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陈寅恪及学衡派诸子眼里的杜威

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宓、梅光迪和陈寅恪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鲁迅对《学衡》和吴宓的批评──兼谈吴宓研究

文章根据新文学史料，考察了鲁迅对《学衡》和吴宓批评的全过程，认为那种视1922年鲁迅同“学衡派”的斗争是把吴宓作为反面人物棒喝或鄙夷的说法有欠公允。其时，鲁迅针对《学衡》与新文化运动相逆对的思潮和吴宓的思想局限予以批评是无可厚非的。吴宓作为教育家和学者，一生贡献甚多，建树甚广，其参与创办并主编《学衡》11年，经历始终，在中国文学史和学术上声名远播，影响甚大。吴宓很值得研究。为如何深入研究之，作者提出了三点设想。     

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国信徒——对吴宓与白璧德的源流关系及吴宓贯彻新人文主义思想具体实践的考察

吴宓作为白璧德的门生,其思想中有与白壁德相同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观念。这种对文化观的认同使吴宓服膺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进而形成了吴宓的独具特色的"中西会通"的文化观。吴宓将这种文化观实践在对《红楼梦》和教育等诸领域的研究当中。     

貌似公允中的西方眼光：学衡派与中国现代文论建设

在新与旧、西化与国粹两军对垒、剑拔驽张的激烈氛围中，在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二极对立思维模式中，人们长期对学衡派作了严重误读，学衡派的实质是一种来自西方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眼光，在西方眼光与学术上与新文化运动主流并无二致，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流；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有着歧异与不同：在引入西方文化上，反对失于一偏。在对街中国固有文化上，反对对传统一概涤荡的激进言语。他们在主观上试图超越两极对立的思想来探索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出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实质仍是一种西方眼光。     

《学衡》的方向与命运

《学衡》创刊于1922年1月15日，由吴宓，刘伯明、梅光迪、柳诏征，胡先（？）等人共同创办，他们当时都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其中与杂编撰、发行工作出力最甚者当属吴宓，《学衡》的编辑地因而与吴宓一起三易其址：南京（1922.1-1924.5）；奉天（沈阳）（1924.7-1925初）；北京     

试析吴宓的和谐论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重要派别——学衡派的领军人物，吴宓珍视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的道德与人格论。在融合了美国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后，他认为只有在道德的约束下，人的本性才不至于走向欲望的极端，人类才能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物质文明与现代文明才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概言之，即借助于道德，使人的内在与外在趋于理想中的和谐。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20世纪初国粹派与学衡派之异同比较

国粹派和学衡派是20世纪初先后出现的同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两个派别。两派都以保存和昌明国粹为标的，倡导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后起的学衡派较国粹派文化观点开放，更多关心文化本身的命运。从两派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到，文化保守主义有它始终不变的特质，又有一个发展过程，从而对其有一个基本了解和定位。     

“学衡派”与《学衡》之兴衰

《学衡》从创刊到结束，历时11年，其间经历了开端、发展、停刊、复刊、坚持到落幕。除却经济、历史、文化背景方面各类因素的影响，学衡派同人及其他撰稿人群的人事更替，也左右着《学衡》之兴衰。     

“回归”传统的文艺复兴——新文化派和学衡派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们的争论实际上是西学与西学的一场争论,他们的思想来源都来自于欧洲。关键是“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主张要从西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性,以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的功利性,弘扬中国文化的美学特质,所以他们提出了“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他们强调对西方学说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然后慎重择取。在一定程度上说,“学衡派”具有更健全的中西文化观。     

艾略特诗歌中的意象与文化

艾略特诗歌是西方诗歌中新批评的起源.他的诗歌中,有着丰富的意象,并与文化相联系.在文化方面,他由于受其师白壁德的影响,所以力图在诗歌创作上实践新人文主叉思想的灵魂.但宗教的因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宗教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底色.     

论“学衡派”保守的现代性诉求

"学衡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表,它具有独特的现代性特征。由于历史语境的误置、评价标准的错位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学衡派所体现的现代性特征长期与封建复古主义等联系在一起。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论争:错位还是对位?——兼谈“思想史论”的写法

"五四"时期,新文化派与学衡派是相互对峙的两大文化派别,也是历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关于二者的思想比较,有学者撰文指出两派论争有着"仁"与"礼"的"错位":"学衡派强调的是儒家的仁,新文化派攻击的是儒家的礼"。本文乃是对"仁""礼""错位论"的商榷。本文通过对史料全面把握、深入分析,认为两派的争论其实没有错位,其论争焦点落在对"礼"的"节制"作用评价上。     

文化冲突中的"学衡"派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衡”派坚守“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良知,学理性地探究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走向,试图找到一剂“良方”,为建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树立了中西文化冲突中一面革命改良式文化主义的旗帜。     

一个故事的两种写法——谈《吴宓自编年谱》与《吴宓日记》中有关吴宓婚恋部分的几处出入

对照《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日记》,我们可以发现 :在两个文本中 ,吴宓对自己婚恋生活的叙述有较大的出入。这些“出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使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吴宓的情感真实——这些“真实”是我们在面对吴宓时无法回避的     

一个故事的两种写法

对照《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日记》，我们可以发现，在两个文本中，吴宓对自己婚恋生活的叙述有较大出入。这些“出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使物件 到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吴宓的情感真实－－这些“真实”是我们面对吴宓时无法回避的。     

吴宓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反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语境的变化,吴宓研究越来越显得有讨论的必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吴宓研究逐渐开始,1990年代升温,论文主量逐年增多。吴宓研究显出一定的阶段性特色,主要从与吴宓相关的学派、思想、生平、著作(日记)、文学理论及批评等研究范畴展开研究。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理性视野中的欧文·白璧德文学批评意蕴

在现代历史语境视野中,对欧文·白璧德的文学理论学说加以全面的分析与概述,不失为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重要论题。一方面从白璧德系列著述中可以窥视到其思想理论学说批判视点之稳健、圆熟与透彻;另一方面从学衡派之思想主张到梁实秋之文学批评观,则可清晰印证白璧德古典主义思想学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有的内涵启蒙和理性批判。     

"教学的闲暇":现代语境中的大学教学反思

从白壁德的“闲暇”教学观看,目前我国存在着各种急功近利的学术和教学问题,其根源在于大学教育缺少“闲暇”精神,学者因为失去了“闲暇”而丧失了“思想”能力,大学教育也因为缺少闲暇而失去了人文精神。因此,要提高中国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水平,必须提倡“闲暇”的教学,倡导学者要具有人文精神,开展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