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三十六 初六 藉用白茅 无咎 子曰 苟错诸地 而可矣 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 慎之至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自"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作一统领,接下来的几段都在阐述言行谨慎的表象和结果。谨慎是中国人的优良作风,也是儒家很推崇的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三十四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承接上文,这几句继续论述言行问题。先从字面看这几句的意思,直译过来:言语从自身出发,影响的是民众;行为是从身边开始的,影响显现在远处。言行,是君子把握的关键。关键一动,主导荣耀或是耻辱。言行,是君子感天动地的凭借,可以不谨慎吗?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三十七

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这一句是在继续阐明“白茅错地，何咎之有”的内涵，也是在展示这样的做法所构成的因果。原文可以直译如下：茅草之为物本来很纤薄不贵重的呀，而可用于承垫祭祀品，则其用处则很重大。人如能以此谨慎之道前行，必能无所错失了。     

文化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三十五

“同人，先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在此前几期中，我们解读了圣人对言行问题的阐述，从而知晓了在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和转化过程中，对一言一行的深刻认识才是君子把握关键的基础。我的体会是，这其中也深含《易经》的本义，即一言一行看似容易，却会影响甚至引发变易，而贯穿始终的道理却是不易的。言行看似为因，其实也是果。再究其因，就探寻到了“心”的根源。     

孔子的“君子”思想

君子是孔子在《论语》中树立的理想的人格典型。孔子对“君子”这个概念的含义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认为，君子是求“道”，学以致其道的人。由于仁道很难直接把握，但礼乐、忠恕之道与仁道有极大的关联，因此，君子是通过克己复礼，掌握礼乐和忠恕之道来达到“道”的人。最后，求道有得——“德”——就成为了真正的君子，所以君子最主要就是指有德之人。这样的得道君子是符合道、与道为一、以身体道的人。在孔子看来，这才是获得了人之为人之本质的真正的人，真正的存在。所以，“君子”在孔子这里已经被赋予了存在论、本体论的意义。孔子的“君子”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前提。     

论孔子的君子观

孔子前，“君子”含义不固定，不确指，与德行好关联不紧，不具道德评判色彩。“君子”既指天子诸侯，也可指丈夫男性情人，德行可好可坏。孔子第一次全面地以具体的道德规范──仁、义等十余种内在品质与恭、庄等八种外在仪表两层面充实了“君子”的内涵。“君子”由偏指地位尊贵转向德行高尚。基于此，孔子评判历史、当代人物，教育、培养学生做“君子”，最终行君子之政于国。分析先秦诸子言说，“君子”是孔子为儒家树起的一面旗帜，承载了重构社会新秩序的职能。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三十三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这一章主要围绕着“言行”的主题在论述。从“中孚”卦说起,从卦象上看,引出了鸣鹤在荫;从卦理中看,内怀诚信。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用“中孚”卦来讲说呢？《说文三下爪部》：“孚,卵即孚也。从爪、子。一曰信也。”段注：“鸡卵之必为鸡,鸟卵之必为鸟。人言之信如是。”意思很好理解：鸡生蛋、蛋生鸡,有蛋必有鸡。看到鸡蛋,人们一定相信会生出鸡来。人讲话也要有这样的诚信。     

“耕藉之制”——读书偶得

“耕藉田”作为一种制度,最早出现在《周礼》和《月令》里面。但汉以前的史书里,能够看到的正式记载很少,就连并吞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是否有过“耕藉”活动,都不可得知。直到汉朝,这个制度大概才算正式定了下来,以后便各朝因袭下去。什么叫“耕藉田”?古人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应劭说:“古者天子耕藉田千亩,言为天下先。藉田,典藉之常也。”韦昭曰:“藉,借也;借民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二十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在儒家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中，认识论占据了很大比重。从本章第一句，即开始讨论道德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关于什么是“道”，孔子一言以蔽之，“一阴一阳之谓道”。乾为天，为刚，为阳；坤为地，为柔，为阴，两者的有机组成就是“道”——姑且借用这个字，正如道家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 易之序也 所乐而玩者 爻之辞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能够“居而安、乐而玩”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动静有常”的人生幸福!“居而安、乐而玩”是君子静处时的人生态度,而静处当然不仅是指一个人安静的独处,达只是外在表象上的“静”,此静为心静,就是原句中“安”的意指。中国人很讲求“安”,比如“安居乐业”,但这还是安身的层面,更深层的首要在于“心安”,进而才可能达到“立命”的程度。如果     

先秦儒家的君子观念及其社会意义——世俗生活中的良善人格

在先秦儒家共识性观念中，君子是集理想性、经验性、世俗性于一身的存在，他们在怀抱“士志于道”之理想的同时，又积极与世界互动，以避免理想堕于伪善。在此意义上，有“君子不器”“修己以敬”“义以为质”“颠沛必于是”四重精神准则支撑君子的光辉气质。从事实的角度看，虽然社会稳定多数时候靠的不是君子，但那些作为良善主体的君子和具有温厚情怀的君子依然发挥了促进美好、维系生存的作用。在中国传统士人政治中，君子是社会整合、协调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策略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言行和思想一致,实事求是,它是人的基本美德,是做人的根本。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强调做人要“敬事而信”、“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     

浅谈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教育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重视教育问题，著名教育学家孔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仍然需要礼乐和教育来规范言行，使人成为“知诗书、懂礼仪”的君子。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需要教育来规范人的言行，使人变得明智。我国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地提高学生的素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语文正是最传统的学科之一，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意义，对学生的终生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将结合初中语文的特点进行德育教育的分析。     

呼唤自然研读自然

自然者，自其然也。遵循自然规律发展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文字，一人为“大”，一大为“天”，说明中国人最尊重的是自然。中华民族视宇宙为二元，即自然与人，藉人的双重性即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成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文化总纲，主张“人与天调，天人共荣”。     

论孔子的人格学说及前途

孔子的人格学说，是孔学体系中最有现代价值的理论。孔子人格学说的直接历史渊源是发达的周文化；孔子继承和完善了周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孔子人格学说依“人”、“禽”之辨，“人”、“民”之辨，“君子”、“小人”之辨为梯阶，最后达到“仁”、“知”、“勇”的理想人格境地；孔子的人格学说在回应未来世纪的“文明冲实”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优势；若能加入西方人格学说中的“情”、“意”因素，将形成较为完善的人格模式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三十八

前半句是谦卦九三爻的爻辞，意思是说：“勤劳又谦虚，君子会有终结、结果，这是吉利的。”再看后半句，直译过来：孔子说，有功劳而不夸耀，有功绩而不自以为德，是敦厚到极点了。说到他的功劳，还要谦下于人呀。作为人而言，作为有道德的君子，     

“人”与“景”的模式化－－两汉辞、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

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惠，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血《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一百三十七

<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遒,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这句话的原意是:二爻与四爻有相同的功用,但爻位不同,所以它们的善吉不同:二多赞誉、美誉,四多畏惧、谨慎,因接近九五之君位。阴柔之道,本不利于远离(九五),(二远五)其大要归于无咎,是以柔居中的原故。除却初爻、上爻分别代表一始一终,这一节讲的是"二、三、四、五"四个中爻之中的阴爻,即"二爻"     

略谈我国封建时代的朋党之弊

朋党是我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官僚政治集团.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分.即所谓“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朋党不仅“自古有之”.而且可以说历朝都有,史不绝书.举其大者,如秦有赵高之党.汉有党锢之禁.唐有牛李党争,宋有蜀、洛、朔之党.明有东林和阉党.清朝在其前期的“康乾盛世”时,也出现过鳌拜之党、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