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参与制造企业服务衍生的实现机制

客户参与是制造企业服务衍生得以实现的关键。考虑制造企业服务衍生实现过程中客户参与度、服务广度与深度等因素对集成解决方案价值创造的影响,构建了以客户和制造企业为主体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服务广度与深度本身存在负向关系,其中受客户参与成本、资源以及风险的约束,服务广度与客户参与度、收益分配系数、产出系数呈负相关,与支持服务衍生实现的成本系数、企业绝对风险规避度呈正相关;而服务深度与客户参与度、收益分配系数及产出系数呈正相关,与成本系数、企业绝对风险规避度呈负相关。     

不对称信息下服务外包中的客户企业参与机制

建立有效的客户参与机制能降低服务成本,提高外包服务项目成功率.针对不对称信息下,客户企业参与外包服务生产后,服务商是否会努力工作,以及如何激励服务商努力工作问题,建立了客户企业参与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客户企业参与行为对服务商工作努力程度、收益共享合约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客户企业参与行为与服务商的工作存在互补关系时,客户参与度与服务商工作努力程度正相关,且随着客户参与的增加与之匹配的收入共享激励系数应增加；反之,客户参与度与服务商工作努力负相关,且随着客户参与的增加与之匹配的收入共享激励系数应减少.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相关结论.     

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过度自信高管激励合同设计

考虑国企高管代理人表现出的过度精确和过高估计两种不同过度自信心理形式，分析了国企高管在异质委托情境下，不同过度自信形式对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纳什均衡合同中最优契约激励系数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包含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和国企高管的三方博弈模型发现：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高管过度精确的自信行为提高了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经济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而对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社会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没有影响；国企高管过高估计的自信行为提高了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社会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而对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经济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没有影响。从国企高管代理人的努力类型来看，过度精确的自信行为降低了自身对经济任务的努力水平，而过高估计的自信行为提高了自身对社会任务的努力水平。在我国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该契约理论模型将委托代理参与人扩展到包含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和国企高管三方参与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非理性国企高管对国企双重任务的行为差异，研究结论可对完善国企治理及高管薪酬机制提供新的参考。     

制造企业衍生服务运营模式决策：自营与外包的权衡

随着服务在制造企业创收中占比的不断增加，服务衍生已成为实现服务型制造的有效手段，但产品制造的相对集中与服务提供的绝对分散困扰着制造企业衍生服务的自营/外包决策。针对1家制造企业和1家服务承包商出售一类实物产品及一项衍生服务的情形，构建了衍生服务自营与外包两类模式下的博弈模型。结果表明：衍生服务自营/外包的决策受服务水平、产品服务相关性、服务提供优势系数及收益共享系数等多因素影响；自营或外包模式下，衍生服务水平及服务提供优势系数对双方利润的促进作用存在边界，且产品服务相关性对衍生服务水平以及双方利润存在促进作用；外包模式下，收益共享系数的制定应以实现外包双方价值更大创造为目的。     

BIM情境下综合设施管理服务供应商激励契约

为有效激励综合设施管理(IFM)服务供应商应用BIM进行IFM外包服务,实现BIM在IFM过程中的应用价值与IFM项目绩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针对IFM外包BIM应用过程中IFM服务供应商需要执行的BIM系统运营服务和IFM业务咨询服务两项任务,构建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依托模型,分析在两项服务任务成本相互独立、相互依存...     

基于能力激励的委托代理机制设计

运用委托代理激励理论，构建了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能力激励对委托代理契约和博弈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实施能力激励可有效提高委托人期望收益，且对个人价值实现系数较高的代理人更加有效；② 委托人承担培训成本时代理人的能力水平提高更多，且委托人可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③ 信息成本与代理人风险规避程度有关，代理人风险规避系数越高信息成本越高。     

基于电子企业生产者责任制实施的激励机制设计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的实施中,政府环境监管部门和电子生产企业是委托代理关系.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政府对多家电子生产企业参与的激励问题,考虑电子生产企业实施生产者责任制的内在动力,设计激励电子生产企业参加该制度的最优合同,建立政府期望收益最大化的优化模型,并对对称信息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均衡解以及影响成本的因素进行分析.     

服务质量不可观测下的云外包激励机制

客户企业实施云外包时,面临着服务质量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针对在"一对多"的云外包服务模式下,因云服务提供商(CSP)服务质量不可观测所引发的共同代理问题,以客户企业期望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分别在客户企业合作及不合作情况下,设计外包合同以激励CSP付出最优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对两种情况下的合同激励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当客户企业之间合作时,收益共享系数由服务质量对产出的影响系数、风险规避度、产出方差和成本效率参数所决定;当不合作时,具有先动优势的客户企业不会向CSP支付固定服务报酬;客户企业之间合作时的合同激励效果要优于不合作时的激励效果。     

基于公平偏好与学习效应的委托代理契约设计

基于公平偏好和学习效应理论,通过改进传统经济学中纯粹自利人假设下的HM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委托代理框架下存在公平偏好及学习效应的最优契约设计.结果表明:公平偏好能够激励代理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学习,而学习效应可以有效提高委托人的期望收益.当代理人具有较高的公平偏好和风险贴现因子时,最优激励契约应增加代理人固定收益比重,降低风险性的收益分享比重;雇佣具有较高初始能力的员工、激励员工加强学习均可提高委托人期望收益;雇佣具有较高公平偏好程度和较低风险规避程度的员工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该结论为降低代理成本,实施有效的委托激励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演化博弈的制造企业服务衍生稳定性研究

针对因服务衍生所需资源的异质性而引发各参与主体面临多重决策的问题,构建"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商–客户"三方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各参与主体采取不同行为策略时的演化路径,分析各参数变化对服务衍生结果的影响,并运用MATLAB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表明,服务衍生的成功实现与各参与主体的行为策略密切相关;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商合作情形下,服务衍生成本与产品使用成本的降低,直接、间接收益及潜在损失的增加,以及动态收益分配系数的合理确定是服务衍生得以成功实现的关键.     

考虑共赢的电信业务创新动态激励合同研究

用价值偏好参数修改了委托人(运营商)的目标函数,同时增加了代理人(服务提供商)对机会的选择决策,建立了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跨阶段的业务创新激励的委托代理模型,并分析了模型的均衡性质.结果表明:1)当价值偏好参数增大时,服务提供商相同阶段下最优生产性努力与机会性努力间的差值,以及不同阶段下最优生产性努力间的差值随之缩小；2)当隐性激励系数增大时,不同阶段下最优分享系数间的差值,以及相同阶段下最优生产性努力与机会性努力间的差值随之拉大,而不同阶段下的最优生产性努力间的差值则缩小.这些结果揭示了共赢对合同参数的影响,机会主义的根除不是运营商实现共赢目标的必要条件.     

道德风险下重大工程协同创新激励契约设计

针对重大工程协同创新契约设计不合理导致创新效率低的问题，结合重大工程协同创新高度复杂、协同主体动态更替等特点，建立以创新产出和成果转化整体收益为目标的委托代理模型，设计双边道德风险下重大工程协同创新激励契约，从而求出最佳努力水平和最优激励系数等结果。并与无道德风险下的契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考虑双边道德风险时，最优激励系数介于承包商与协同企业付出最大努力水平时的激励系数之间，合理的激励系数可以有效调节双方的努力水平；激励系数分别随着成果转化率、协同企业贡献权重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承包商贡献权重的增加而减少。研究成果为重大工程协同创新契约有效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客户低估服务价值情境下混合产品定价策略

针对服务价值初始被客户低估的现象,若制造企业将产品服务集成并捆绑销售,将产生客户不愿为混合产品支付的问题,考虑客户对衍生服务价值感知的波动性,将客户购买混合产品的过程视为一个包含实物期权的多阶段动态投资规划,并通过贝叶斯统计估算客户服务价值感知的波动率,实现对混合产品的多阶段分割式定价,以好孩子旗下口袋车POKIT 2为例,验证了定价策略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研究表明:基于客户理解价值的定价策略使得供需交易更有灵活性;客户低估服务价值的持续时间决定了客户购买的价值理解;客户低估服务价值时,混合产品的总价大于客户未低估服务价值时混合产品的价格。     

基于政企委托代理关系的应急设备储备系统激励模型

为了减轻突发事故引起的社会危害，政府明确规定生产经营性单位一定要做好应急设备的储备工作。但在实际情况下，政企追求目标并不一致，政府对企业努力水平也不能做到全面监测，使得企业很容易产生违规操作或投机行为，造成企业努力水平降低，在突发事故发生时很难保障充足的应急设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政企利益博弈，构建了应急设备储备系统激励模型。根据政府补贴有无约束条件，求解了政府最优奖惩系数与激励系数、企业最优努力水平以及双方的收益。进一步，采用数值算例与敏感性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讨论了若干重要外生变量对政企最优决策策略与双方收益的影响，进而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管理启示。     

服务外包中双边道德风险的关系契约激励机制

外包服务项目执行结果受服务商工作努力程度和客户参与配合的共同影响,双方在服务执行中的生产要素投入无法验证性往往会导致双边道德风险.针对双边道德风险下正式外包契约无法有效激励双方共同努力这一问题,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设计了非正式的服务外包关系契约,分析了关系契约对双方共同努力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对任意折现率,实施关系契约的客户收益与系统收益均不小于正式契约,且随着折现率的增加,关系契约的激励效果越显著;当折现率足够大时,关系契约能有效激励双方共同努力,实现系统最优.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相关结论.     

合作创新情境下考虑项目持续时间的契约设计和选择

针对服务外包合作创新项目的契约设计和选择问题,考虑项目持续时间的影响,构建了基准情形、绩效型契约和收益共享型契约三种情形下的博弈模型,求解并对比分析了各情形下的最优服务质量、最优项目持续时间和最优客户收益。在绩效型契约和收益共享型契约下,服务供应商的创新投入成本系数和时间成本系数越高,客户所提供契约中的质量激励系数和收益共享系数越大。当客户和服务供应商订立收益共享型契约时,可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当客户希望通过服务创新获得更高的服务质量时,应选择绩效型契约;而当客户希望合作创新项目尽早完成或通过合作创新获得更大收益时,应选择收益共享型契约。     

制造企业服务衍生的产品-服务匹配机制

依托优势制造资源进行服务衍生已成为制造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由于服务衍生过程的复杂性和客户需求的多样性,产品-服务的有效匹配已成为决定服务衍生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以服务衍生的产品服务包特征分析为基础,刻画了制造企业服务衍生的过程,基于稳定匹配理论,构建了产品模块-服务项目的匹配规划模型,并给出了问题的求解方法,最后实例验证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服务衍生实质是产品与服务相互匹配的过程,产品价值的更大实现需要服务衬托,而服务的价值创造需要依托产品;两者的稳定匹配有助于客户问题的解决。     

多任务道德风险下应用服务外包激励机制研究

应用服务提供商(ASP)的服务绩效由其硬件条件及软件水平所决定. 针对如何平衡激励应用服务提供商在硬件及软件建设的多任务投入问题, 以客户企业期望收入最大化为目标, 应用委托-代理理论设计了应用服务外包正式契约和关系契约, 并分析了贴现率与成本替代强度对契约激励效果的影响. 研究表明, 贴现率较低时, 客户企业应选择正式契约对应用服务提供商进行激励; 随着贴现率的增加, 关系契约的激励效果增加; 关系契约中, 不同任务之间的激励效果具有互补性, 且随成本替代强度逐渐增强.     

不对称信息下应用服务外包招标机制设计

服务能力及经济成本是客户企业选择应用服务提供商(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ASP)的重要指标.针对服务能力信息不对称下客户企业选择ASP的逆向选择问题,建立了应用服务外包的委托—代理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得到了应用服务外包最优招标机制的合约菜单,并对该机制的相关性质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不对称信息下客户企业主要根据服务能力、经济成本选择ASP,而与服务报价无关;客户企业向ASP支付的服务报酬主要由服务成本及信息租金两部分组成;ASP中标的服务能力较完全信息下中标的服务能力低.     

考虑合作创新产品市场的IT研发外包合同

针对IT研发外包项目合作技术创新中的目标不一致问题, 设计了接包企业参与分 享合作创新产品市场收益的研发外包合同, 并对合同参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最优收益共享激励系数与产品市场、研发项目的固定支付及双方的成本系数无关, 而与发包方对项目成功的影响系数正相关, 与接包方对项目成功的影响系数负相关; 最优固定支付与双方的成本系数正相关, 与合作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容量负相关, 与产品价格敏感系数及产品单位销售成本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