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镜像,心灵的洗礼——试析李光地民间故事传说

在民间想象中,清人李光地是位一心为民的廉洁清官、足智多谋的智慧化身、忠君爱国的股肱之臣和亲民宽厚的谦谦君子。李光地民间故事是闽南古镇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和闽南一隅独特的风情画卷,并通过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心理活动,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倾向,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对李光地民间故事的深入发掘和阐释,不仅是为古镇新城"铸魂",还能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构建和谐。     

试论“浑言”“析言”的几个问题

"浑言""析言"这一对术语所指称的词义通别之理在训诂学上的三个问题:1 词义通别之理在《尔雅》《毛传》《方言》中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体现,西汉的训诂学家已有一些语言学学理自觉地指导训诂实践,训诂学在西汉已告成立;2 历来训诂在词义通别处理上的失当,主要原因是对"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缺乏认识;3 从词义通别角度考察"同义连文"现象,词义通别之理是判断同义连文属于词还是非词的本质因素。     

《说文》“匕”部字及含有“匕”部件字研究

《说文》对"匕"字的解释包含两层意思,"相与比叙"和"用以取饭的器具"。从古文字字形考察,是原本来源不同的两个字混同为一个字。在《说文》系统中,"匕"部字和其他含有"匕"部件字构意大体不出《说文》的解释,结合古文字和相关文献,可以进一步理顺相关字的释义。     

中国传统家训的孝道教化及其现代意蕴

家训是传统孝道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孝道成为传统家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价值导向之一。孝为立身之本、敬为孝先、扬名显亲、慈孝相应、俭以祭亲等构成传统家训教化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家训中也有一些"愚孝"的消极说教。中国传统家训孝道教化的途径方法是家族日常训诫与奖惩结合,良好家风陶冶,朝廷典型倡导,官僚士大夫积极传布,从小处做起、在践行上着力,以及编写易记易循的歌诀箴语进行潜移默化的孝道熏陶。借鉴传统家训的教化形式为我们今天的孝德建设和孝道文化建设服务,要在培养宗旨上着重吸取传统家训孝为立身之本的观念,在内容上着重吸取传统家训中敬为孝先、以功显亲以及慈孝相应等思想,在途径方法上借鉴传统家训孝道教化以身立教、注重践履、家风陶冶的做法。     

贵县名士曾光国所“述”的“刘三妹”故事——评两则新发现的清初“刘三姐”传说资料

《粤风续九》载有曾光国所"述"的《始造歌者刘三妹遗迹》一文,《古今图书集成》引录有曾光国协撰的康熙《贵县志》关于"西山歌仙石"的记载。这两则材料不仅为我们准确地把握清代的"刘三姐"文字传播系统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支撑,而且为深入分析口传刘三姐故事中的"禁歌"情节等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其文献价值不容忽视。     

《歧路灯》的文类归属及家训主题解读

长期以来,学界多将《歧路灯》视为世情小说、教育小说或家庭小说。然而其对程朱理学的推崇、明显的训诫教化特征和略显疏散的叙事风格,始终与上述定位不甚匹配,影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认定和评价。鉴于明清时期家训撰写的普遍性,结合李绿园的社会身份及写作意图,依据《颜氏家训》等确立的家训文学类属标准,将《歧路灯》视为"家训小说",更利于其主题阐释和价值评估。     

抓安全就应“小题大做”

正近来翻看《成语词典》方知,"小题大做"出于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中。在考试时,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中的文句命题,叫做"小题";以《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这五经中的文句命题,叫做"大题"。"小题大做"就是用"五经"文的写法,作"四书"文。流传到今天,就引申为用小题目做大文章,把小事当成大事来处理。显然,这正是"小题大做"的应有之义。在日常生活中,"小题大做"常用来比喻不恰当地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处理,包含不值得、不应当的意思。倘若有人抓住一些小事情大做文章,人们就     

“三成人”家训对青少年行为规范的教育作用

"知畏惧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艰难成人"家训对人的成长有着重要的规范作用.要让今人经受"三成人"家训的历练,可用通过恢复中小学劳动课、大学生下厂下乡锻炼、义务服兵役,增加警示教育等渠道来实现,加上从小辅以如<朱子家训>之类易于诵读记忆、从生活身边小事做起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行为教育,对构建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浅谈古代生育文化的“梦月”现象

<正>古来人们不乏对月的关注,《淮南子》有"积阴之寒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1]的说法;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天部》记载"月者,太阴之精"[2]。现代人们熟知有关月亮的神话,有月主"嫦娥"、吴刚伐桂,于传统节日"中秋"赏月,也是我们流传至今的习俗。而"梦月"现象,也常见于史料之中。一、生育文化与感生神话生育文化,有学者从物质、精神与制度三方面对其进行界定,[3]也有学者强调生育的"技术系统",即生育现象出现的基础。[4]本文所涉及的"生育文化"概念,是存在于历史     

《吕晚村先生家训》教育理念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借鉴意义

《吕晚村先生家训》由吕留良先生所著,收录于《吕留良诗文集》下册,由张森生先生点校。从《吕晚村先生家训》中,可以读出吕留良先生经商、教子、治家的杰出能力。文章对《吕晚村先生家训》进行了研究与分析,阐述了吕留良先生的教育理念,并且分析了吕留良先生的教育理念对于现代教育的借鉴意义。     

论《朱子家训》的核心意义及实践价值

《朱子家训》是体现朱熹思想的重要文献,《朱子家训》的理论基础就是由朱熹继承和发展北宋理学而建立起的庞大系统的程朱理学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宋代的新发展。《朱子家训》的核心思想是促进家庭和谐,基础是实现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目的是实现当时社会的整体和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朱子家训》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统治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对家庭关系和社会人际关系的论述在今天仍有可以借鉴的实践价值及积极的现实意义。     

梅文鼎书信中的“秦二南”考

分析梅文鼎的文集《绩学堂诗文钞》(1757)中两封写给秦二南的信,研究信中提到的天文历算问题及著作、天算家和梅氏的社交学术圈.提出秦二南有可能就是学者秦道然,对此进行初步考证,并重点讨论官员李光地和天算家杨作枚与梅、秦的关系,揭示有关的学术背景.     

不伦不类“甲壳虫”

41岁的塞巴斯蒂安·斯柯成了德国万人瞩目的人物。斯柯先生只是德国《明镜》周刊在线编辑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斯柯先生之成名是因为他对当代德语发展事业做出的贡献。2006年10月的一期《明镜》周刊上,以"救救德语"为当期刊题,以"德语大甩卖"为文,详细论述了当代德语语言文学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揭示了德语混乱、衰退、受到越来越多的外来语冲击、越来越被不严肃地使用的现实。而斯柯先生也就作为这个混乱语言背景下一名出语幽默的德语卫士被介绍给了德国读者。     

《朱子家训》在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中的应用

《朱子家训》作为一篇家训名作,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通篇论述伦理道德和因果教育。在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加入《朱子家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可以促其懂得惜福感恩,学会革除盗心,养成质朴的生活作风。     

汉简《算数书》“少广术”求最小公倍数法

学界普遍认为汉简《算数书》"少广术"中没有求最小公倍数法.这是对《算数书》"少广术"的误解.利用《九章算术》"少广术"求最小公倍数算法与《算数书》"少广术"相关术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算数书》"少广术"有求最小公倍数的算法.求最小公倍数法最迟在公元前186年已经成熟,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数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说文解字》“多形字”研究

据统计,《说文解字》中"多形字"共64个。学术界对"多形字"的认识看法不一,有人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有人则反对。我们认为"多形字"是不存在的,《说文》对"多形字"的分析存在错误,许慎将本是象形、会意、形声字(一形一声)的字错析成了多形字,这是由《说文解字》成书的时代局限性导致的。     

“宰牲节”和“开斋节”

下面是读者程惠轩和作者盛炎先后给编辑部的来信。他们对“宰牲节”和“开斋节”作了辨证。编辑同志: 读了你刊第20期盛炎同志所著的《巴墓斯坦风情散记》一文,其中提到:"开斋节在伊斯兰教历太阴     

关于刘勰的“变乎《骚》”——《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的主要论文方法，《文心雕龙》“变乎《骚》”一语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折衷”思维模式。在刘勰看来，体“资于故实”、数“酌于新声”是文“变”之“势”、“理”，而《楚辞》则是对这两者的集中体现。“变乎《骚扩者，实指《骚》（概指《楚辞》）为文“变”之典范。     

司马南剖视“法轮功”内幕

《科技潮》一贯坚持科学、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这曾被一些搞伪科学的人视为眼中钉。本刊1998年第11期曾发表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同志《我为什么非要反对伪科学》一文,文章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旗帜鲜明地指出"伪科学祸国殃民"。文中有一段话,以事实揭批了李洪志和"法轮功"。为此,李洪志唆使其信徒们对本刊进行了多日的无理纠缠和围攻。我们进行了坚决的和实事求是的回击。中央关于尽快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决策,发起了对一时甚嚣尘上的种种反科学的封建迷信活动的总攻击。这是一场科学对封建迷信的大较量。维护科学真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将继续在宣传科技的阵地上站好岗。     

关于唐“三李碑”

山西榆次市使(?)镇,原有唐代书法名碑三通,这三通唐碑,是李唐封建王朝为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氏父子三人〔李良臣、李光进、李光颜)树的墓碑.人称“三李碑”.李良臣的一通已轶,现仅存李光进、李光颜的两通、关于“三李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以及这三通碑的树立年代,过去无人撰文进行论述,偶读山西省图书馆一九七七年编印的“山西历史地名录”(以下均简称“地名录”),提到“三李碑”的树立年代,“地名录”的编者从碑文断章取义,把“三李碑”的树立年代断为树立于唐宝应、贞元之间,尽管编者给自己留了很大的余地,然而这一结却是错误的,本文就“三李碑”的树立年代、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