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学术权力与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基于辽宁省三类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的章程文本探讨

中国高等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实质就是重振学术权力,其相应的制度保障就是学术委员会制度,因此,学术委员会制度就成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学术委员会制度是否保障了学术权力这一核心问题,课题通过辽宁省三类高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的对比研究发现,其存在三方面的制度性缺陷,包括学术权力的主体、范围以及相应的实施方式等.这些基本问题的表述模糊,导致了学术权力长期停留在思想观念上而无法真正落实.建章立制,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以保障学术权力的有效发挥,正是建立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由之路.     

学术自由与大学办学自主权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问题始终是高教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 ,在当时主要是回应此前３０年间政府对大学的集权管理以及大学因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而失去办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状况。在随后的讨论中 ,这个问题大体上是沿着“如何适当处理政府、社会与高校三者之间的关系 ,以转变政府职能 ,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１］及“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逐步确立高校的法人地位 ,进一步明确学校的权利与义务”［２］这一维度展开的。应该说 ,这种从高等学…     

从政策思维走向法治思维: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始终将扩大与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作为核心议题。然而,在政策思维的宰制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始终受到"文件治教"与"项目治教"两种治理机制的影响,高等教育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相对较低。受政策思维的支配,高等教育治理在外部和内部分别产生了"混合型规制体制"以及师生个体的"权利危机"与高等学校的制度能力弱化等规制效应。与我国不同,法治发达国家与地区的高等教育治理实践,受到法治思维的全面影响。在大陆法系,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国家监督对象之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构,成为大学法研究与实务的内在旨趣。在英美法系,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调整,构成高等教育法律研究与实务关注的基本议题。据此,两大法系都将规范与保障大学自治、构建高等教育治理(包括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的法治秩序作为其价值诉求与理想图景。从长远来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于以法治思维取代政策思维,进而推动高等教育治理范式转型。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基于组织结构的视角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大学内部两种基本的权力表现形式,具有共存的合理性又存在冲突。任何组织都存在相应的组织结构用以表明组织权力模式、权力主体以及权力实施路径及作用范围,大学需要相应的组织结构来保障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利共存的合理性,减少冲突。使用二维权力矩阵可以从组织结构的视角较好地审视大学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利关系。     

试论张楚廷的大学内部治理思想

张楚廷认为大学的内部治理权是大学自我生成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大学师生的权利,保障学术自由,因而它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以人为本,即以人的权利为本。法治是公民权利至上的一种治理模式,大学要处理好与政府、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的权利关系的协调问题,迫切需要加强法治建设。     

学术的传承与屏障--浅谈大学的学术自治

大学的学术自治是研究高深学问的重要保障之一,中世纪至今,学术自治始终是大学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本文试从学术自治的概念、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学术自治在大学中的必要性等角度,探讨大学中学术自治的本真内涵.     

当代大学学术权力生态及其规制路径

大学学术权力是运行于高校组织内部的基础权力。我国高校学术权力弱化与异化并存。一方面,政府与高校内部行政权对大学学术研究影响深刻,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学术部落之间权力分化;另一方面,大学学术权力自身发生异化,如组织官僚化、运作形式同盟化等。以大学章程为依托,厘清学术权力边界,建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协调机制,建立扁平化的学术组织体系,建立体系化的、运转顺畅的学术权力承载组织,有利于规范和保护学术权力运行,是恢复大学学术权力良好生态的有效路径。     

学术自由与大学办学自主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问题始终是高教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 ,在当时主要是回应此前30年间政府对大学的集权管理以及大学因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而失去办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状况。在随后的讨论中 ,这个问题大体上是沿着”如何适当处理政府、社会与高校三者之间的关系 ,以转变政府职能 ,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1]及”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逐步确立高校的法人地位 ,进一步明确学校的权利与义务“[2]这一维度展开的。     

导师义务应当如何设定——以预防研究生学术不端为例

我国立法对导师履行义务与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缺乏明晰的规定,在研究生学术不端的预防上尤为突出。由研究生学术不端引发的导师问责既不能适用私法侵权上的过错归责原则,也不能采用结果归责原则。在行为归责上,导师预防研究生学术不端义务的适用面临着标准模糊、监督困难与因果关系缺乏等多重困境。导师在国家立法层面上被赋予的学术伦理教育义务、学术指导义务以及学术不端的事先审核义务,需要接受是否侵害高校办学自主权与教学自由的检验。研究生导师义务的设定应当置于国家、高校与教师的关系视角下进行考察,遵循全面性、弹性与程序性要求,建立“综合考核为主,个案追责为辅”的监督体系,个案追责采用主客观相统一的归责原则。这对当下中国高校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落实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皆具重要意义。     

高校场域中学术治理机制对科研产出的影响

随着我国科技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对高校学术产出重视力度日益加大,高校科研生产对政府和市场的资源依赖性不断增强,其组织场域呈现外部基于学术性标准的分层和内部学术与行政权力分权的双重特质。作为高校外部组织场域和内部科研生产的中间变量,学术治理机制集中体现了组织场域位置与组织内部技术要素的互动。学术-行政权力耦合是我国高校学术治理机制的主要构型,与外部行政化的场域特征相契合。学术治理机制存在层间异质性和层内同质性,处于场域位置顶层的院校学术权力主导及专业化分工的治理特征明显,师均科研产出较高;处于场域位置底层的院校行政权力主导或学术-行政融合治理的特征鲜明,师均科研产出较低。学术治理机制从结构层面的学术决策权力配置模式、关系层面的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以及文化层面的学术氛围3个维度作用于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高校场域位置优势既可直接也可间接通过影响大学学术治理机制,进而影响院校科研产出。应通过高校分类定位、错位发展、多元评价,松动固化的高校组织场域布局,构建以同行评议为核心的学术治理机制、校内学术与行政部门的专业化-支持性关系,优化高等教育场域的组织生态,激发多样化的学术生产活力。     

学术发包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治理模式

作为混合治理形态,学术发包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学术治理模式。“学术发包制”意指政府与大学、社会与大学以及大学组织内部围绕学术任务而形成的一种发包关系,这一制度形态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实践方式已经深嵌在学术事务之中。学术发包制以科层制为制度根基,以项目制为制度手段,以学术锦标赛为制度精神,其制度呈现包括学术治理权分配、学术资源激励以及学术绩效问责三大部分。学术发包制遵循特定的形成机理,既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因此,我们需要促进“发包抓包”与“购买服务”的理念融通,推动从“刚性发包”到“弹性发包”的目标转移,并加速从“竞争发包”到“协作发包”的方式转变。     

台湾释宪实务制度下的大学自治

大学为追求高深学问之所,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其制度性保障之一.然而基于法治国原则,大学仍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国家的监督.在台湾释宪实务下,司法的介入对大学的影响很大,大学根据大法官解释在学生权利救济、在学关系及学校管理等方面都有相应改变.大学不再是特别权利关系下的“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既继承了民国以来的大学自治传统,又在民主政策下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其经验值得中国大陆高校借鉴.     

高等教育治理问题探究

教育的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治理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必然绕不过高等教育治理问题。溯源高等教育治理问题,发现国内外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取向不同。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核心是理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关系,厘清治理与管理、领导、共治等概念,弄清高等学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把握高等学校自主办学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以总体论和三点论为新视角,探究高等教育内部治理问题,明确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外还应存在综合权力或者监督与制约的第三种权力。通过对《高等教育法》高校办学自主权相关条款的剖析,找到解决外部治理问题的关键是做到管办评分离。     

大学管理不宜学术与行政二分

作为大学核心工作的学术活动,其相应的权力特征也构成了大学的特有权力模式.然而,大学管理在试图突出学术权力的同时,对学术权力的认识却是狭义的,在权力机制上将学术权力孤立起来,形成了学术与行政的权力二分模式.这不仅割裂了大学管理的完整性,而且也令学术权力失去了真正的舞台,丧失了应有的学术话语权.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建立在大学党委政治权力、校长行政权力以及教授学术权力三权分立基础之上的,这就需要以学术权力为大学立法,使其与党委决策和校长行政形成权力制衡.     

教授治院:中国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边界设置的原点

中国大学张扬学术权力的关键举措是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二者之间设置合理的边界,设置边界的原点宜在大学二级学院实施教授治院。教授治院的理论依据是学术共同体理论,其精髓是均权和求真,教授治院必须体现公开公正和均权制衡二大原则。实践中,教授治院具有实施的合法性基础,也符合大学的组织特征。但要使教授治院真正起到边界原点的作用,还应该以科学的治理理念为先导,以适切的治理机构为载体,以完善的治理制度为保障,防止教授治院陷入新的官僚化模型之陷阱。     

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的区别与联系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中,“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首次提出的概念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从理论上看,无论是法律思维还是法治思维都是一种思维方式,即从何种角度去思考和看待问题。研究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首先从研究什么是法律思维、什么是法治思维人手,研究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也必然离不开对法律和法治的考量。本文采取的是先从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的定义人手,进而探讨内涵和外延然后研究二者之间存在的区别和联系,最后落脚在如何实现法治。     

论大学学术管理中的行政权力行使

大学学术管理中存在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种基本权力形式。目前我国大学学术管理多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表现出行政权力泛化倾向。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学术管理机制,加强依法行政、科学行政和柔性行政,提高行政权力行使的正当性。     

关于地方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建设

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部属院校相比,地方高校多为教学科研型大学和教学型高校。地方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存在组织划分缺乏科学依据、行政权力主导、研究职能较弱等问题。改革创新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建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二元化的矩阵型学术组织,可以提高基层学术组织的效率,进而推动学校整体科研创新能力的发展。     

对我国大学制度内涵的一些思考

制度创新是我国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大学制度的创新，就是理顺政府和大学之间、大学内部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之间的关系，将夫学的办学自主权落到实处，让学术权力回归主导地位。     

浅议学术自由的限度与学术责任

学术自由是学术领域里一直追求的理念,同时学术自由在理论上是无限制的思想自由,但在实际中却是一种有限的自由。学术责任需要学者在学术自由的限度以内承担学术的责任和学术限度以外的公民责任,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学术权利与学术义务这两个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大学在享有学术自由时必定要对学术负责,即外界赋予了学者行使学术自由的权利,相应的学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义务。过去只是过多的强调学术自由,忽视了学术责任的表述,以至于学术责任很难落实。只有承担责任的学术自由才能把大学变得更加积极、有效率。学者在学术自由限度中应该自觉的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促进学术的良性发展。学术自由需要以更多的视角去研究学术自由,以确保学者在承担学术责任的前提下享有学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