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镜之照:宋代州县审计模式的历史转变

在中国审计史中,宋代的地方审计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宋代路级转运司等监司的设置,促使地方审计更趋专业化。宋代州县机构是地方施政的主要实体,其在审计模式上独成一代之法:设置了州级双头主官,审计成为通判的重要职能,从而使州级政府亦成为审计主体;形成双系统属官制,在分权制衡的体制中,使司法参军的审计工作趋向了专职性;州府一级对县的审计监察,复制了中央与路州的审计关系模式,而财赋账簿的正规档案化与勾考时间的提频化,则是自秦汉上计制度以后最显著的变化,标志着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体制里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更趋深化。     

明代桂西土司的“城头/村”组织及赋役征发

明代桂西土司地区的赋税之征有别于流官区,嘉靖以前,并无确切证据表明土司辖区如流官区般推行了里甲制。同时,桂西土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亦有别于内地,其以"城头/村"作为基层单位,土官土目直接管领部民,部民亦兵亦民,当国家征调时,土官土目按"田"派兵,部民自备粮饷出征。朝廷对部民土兵无直接管理权,不过,却通过掌握土官官职的授予而有效地控制了土官,土官也愿意让渡兵力获取朝廷支持而稳固其统治。     

论宋代路级机构的互察关系及对地方政治的影响

宋代统治者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的重现,首次在州县之上的路一级政区设立多个管理机构,如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等,它们共同管理一路内的各项事务。为加强监管,宋朝首创了路级机构的互察制度,规定路级机构互不统属,互相监督,互相填写考核结果。宋代路级机构的互察关系,有利于防范权臣独揽地方大权,确保统治稳定。同时,宋代路级机构的互察对地方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信息的上传下达,促进了州县治理,有利于地方政治清明。     

宋代武举与武学教育

宋朝承袭唐朝,北宋开始武举在真宗咸平三年,并逐渐向制度化、程序化方向发展,形成了固定的考试程序、内容、录取名额、授官制度等。宋代武举的设立,促进了民间武学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军队和民间的身体素质,对于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促进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提高了习武人员的理论修养,促进了武艺与兵家谋略及阴阳家思想的结合,推动了武艺训练理论、战术思想的发展,是宋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统治者对《庄子》的阐释接受

宋代是中国学术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时期,宋学吸收庄子等道家学者的哲学思想,建立起自己的心性论思想,形成了一种成熟的思想形态,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导思想,宋代庄子的阐释与接受的多元化倾向更明显。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倡导道教,建立道官、道职,《庄子》一书受到重视,被列入道家科目,设有博士。     

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司法

羁縻政策是宋朝经略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政策,也是宋朝在该地区司法的指导原则。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司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元面向:北宋时表现为绥怀与同化,南宋时则表现为因循与守旧。司法活动的目的本是定纷止争,实现社会秩序,但宋朝的司法却带了冲突抑或秩序化效果,这又同边臣的作为紧密相关,深刻反映了中华法制文明的多元性与一体化发展趋势。     

宋代书证制度研究

在宋代近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宋代社会所出现的好讼民风、发达的契约制度与书铺机构等因素,催生了发达的书证制度。宋代书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要有契约与政府档案等书证类型。宋代形成了发达的书证防伪与鉴别技术,书证在民事司法中得到广泛运用,成为民事司法中的"证据之王"。以宋代书证制度为理据,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司法法具有较强的确定性。     

军镇势力的发展与中晚唐五代县级行政体制的演变

中晚唐五代以来,镇作为军事系统的权力末梢,介入县级政权对地方的管理,导致县司权力的衰退和县级官员的闲散罢废。但对于县级行政体系和整个地方行政体系而言,镇作为最初的军事据点介入地方行政管理,亦为唐宋之际县级行政体制的变化带来了契机。镇的逐步行政区化促进了县域的合并与重组,镇将参与行政事务管理、镇将与县令的兼任,则促使宋初县司实现了新的军政合一。镇的发展某些层面上在唐宋之际县级政权的转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检察制度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

检察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制度”类型，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阶级的出现而产生，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和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变化和发展。从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发展到阶级社会的国家审判；从国家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混为一体，发展到司法职能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形成专门的司法机关；再从司法职能中分化出检察职能和审判职能，形成专门的检察机关和检察制度。     

论宋代提刑官在地方职田管理中的作用

职田是宋代地方官员普遍享有的一项俸禄。但宋代提刑官这一地方掌管司法监察的重要路级长官，却长期不享有职田。其原因在于宋政府为保证职田租种、分配的公正，利用提刑官来监理地方职田。为防止其借机为己牟利，因而取消了其职田俸禄。提刑官在地方职田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监管作用，其参与了地方职田分配、土地丈量、政策制定、查处不法行为等多个方面。提刑官的监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代地方职田租种、分配的公正，“不同其利则公其心”的管理策略也是宋代官员俸禄管理制度的一项创新。     

从温州地方文献订补《全宋诗》

《全宋诗》有不少疏误。本文就温州地方文献中发现的《全宋诗》编者所失收的作品及疏误之处,进行了辑佚和订误,为《全宋诗》的完善及温州地方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论宋代城市发展及其影响

宋朝建立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宋代城市改变了汉唐以来居住区和商业区分隔的传统,实施了厢坊制度;此外,宋代还打破了行之已久的宵禁传统,开放夜市,使城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程度。宋代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带动了地区经济的繁荣,冲破了市民等级束缚,安置了剩余劳动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风气日益奢靡,治安事件相应增多。     

集会与地域：唐宋湖州雅集风尚与地域文化

在对唐代大历浙西联唱的地域影响考察中,湖州雅集的郡守宾客唱和风尚是不容忽略的。其上承晋宋以来的郡守宾客唱和遗风,下启赵宋的郡牧文豪集会风气,截然不同于明清以地域文化精英为雅集主体的文会流风。以郡守宾客为集会主体,历代郡守修造、雅集的亭堂楼台为集会场所,以宴游饯别和人文旨趣为集会主题和格调,充分展现了唐宋湖州雅集风尚的主要特征。唐宋湖州雅集风尚对其地的文化品格建构颇有贡献,同时对明清湖州的文会兴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湖州州学与胡瑗的教改实践

北宋中期以后曾大规模兴办地方学校 ,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各地学校办学是否成功 ,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湖州州学自建校后 ,一些地方官员为解决诸如办学经费等问题做了各种努力 ;教育家胡瑗为培养人才 ,在湖州州学对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和陈旧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以上两个方面正是湖州州学在众多地方学校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福州南宋黄异墓＂服饰的价值重释

站在当下构建文化多样性的立场,从文献索引、闽台历史民俗资源调查、服饰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以及“地方性知识”建构4个维度,对“福州南宋黄弄墓”服饰进行多维价值重释。从考古价值和文献价值上,黄弄墓服饰既丰富了中国服饰史研究中关于南宋部分的实证,又填补了闽文化传统服饰的考古文献空缺,也成为服饰史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文献;黄异墓服饰在刺绣、印染等纺织技术上的成就。既能客观反映宋代闽地纺织工业及技艺的高超,又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南宋时期闽文化地方性审美意趣的真实范例;同时为构建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及弘扬地方文化特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宋画中的宋代园林铺装研究

宋代园林在中国造园技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宋代园林的铺装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查阅相关书籍和宋画,对宋代园林铺装的材料、形式和功能进行了分析,并对宋、今园林地面铺装的路基、施工方法和排水方式进行了对比研究,为今后更好地进行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提供依据.     

宋代招抚使始置时间与设置缘由考

中国古代招抚使始置于唐代广德二年(764)九月。宋代招抚使从广义上看始置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十月;从狭义上看始置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六月,招抚使设置的缘由为招募人才以抵御金人,首任招抚使为张所。宋代共有28位招抚使副,其中北宋1位,南宋27位。宋代招抚使尽管具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但在宋代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汉代颂体文学观念

颂为汉代重要文体类别,上承先秦告神、颂美宗庙祭歌,下启魏晋后世颂美之文,无论形式、内容,押或文学观念都处于转换变更期.汉人颂体文类辨体意识显得相当模糊.出现将颂与诗、赋、碑、赞等文体称名相混情形.此中情形,既有前代颂体文学创作与观念影响因素.也与汉人颂体创作复杂生态有关.汉代颂体文类意识的模糊与创作的多元化.反映出文学自觉时代到来之前某些特性,即文体现念的含混性与文体创作的自觉意识.     

西昆体再认识

宋初西昆体在诗坛享誉几十年，但在历代宋诗研究中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西昆体的产生是时代和文学发展的需要，西昆体在宋诗特点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昆体作为一种唯美派文学，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