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登记立法目的刍议——利益需求的视角

以所涉主体的利益需求为角度,商事登记的立法目的在于:就国家而言,商事登记是其对商事主体及商事行为进行法律调整的前提和途径,是其对商事主体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制度,是其实现宏观调控等经济职能的必要辅助手段;就登记主体而言,商事登记是其公示经营身份、确立自身商誉的必要手段,是其维护自身合法地位、保障正常经营活动的必要形式;就交易相对人而言,商事登记是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制度,是保护市场交易安全及社会公众利益的制度保障。     

我国商事登记程序立法现状及其制度缺陷

商事登记程序是整个商事登记制度的核心,从某种程度上讲,商事登记程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商事登记制度的优劣。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其现存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商事登记程序立法问题尤为突出。缺乏统一的商事登记程序立法、采用折中审查主义、前置审批设置繁多、适用三级审批机制、公示方法以公告为主,这些都是我国商事登记程序立法现状的具体表现。而登记依据及其程序不统一、公开性透明度较差、审查原则明显不当、登记行为的法律责任不明确等问题更是严重制约了商事登记程序应有作用的发挥,阻碍了商事登记制度设立目的的实现。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研究

商事登记制度是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下一项重要的制度,它具有安全效率等功能,所以学术界关于商事登记制度的讨论从未减少过,包括对概念和性质的论争。商事登记制度有其自己的发展轨迹,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了适合自己的立法模式。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存在已久,然而种种原因使得其具有各种缺陷,妨碍了商事登记功能的发挥,本文试图分析各种缺陷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完善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     

谈我国商事信用法律制度体系

市场经济最终体现在高层次上就是"信用经济",我国商事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应涵盖商事主体之间,商事主体与征信机构等评价机构之间、商事主体与政府之间、征信机构等评价机构与政府之间诸多关系内容和相应制度法律制约保障体系,是有关商事信用各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系统功能、法律支撑三方面的有机统一.建立市场主导的我国商事信用体系,需要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保障体系,包括商事信用形成机制、商事信用法律保护机制、商事信用监督控制机制、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及法律补充机制五个方面.     

商标权与商号权的权利冲突及法律保护

商标与商号是用以区别商事主体和商品来源的识别标记,它不仅承载着商事主体享有的商业信誉、商品的质量承诺,而且还具有宣传和促销功能.本来,商标权与商号权是由不同的法律来调整,似乎不应发生冲突,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企业竞争加剧,使得企业在商标权与商号权方面的冲突时有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如何完善商标、商号立法,加强双方相互之间的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权利冲突及法律保护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完善我国商事人格权法律制度的思考

商事人格权是现代经济社会中出现的一个新法律概念。我国现行法律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过于分散,缺乏科学性和统一性,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针对我国商事人格权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我国将来立法时应在民商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商事人格权的概念和具体类型,拓展人格权客体范围,承认人格权中的经济利益,设立部分商事人格权转让和继承制度,明确规定商事人格权的保护方式。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模式的重新审视

随着国际商事争议的日益增多,各国对仲裁关注的力度也在增加,因此,重新审视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进一步推进该制度在我国的应用成为我国目前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回顾仲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现阶段我国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存在立法缺陷,笔者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高效解决国际商事争议提出了相关建议。     

试论我国商事登记立法的现状、缺陷及其完善

商事登记又可称为商业登记,商事登记法则是规定一般商事登记的法律。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以商事登记命名的商事登记法,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也将成为增强我国商事主体得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障碍。     

入世后中国商事法律体系建设与完善

完善中国商事法律体系，加快我国商法向现代商法的演进步伐，是我国加入WTO的迫切需要。当务之急应是充分认识商法的重要性，尽快充实和完善我国的外经贸法律体系、商事合同即市场交易合同法律体系，同时加大其他商事法律立法的力度和步伐。     

论商业贿赂对商事主体经营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垄断商事主体外，其他商事主体的经营活动基本都处于竞争状态，因为每个商事主体的竞争能力参差不齐，加上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够健全、完善及执法力度的不到位，使许多商事主休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中最明显的不正当竞争手段之一就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对商事主体的经营产生重大的影响，既有获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但不利的一面对企业经营产生的影响更大。本文试从这些方面对商事主体的商业贿赂影响进行有益的探讨。     

提升商事信用的商法制度创新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商事信用是商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与评价，商事信用和质量一样是企业的生命。良好商事信用的形成需要制度环境特别是法律制度作为保证。商法是商事信用的基本保障，商事信用的提升离不开商法制度的创新即程序法意义上的商法制度创新如完善商事登记和实体法意义上的商法制度创新如公司人格之否认、自然人破产、信用保险等。     

仲裁协议效力认定主体探讨

国外一般规定仲裁协议效力由仲裁庭来决定,集中体现为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此原则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而目前我国将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主体赋予仲裁委员会和法院,且法院有优先管辖权,这不符合国际商事仲裁的惯例,阻碍了仲裁事业的发展。运用比较分析法去论证我国立法规定的利弊,明确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确立的必要性,有利于完善这一立法。     

国际商事仲裁性质之论争及评析

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目前存在司法权论、契约论、混合论及自治论等四种理论。至今,这四种理论还未形成统一认识。对国际商事仲裁性质的正确认识必须基于以下几点法理考量:意思自治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意思自治的法律效力源于法律的确认和规范,而立法不能无视国际商事实践对其作出任意性限制;尊重意思自治是司法介入仲裁的前提和基础;司法介入仲裁的目的是保护商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实现。     

困境与出路: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机制研究

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实质上是处理商事仲裁与司法权的关系。仲裁的性质决定了司法监督的必然性。公正合法的司法监督能够促使仲裁发挥更好的非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机制和世界主要国家相比，还存在诸多的缺陷。站在立法理论和实践纬度上分析与批判这一机制，提出确定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取消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双重制、健全重新仲裁制度，变双轨制为单轨制等方面完善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对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论商事人格权

人格权概念产生于19世纪德国民法理论。所谓人格,从法律意义上讲,是指能够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独立资格。人格权是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依法享有为保持和维护其生存和法律上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人身权利。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事主体的商事活动能力得到了发展,呈现出所谓的"人的普遍商化"的现象。为此,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新兴的概念--"商事人格权"。本文试对商事人格权的一些问题进行界定。     

梅州客家民间商业文书用印刍议

客家民间商业文书是记录客家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资料,基于此,我们能够解读客家地区的民间习俗与商事习惯。客家商业文书用印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包括土地田产契约文书、侨批、货运单、旧式金融业相关的账簿与票据等在内的民间文献,其印章的使用非常丰富,既灵活多变而又不失规范。梳理和解读客家民间文献中的用印,尤其是商印,对于深化理解文献系统本身以及文献所对应区域社会的经济面相,有着积极的学理和现实意义。     

商事争端的法律与非法律途径的选择

在经济现代化的今天,伴随着商事活动的日益增加,相应产生的商事争端问题地开始慢慢凸显。本文主要介绍了中国商主体对于经济交往中产生的商事争端采取的两种主要解决途径,即法律途径和非法律途径。这两种途径因其各自具备的特点使商主体做出相应的选择。     

计算机网络道德主体建设探索

网络道德建设的根本在于主体的建设,网络主体自身的道德品质、道德自觉性如何,是一个关系到网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道德秩序状况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网络道德建设首要而基本的,便寄希望于网络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本文从网络主体的界定和网络主体在网络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了提高网络主体素质的思路。     

论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在我国的引入

随着国际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商事仲裁开始变得全球化。和国际仲裁相比,我国仲裁业因仲裁立法的禁锢而缺乏仲裁第三人方面的立法,导致仲裁效率低下、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难以充分实现。本文围绕仲裁第三人制度改革的法律事实,结合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通过对仲裁第三人基本概念的理解、引入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必要性分析、针对我国引入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建议这三个方面来探究仲裁第三人制度。     

商文化研究

商文化是指商主体信奉本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文化是商主体的“软件”，商文化是商主体发展的灵魂，是构建商事组织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