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启蒙与救亡”:从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说起

新世纪初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虽然争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却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即民族主义/个性主义、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框架。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鲁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种框架导致双方貌似合理的论证中都频繁出现了对“西方”“西方文化”“现代性”“民族主义”等概念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与使用。1980年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思想所带来的盲点在这场争论中暴露无遗。国内外思想史研究界早已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鲁迅研究界的最重要成果也都是建立在这种超越之上的,但这场争论及后来的回响说明它的影响依然强大,现代文学研究界需要继续对“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的基础思维框架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     

儒学在多元价值世界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思想初探

儒学的复兴是当前中国人必须思索的一个课题。文章探讨了儒学参与“全球对话”的可能性，如何实现儒学在21世纪创造性的转化，从而使儒学成为全球化语境中一种声音的可能。     

论鲁迅美术介入的启蒙思想

由近代到现代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尝试了各种启蒙的策略 :引进格致器物之学 ,着眼于增人知 ;输入各种政治模式 ,着眼于佐人治 ;引入各种思想学说 ,着眼于启人思。这三种相继而起的启蒙策略 ,显示了由外而内的演进趋势。分析这三种启蒙策略 ,启蒙主体所预设的启蒙对象是占民众少数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更大多数的民众则属于启蒙者的盲点。早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先生已经注意到这一启蒙运动的误区 ,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对占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启蒙上。文学是鲁迅先生所首选的启蒙手段 ,同时本着“增人感”的启蒙思路 ,鲁迅先生认为 :美术更适合于下层民众的启蒙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主题的历史演变

启蒙、救亡、娱乐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三大主题.这三大主题各有其特定的含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出现的时间也不一样,但它们之间有相互联接的内在联系,具有相互渗透的特征.启蒙与救亡主题的主旨都指向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启蒙主题中的科学主义思想又会引发娱乐主题的创作,救亡主题与娱乐主题在一些作品中实现了融合.     

论黄宗羲思想的民主内涵及其历史地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个系统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实行社会改革的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政治思想纲领,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17世纪最伟大的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他的“君为民害”论和“民主君客”论,批判了君主专制,伸张的是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思想;他提出“藏天下于天下”“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之说,具有民治、民享、人权平等的思想倾向;“公其非是于学校”的主张,则是对人民议政权和监督权的肯定。     

简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20世纪后期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概念,对于“现代性”的界定,学术界至今未能达成统一的认识。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引入“现代性”这一概念时,即是为了实现启蒙国民,救亡图存的目的;然而,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西方相差甚远,以至于“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在“文革”之后,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以求在中国实现理想的现代性。     

传统文化研究笔谈——关于儒学现代意义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尊孔”、“读经”、“弘扬儒学精神”之声不绝于耳，似乎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运动已经开始了，但在我看来事情却未必有这样乐观，道理很简单：在当今社会儒学作为主流文化的现实条件与主体依据都已经消失了，而且重新出现的可能性甚微，因此儒学也就很难重新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那种试图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建中国文化的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当下中国“新启蒙”与“后启蒙”：虚妄的共谋

张光芒和张宝明作为当下中国“新启蒙”和“后启蒙”的鼓吹者，在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基本准则方面，有着诸如“建构”和“解构”等很多不同。然而在坚持各自异质的同时，他们力图正负互补、达成心照不宣的共谋。这种理想化的共谋在当下全球化、大众化的浪潮中，注定是一种备受质疑的悲壮宣言。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国际反恐合作

自由制度主义自20世纪40年代在政治理论界开始兴起,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合作意识的普遍增强,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全新的理论内涵和灵活的阐述视角,受到国际政治理论学界研究者们的欢迎。它既继承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国际合作主体成员的观点,同时也推崇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对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本文旨在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反思和审视当前的国际反恐合作中的问题并提出参考性建议。     

西方近代知识观革命与教育学启蒙

西方近代知识观革命不仅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也必然意味着教育学的启蒙。以康德哲学为标志的西方近代知识观革命中蕴涵的教育学启蒙表现在教育必须重视书本知识教育．然而教育不等同于知识，教育中的知识只具有“潜在性”；“潜在性”教育知识观将真正带来教育的革命。     

谢灵运儒学人格论析

谢灵运生活在儒学逐渐复兴的晋宋之交。他的诗文创作中,不时流露出儒学观念;他的事迹行状中,多体现着儒学人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三不朽"思想与人生追求;礼乐教化思想与施政实践;仁孝忠义思想与儒者情怀。他的放浪形骸、任诞不羁是表面现象,他的儒家思想是深入骨髓间的,儒学人格是他复杂人格的主要方面。     

评新儒学“第四次浪潮”

进入21世纪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势头可谓之儒学的"第四次浪潮".儒家思想两千多年来大起大落、人们对其经典产生了多种解读模式;20世纪前期所谓的儒学"第三次浪潮"与"第四次浪潮"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上.为使儒学能够顺应时代、有效回应文化挑战和进行开放性对话与创新,应当超越专断的解构,还原儒学的真实语义,以此匡正盲点和误区.     

曲阜儒学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广泛渗透并影响着中国2000多年的思想文化、礼文化、道德文化、建筑文化等。随着近年来儒学文化的复兴和全球文化旅游热的兴起,作为儒学文化发源地的曲阜,具有发展文化旅游得天独厚的条件。对曲阜发展儒学文化旅游的条件和价值进行分析,以探讨其旅游发展的思路。     

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和现实

在看待现代新儒学时 ,我们应避免那种纯粹理论的分析 ,而是将其放在历史的发展中 ,去思考它们的理论及其与现实的联系。一切对古代文化的复兴、对外来文化的共鸣都不过是为了满足需要而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料。就现代新儒学来说 ,它所面临着的是一个道德堕落和政治动荡的时代 ,其在思想史上的真正意义在于起着一种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复兴的作用 ,在一定的程度上带有宗教的意味 ,但又不同于宗教 ,这就注定了它的影响主要限于知识阶层中     

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在中国与东亚的兴起,已经成为事实.在新世纪儒学复兴运动中,新儒学的理论形态将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百花齐放、多元并存.成型于上世纪中叶的熊十力、牟宗三"新心学"、冯友兰"新理学"、马一浮"新经学"固然有其发展的空间,但恐怕很难突破经院哲学的藩篱而为普罗大众所接受;成型于世纪之交的"新儒教"虽然将在民间聚集信徒,但决不可能像倡导者期望的那样成为中国的"国教".而面向生活实践的"生活儒学"与重视道德人文精神的"民主仁学"则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发展方向.     

迈向生活儒学的重建--儒家饮馔政治学新探

古代儒者之学重在礼乐养民.儒家的政治学,具有浓厚的饮食思维.所谓礼教或王道,基本上乃是甘饮美食以养民.这样一套政治哲学,不是西方政治学的范畴及概念所能理解或掌握的.也非仅从道德实践、心性修养方面论儒学者所能知.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及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之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应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学从社会生活中全面活起来.     

儒学"人格"的发展与影响

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儒学文化的“人格”演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人格”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儒学时期是“自然人格”;儒学形成时期是“理想人格”;儒学发展时期是“神化人格”;儒学教条化时期是“工具人格”;儒学解构时期是“批判人格”;后儒学时期是“寻根人格”。     

“儒家三论”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儒家三论“,即“人性论“、“修养论“、“人伦论“,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它彰显儒家人格魅力,展示儒家人性光辉,体现儒家应遵循的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秩序,具有积极的精神动力作用。并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21世纪的儒学

20世纪中,儒家遭到亘古未有之灾难.其内部原因是儒家的实际生活化特质和儒学的原发思想能力的丧失.儒学在21世纪的复活和复兴,要靠思想方式的复原和时中化,既拒绝西方中心论,又要在与当代西方哲理对话中再激活自身之长,批判高科技生存形态的非人-仁倾向,开发儒家六艺的哲理潜能,应对西方现代科学与民主的挑战,做出不失自家本性的调整,以求在全球化格局中的独立生存和适时发展.     

试论张之洞的经学思想

在晚清经学史上,张之洞是位重要的人物。他以经学入仕,其治经学先倾向古文经学,崇尚汉学,后主调和汉宋之学。在"中体西用"的思想中,亦有其经学思想的体现。他的经学思想在晚清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