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黑河流域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选择西北内陆黑河流域为研究区,基于198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通过构建三生空间分类体系,从地形、城镇与道路方面分析近40年三生空间的时空演变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驱动因素,得到如下结果。1)黑河流域国土空间水平分异明显,以生态空间为主导地位。生产生态空间主要分布于中游农业绿洲,生产生活空间散布在生产生态空间之中。近40年来,生产生态空间和生产生活空间持续扩张,强生态空间波动增加,弱生态空间持续缩小。2)三生空间垂直分异明显,以海拔1500 m和坡度5°为界线,生产生态、生产生活和弱生态空间集中在界线以下区域,强生态空间则相对集中在界线以上区域。3)三生空间受城镇和道路的显著影响,生产生态空间和生产生活空间趋向靠近城镇和道路分布,生态空间则多分布在远离城镇和道路的区域。4)自然地理因素是三生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基础性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则是关键推动力,其中城镇化率、城镇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是主要的驱动因素;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具有协同增强效应,尤其城镇规模、总人口与自然因素交互作用对三生空间的格局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黑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三生”视角的长江岸线功能格局演变分析——以重庆段为例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从“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视角出发,提出了“三生”岸线定量提取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采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等方法,探究长江重庆段沿线“三生”空间及“三生”岸线的时空特征与生态效应,并运用冗余分析(RDA)研究“三生”岸线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受自然和区位条件的影响,各地区对长江周边土地的开发利用强度差异明显,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2)2009-2018年10年间,“三生”岸线中生态和生产岸线减小、生活岸线增加,增长率分别为-3.09%、-4.71%和19.89%;(3)总体上生态岸线保有率较高,但两岸整体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略有下降,其中城市是下降最为明显的区域,乡镇地区则是岸线保护的薄弱环节;(4)地形地貌是岸线开发的限制因素,而社会经济的影响是短期内岸线格局发生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人为开发活动是造成岸线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城市边缘区的界定方法研究——以西安为例

通过对国内外对城市边缘区的界定方法的分析，发现城市边缘区的界定方法已由过去定性的经验划定逐步走向了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模式。文章以西安地区2002年1：100000的遥感图像做成的假彩色合成影像图为计算依据，结合Matlab软件编制程序识别图像，运用“断裂点”法和“信息熵”法来进行运算处理，划定了西安城市边缘区的范围。尽管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主观经验判断的问题，但通过对西安城市边缘区划定的结果来看，两种方法可行性还是比较强的。     

冀北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演化特征分析——以张家口市为例

以冀北山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为研究区, 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度和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 从空间布局、数量结构、垂直梯度和景观格局4个方面, 剖析1990—2015年张家口市“三生”空间的分布格局和演化特征, 得到如下结论。1) 张家口市“三生”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显著, 生态空间主要分布于东部的燕山余脉和南部的太行山区, 生产–生活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集中分布于洋河河谷盆地、桑干河和壶流河流域, 潜在空间散布在中部和西部的生产–生活空间周边。2) 张家口市“三生”空间均有不同程度的相互转化, 其中以生态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的相互转化为主要特征。与1990—2000年相比, 2000—2015年“三生”空间的相互转变更为频繁。3) 在垂直带谱上, 中低山和缓坡区域的“三生”空间类型更加多样性。研究时段的生态空间向高海拔、高坡度地带扩展, 生产–生态空间向低海拔、低坡度地带转移。4) 张家口市“三生”空间的景观格局趋于破碎化和复杂化。5) 自然地理背景是“三生”空间分布的自然基础和空间载体, 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因素是张家口市“三生”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     

“城市双修”与“三个经济”双向引导的城市边缘区控规研究——以延安市南二十里铺片区为例

基于"城市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和"三个经济"(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概念的引入,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问题和目标双向引导,提出城市边缘区控规(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策略.结果表明,"城市双修""三个经济"与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诉求相契合.通过用地整合,分类确定开发模式,并将新经济落实用地;合理组织内外交通分流,着重打造通过性景观,使城市边缘区成为城市中心区的有力补充及城市形象的展示窗口.     

北京城市边缘区建设用地扩展分析--以大兴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的扩展状况密切关系着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的演变.基于1994、2000、2005、2009年4个时期TM影像资料提取出的建设用地数据,通过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指数、建设用地扩展规模系数和建设用地密度指标,利用象限缓冲区分析法将大兴区分成8个象限进行扩展分析,研究1994—2009年大兴区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分析表明,大兴区在15a间建设用地剧烈增加,且增加的强度越来越快;各区建设用地密度的差距越来越大,但差距并非均等变大;大兴区建设用地扩展影响因素主要是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交通因素与政策因素.     

喀斯特生态脆弱区“三生”空间时空演变与功能优化——以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

基于石林彝族自治县2010年、2015年和2020年3个时期的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利用动态度、转移矩阵和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分析石林彝族自治县“三生”空间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石林彝族自治县“三生”空间中生态空间占主要部分,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比重较小,生活空间集中分布在石林彝族自治县西部城区和周边集镇,生产空间围绕生活空间分布,其余地区为生态空间.(2)2010-2020年间,石林彝族自治县“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动态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以2015-2020年增幅较大,达3.6%.(3)石林彝族自治县“三生”空间呈“生产+生活+生态-”的演变趋势,即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增加,生态空间减少.(4)2010-2020年石林彝族自治县“三生”空间地表破碎化水平始终较高,地表景观逐渐多样化,土地动态转移逐渐剧烈,生态空间逐渐被挤占,生态脆弱性进一步增加.     

伊犁河谷“三生”空间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与多情景模拟

基于伊犁河谷199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利用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探析“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及景观生态风险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借助PLUS模型模拟伊犁河谷2030年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和生态空间优先3种情景下“三生”空间格局及景观生态风险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990-2020年,伊犁河谷“三生”空间以草地生态空间为主,草地生态空间和林地生态空间面积呈减少趋势,其余空间呈增加趋势;1990,2000,2010,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均值分别为0.035 5,0.033 1,0.034 8,0.034 6,伊犁河谷景观生态风险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风险等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梯度变化;2020-2030年3种情景的景观生态风险均呈上升趋势,景观生态风险均值从大到小为生活空间优先情景、生态空间优先情景、生产空间优先情景。     

基于时空分析的城市边缘区耕地演变机理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是土地利用最复杂和最活跃的区域,其耕地演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利用耕地面积变化的时间序列模型、耕地动态度模型、耕地重心变化模型等,对城市边缘区耕地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定量研究,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18个因素对其驱动因子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地处城市边缘区的黄陂区耕地面积的变化主要是受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增长、农业结构调整及耕地比较效益的影响．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界定研究——以福建省莆田市城市绿心范围界定为例

针对绿色空间主要功能和城市边缘区的特征,充分考虑人类意象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对绿色空间的影响,从景观特征、生态容量、人地关系、威胁性因素等方面建立了界定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的综合指标体系.并以福建省莆田市城市绿心为例,依据绿心的现状特征选取合适的具体评价参考因子,通过层次分析法和李尔特态度量表等方法得出综合评价结果,并根据相关原则界定出绿心的具体保护范围.     

“双碳”目标下张家口市“三生”空间格局演化及碳效应研究

基于“三生”空间识别与碳源(汇)属性分类体系,分析2000—2020年张家口市“三生”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测算“三生”空间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碳效应,探讨“三生”空间演化的生态关系及其对碳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20年张家口市“三生”空间时空格局变化显著,生态空间增加710.24km²,生产–生活空间增加652.55km²,生产–生态空间减少1362.79km²,3类空间相互转化的幅度愈加强烈。垂直方向上,碳通量从2695.18万吨上升到4894.36万吨,碳排放远大于碳吸收,碳收支不平衡现象较为严重。水平方向上,生态空间的碳吸收强度逐渐上升,生产–生态空间和生产–生活空间的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20年间,积极碳流增加823万吨,消极碳流减少1182万吨,整体净碳流为负值。张家口市“三生”空间生态关系冲突明显,主要表现为掠夺–限制与竞争的关系,对碳效应产生消极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分区与城市边缘区的扩展特征分析

以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区,选取全球人造不透水面、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仪(VIIRS)夜间灯光、道路、人口等多源数据,从土地利用、人类活动、道路设施3个视角出发构建分区指标,基于人工神经网络对长三角城市群地域空间进行划分,并探讨城市边缘区的时空分异与扩展特征.结果表明:使用多源数据与人工神经网络方法识别城市边缘区具有可行性,空间分区的3个指标较为合理;使用自组织特征映射模型将长三角城市群分为城市核心区、城市边缘区、乡村地区3类;2012-2018年间城市边缘区占长三角城市群总面积的比例由7.82%增长至11.27%,年均空间扩展强度指数为7.35%,城市边缘区面积扩展呈现集聚特征,热点区主要位于江苏省大部及浙江省北部,冷点区则分布于安徽省大部和浙江省南部.     

以“驱动创新”思维助推“创新驱动战略”——以江苏省盐城市为例

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创新型城市,江苏省盐城市通过地方政府、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行业企业的共同努力,运用"驱动创新"的思维助推"创新驱动"战略,形成了四方合作共赢的体制机制。     

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因素分析

选择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福建省龙岩市作为研究对象,在定量识别乡村三生空间功能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趋势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龙岩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具体分析,探讨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发展特征及耦合协调差异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龙岩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不均衡,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影响耦合协调关系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森林覆盖率和农作物播种比例;随着时间的演变,区域的生态因素对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度的影响逐渐增强.     

基于国土空间适宜性的长江经济带“三生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上三生空间的单空间适宜性评价为基础,探索优化“三生空间”布局与实现“三生功能”协同发展的理论机制和实现途径.借助德尔菲法和GIS的空间分析法,由分类到综合,在多空间评价的基础上,遵循最适宜原则和生态－生活－生产优先递减原则,划定长江经济带上的“三生空间”功能分区.从单宜空间评价结果来看,生产、生活空间适宜度分布的空间相似性较强,生态空间与生产、生活空间的空间异质性显著;比选后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分别占总面积的45.72%、46.98%、7.30%.生产空间所占比重最大,整体呈现出“东多西少,中心外围”空间分布特征;生态空间则主要集中分布在胡焕庸线以西的区域;生活空间所占比重最小,整体上呈现出“东密西疏、小集聚、大分散”的分布特征;从省域尺度来看,苏、皖、赣、鄂、湘、渝、黔7省的生产空间所占比重超过总面积的50%;川、滇两省生态空间占比超过总面积的70%;上海市则以生活空间为主,各省份主导空间优势突出,辅助空间的开发潜力大.     

城市边缘区村庄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以江浙经济发达地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是一个复杂而特殊的地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该区域内村庄城镇化发展问题意义重大.从发展思路上阐述了村庄城镇化的4个主要层面内容,并结合江浙经济发达地区村庄城镇化发展实例,总结出了产业聚集型、商贸市场型和旅游特色型等3种典型的发展模式.     

城市边缘区快速轨道交通节点发展的经济学解释——以上海闵行莘庄镇地区为例

本文以上海莘庄镇为例，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以及空间结构和开发强度几方面入手，分析该区域自轨道交通线开通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并对作了简要的经济学解释。     

沿海资源富集区“三生空间”演变与生态环境响应

为了探讨沿海低丘陵"三生空间"时空演变与生态环境响应,以沿海低丘陵资源富集区招远市为例,利用2008—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基于土地空间扩展强度、半变异函数、生态环境响应模型等方法,对区域土地利用主导功能转型与生态环境进行区域性分析.结果表明:①沿海低丘陵资源富集区土地利用主导功能用地空间扩展与收缩处于低速变化;②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功能增强,生态空间减弱是研究"三生空间"的转型的主基调,其转型由矿产资源的开发、土地管理政策等多因素造成;③服务及其他生产用地偏移最明显,农业生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偏移较弱;④胶东半岛低丘陵沿海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随着时间的变化呈下降的趋势,生产空间、生态空间转型为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相互转型是导致生态环境质量降低主导因素.研究土地利用功能转型与生态环境响应演变规律,可为招远市国土空间规划下"三生空间"和生态红线提供借鉴.     

大都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演变研究——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总结了对于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问题的已有研究,分析了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利用的现状问题,通过对江宁区20年来(1985—2005年)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研究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规律与特征,揭示了南京大都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演变的驱动力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