制”制度考察

清末民初,国家权力为加强对基层社会资源的控制,不断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整合,而实行地方自治则是当时通常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在此背景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山西进行创制新＂村制＂探索,并最终走上了乡村社会体制变革的道路。由此,国家权力不仅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也正式以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替代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组织。由此可知,当时国家政策不仅在有计划地改造基层社会,且已成功介入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再构、权威重塑等领域的具体操作过程。通过对民国时期以山西＂村制＂为主要内容的具体考察,可以揭示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思潮兴衰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规律。     

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

根据作者第一手调查资料 ,紧密结合广东农村撤区设村、统一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改革实践 ,从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 ,着重分析了村民选举后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认为 ,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导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 ,促使农村权力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的转型。在现行的宏观政治框架内 ,建立在权力资源配置多元化和权力来源渠道二元化基础之上的农村党政关系 ,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 ,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 -发展村民自治”双赢目标的实现。     

日本封建时代的地方自治权

日本封建时代的地方自治权 ,既有相当于西欧“特恩权”的“不输”、“不入”权 ,像威尼斯那样实行自治的城市———、平野、博多等 ,还有农村自治组织“”。幕府时代实行权威与权力二元分离的间接统治体制 ,天皇和将军分别是权威性君主和权力性君主。将军名义上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 ,实质上只是天领 (直辖地 )和大名的君主 ;大名是大名领国的君主 ;大小主独立行使领地的统治权。德川时代的“町役人”和“村方三役”全权管理城下町和农村。     

冲击与碰撞——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回应与反思

“新清史”自美国兴起后引起中国学者思考与讨论。以强调满洲民族意识与清朝帝国性质为中心的“新清史”,否认明清之际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冲击了传统清史认识中的“汉化”观。对此,国内学者大都持相反观点,因文化背景、思考角度不同,回应“新清史”的侧重点不同。对“新清史”的回应,不仅仅是简单的“捍卫汉化”,更是反思过去清史研究路径,思考民族、国家等观念的建构。     

基于情景学习理论的组织育人共同体建构与实施路径

开展组织育人工作的难点在于受教育者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张力,受教育者价值观认同模式转变和组织内功能体属性、共同体属性之间的矛盾。文章采用"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分析范式,从参与者的身份建构、育人模式变革和共同体的形塑等方面分析了情景学习理论视域下组织育人共同体的组织要素,构建了组织育人共同体模型;提出了引导大学生身份认同、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改革共同体运行机制以及保持共同体开放性特征等育人方略,增强了组织育人成效。     

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而“官民共治理”的“乡里制度”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本文追溯了乡里制度和官民共治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特点的内涵。     

社区:通往农村环境自治的阶梯

农村环境自治是村民自治在环境领域的特殊体现和具体样式,是村民自治的延伸。它关系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关系着农村居民的生活舒适程度。农村环境自治的基本诉求是培育农民的环境自觉和环境意识,走一条社会资本与制度资本相结合的治理道路。而社区凭借其规模小、稳定、同质性高以及拥有共同意识等优势成为农村环境自治的承载主体。社区作为通往农村环境自治的阶梯离不开政府的政治支持、充足的资源配置以及完善的法律保障,非政府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也是社区环境治理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     

“齐云社”自治特征对城区草根毽球的启示

通过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齐云社”与“草根毽球”彼此间相关的自治理论予以论证,以武汉市青山区“草根毽球”参与群体为调查对象进行分析.认为“齐云社”与“草根毽球”两个相距百年的民间体育组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有着各自特点鲜明相似的自治特征.在对武汉市青山区“草根毽球”参与群体的人员、动机、组织、设施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后,以“齐云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自治特征为参照,为城区“草根毽球”的自治化发展提供积极的启示和建议.     

家庭交际中的“权力”与“关系”

许多学者认为家庭交际就是为了追求“权力”,“权力”与“关系”是相互排斥的,但实际上,就像黛博拉所提出的权力关系坐标中所反映的,家庭交际中,“权力”与“关系”是相互交织的,在建立关系时双方也在维护权力。通过对年轻夫妻日常对话录音的研究分析,发现受性别影响,夫妻往往采用不同的语言方式来建立关系、权力,或者转移权力,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这也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家庭交际中的“权力”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     

传统曲艺的“组织化”与现代化——简论建国初期的曲艺改进活动

建国初期的曲艺改进活动具体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组织化”发展战略;第二,落实到“改人”层面,体现为从“旧艺人”到“曲艺工作者”的转变;第三,从行内自身的角度来看,体现出自救与“新曲艺”建构的情势;第四,从曲艺制度建设层面看,体现了从封建行会到现代组织变化的要求。这些总体上又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与民间社会三者融合的形式。     

国家、地方与民间之互动——巍山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的形成

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角度,从国家、地方政府、乡村基层组织和“洞经会”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圣谕坛”产生的原因,展示了权力控制过程中,各方利益与策略的交汇,探讨了民间宗教组织确立自身合法性,寻求、构建生存空间,与国家维持平衡关系的机制。     

国家学位制度的现实考察与立法完善

国家学位制度与大学学位制度是根据学位颁发权力来源而划分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位制度形态。尽管现行《学位条例》确立的是统一的国家学位制度,但鉴于生源质量、教学资源、培养水平等方面的区域和校际差异,不同高校学位授予的具体标准千差万别,甚至作为大学自治的重要内容为部分司法判例所肯认。同时,学位管理的“放管服”改革也在不断深化,高校的自主权限不断扩大,导致国家学位制度在实施逻辑上呈现出大学学位制度的色彩。形式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分野,折射出两种不同学位制度之间的内在张力,也决定了我国在学位法制建设中必须于二者之中作出审慎抉择。由国家学位制度迈向大学学位制度是学位形态发展的历史趋势,但鉴于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现状,国家学位制度在学位质量保障、公平公正实现、管理秩序维护等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较为理性的做法是在坚持国家学位制度的前提下,适度吸纳大学学位制度的有益经验,在扬弃中实现两种学位制度张力的平衡。当前学位立法的重点在于:保障学位授予单位自主权,允许各个高校之间有差异的学位授予标准的存在;实现学位授权审核活动向行政许可的回归,由指标分配转向基本标准设置;弱化政府对学位授予工作的直接管理,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学位认证、学位质量评估、学位信息提供和咨询等服务工作,逐渐适应公共权力由国家向社会转移的时代潮流。     

试论抗日根据地乡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近代中国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广大军民艰苦抗战的同时,在乡村政权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最终创造出“三三制”这一既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基本特征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它改变了传统以乡绅地主为主体的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国家政治权力在两千多年来首次以现代政党组织的形式对乡村社会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这种乡村管理体制是新中国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雏形,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提供了借鉴。     

“妙手”与“铁肩”——知识分子的激情与内省

提起知识分子,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的写照,但是从漫长的历史发展来看,知识分子既有特立独行的思考、“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和追求真理的执着与无畏,也有过激、困惑,甚至是迷失……在此我们摘录了描述知识分子的一组文章,试图揭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中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他们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编者手记     

论“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是东欧一些国家走向近代化的开端。与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英法等国不同,这类国家没有革命政权的暴力可资凭借,只能凭借旧政权的专制权力来推行改革。它们的“专制”措施,既有反人民、反革命的一面,也有强制封建顽固派转化的一面。革命打先锋,改革收其功。东欧这类国家,为了避免暴力革命,为了与英、法等国抗衡,吸收了英、法等国资产阶级改革的经验,甚至在某些局部走在前列,从而为后进国迅速赶上先进目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