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由《俳谐杂说》看蔺时工杂文的艺术特色

在泰安的本土作家中。蔺时工是钟情于杂文并在杂文创作上卓有成就的一位。他的那些“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杂文作品。常给人留下深刘的印象。他的杂文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体式多样。蔺时工在杂文体式的创新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二，“杂”而有“文”。蔺时工的杂文题材广泛。又善用刻画形象、活用语言、说“闲话”的方式突出杂文的艺术性。其三，由笔论理。刻时工的杂文在论理上，很少直来直去，多通过影射、类比、暗示手手法，让读者的思维主动参与。     

浅析“中国形象＂的“他者＂身份对于中国文化自审的影响——以华人旅行文学为例

“中国形象”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物,是一整套内含话语机制的隐喻符号系统。这个形象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根据需要被创造出来的。这个他者形象的构建过程,实际上是在历史的延续与断裂的张力中不断转变的过程,构成了“时而乌托邦,时而黄祸地狱”的隐喻系统。本文就这一过程,对“中国形象”在文化形象变迁过程中如何进行“他者”身份的变化进行阐述。     

歌剧《图兰朵》中柳儿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

“柳儿”是普契尼在其未竞的“天鹅之歌”——歌剧《图兰朵》中成功塑造的歌剧形象，也是闻名世界的经典歌剧形象之一。《图兰朵》采用多种艺术手段对歌剧形象的塑造，完成了柳儿歌剧人物从卑微的柔弱女子上升为生动、鲜明、感人的歌剧形象，赋予了歌剧作品长久的艺术价值和魅力，使该歌剧作品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论鲁迅叙事散文的艺术特性

对于鲁迅的叙事散文《朝花夕拾》过去研究界一致认为是“回忆性散文”。但实际上“回忆”并没有成为笼罩“叙述”的一种氛围．而只是一种对“今天”进行观照的距离移动。“过去”在鲁迅的艺术创造过程中,是一种对现实的观照物,是对未来的警示,因而“回忆”与“杂文”是交织互渗的。《朝花夕恰》的文体核心正是这种“杂文方式”：一是“回忆”的功能是在“杂文方式”中显示的;二是主体的叙述性是在“杂文方式”中展开的。这也同时构成了鲁迅叙事散文的文本特征。     

中国当代“审丑”理论的突破

作为喜剧审美客体的“丑”从来都是喜剧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西方美学以及中国传统美学将“丑”定位于“美”的反面的同时也将喜剧中的“丑角”定位于“否定性形象”。这一承袭了几千年的观念在中国当代喜剧美学界受到了质疑：“丑”不是“恶”,“丑角”也不只是“否定性形象”,还可以是“肯定性形象”。无疑这是对“审丑”理论的突破。     

略论鲁迅杂文的曲笔艺术

鲁迅是杂文曲笔艺术的倡导者和躬亲实践者。曲笔艺术的确立促成杂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跻身于文坛。杂文的曲笔艺术不仅能增强文章的艺术表现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还能为进步作家利用杂文参加战斗,逃避政治迫害。鲁迅杂文主要从思路构建和语言表达两方面运用了曲笔,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将鲁迅杂文的“形象化”说理推向极致。     

论杂文的标题艺术

在诸多文体中,杂文是标题极富艺术性的一种,因而,探讨杂文的标题艺术,对杂文创作和杂文欣赏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而这一点,往往由于人们对杂文理解的片面——只见“论文”不见“艺术”——而予以忽略.本文着眼于杂文的文体特点,联系目前的创作实际,从标题的构建整体、指代整体的主要作用及读者阅读欣赏三个方面,对杂文的标题艺术做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拟题的原则和方法.     

试论《复活》中聂赫留道夫的形象

带有作家浓厚自传色彩的聂赫留道夫形象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忏悔贵族的典型。聂赫留道夫的忏悔过程寄托了“托尔斯泰主义”的精神实质 ,其形象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艺术写照 ,也是作家世界观矛盾的集中体现     

扬子鳄

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龙的传人，也有很多人知道我国有一种极度濒危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叫扬子鳄，可是有多少人知道，“龙”的原型之一就是扬子鳄呢？经专家考证，“龙”的形象是“以扬子鳄、湾鳄为主体，融合了其他生物特征以及人们的艺术加工综合而成的神话形象”。     

论杂文的"曲笔"艺术

“曲笔”艺术，是杂文的本质特点。早在先秦时期，“曲笔”就是古代论理杂文中常用的表现技法，并一以贯之至后来的唐宋明清时期。五四之后，随着杂文独立文体地位的确立，经鲁迅等现代作家的继承与创新，“曲笔”论理成为杂文根本的文学特征。杂文最常用的“曲笔”论理方法是象征、暗示、影射、类比、对比等。     

广告—一个生产形象的产业

中国的广告业正在走向成熟,由“请消费者注意”开始转向“请注意消费者”。在我国商品市场相继经历了生产竞争与品牌竞争之后,“个性形象”越来越成为消费者追寻的享用价值和商品的营销卖点,市场也由此进入了一种以品牌个性为企业竞争实力表现的形象竞争时代。生产和经营品牌形象,正是现代广告产业为企业服务的核心内涵。形象是产品品牌的无形资产;是超越于产品自然属性之上的文化附加值;是存在于消费者心智中的营销价值。广告     

日本侵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二战期间,日本的“笔部队”作家和军队作家创作了大量侵华文学。这些作品形成一个特定的中国形象。运用形象学理论对这一形象的成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形象是当时日本占主流地位的“大东亚中国观”的文学化,同时也是战争时期特定政策的产物。     

试论《复活》中聂赫留道夫的形象

带有作家浓厚自传色彩的聂赫留道夫形象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忏悔贵族的典型。聂赫留道夫的忏梅过程寄托了“托尔斯泰主义”的精神实质，其形象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艺术写照，也是作家世界观矛盾的集中体现。     

论服饰形象的展示形式

分析现代服饰形象动静态不同展示形式的特征和视觉效果,比较几种主要展示形式技术手段和艺术效果.指出服饰形象的展示应针对不同场合和展示目的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服饰形象展示是设计师围绕服饰文化和商业目的,对服饰形象的再塑造及服饰审美意境营造的艺术表现;也是设计师以及模特运用创造性思维对服饰形象进行艺术构思的个性化表现.     

“和谐世界”理念下的国家形象塑造

在“和谐世界”理念下,良好的国家形象塑造,需要转换经济与文化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优先序列,用文化优先替代经济优先,构建“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中,中国要有所作为,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亲善睦邻,营造“周边和谐”,是提升“和谐世界”理念感召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论杂文创作的悟性思维

创作构思是创作主体围绕文体审美规范所进行的定向思维过程。不同的文章样式,构思的形式和方法会有所不同。杂文的构思,并非简单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有机结合”,而以中国传统的悟性思维为主。这种思维形式有两个对立统一的鲜明特征：一是其内倾的心理活动方式;二是其类比推演的思维活动方式。悟性思维在杂文的艺术构思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真实自我的直接出场;其二,外在随感性表达体式;其三,内在隐喻性论理形式;其四,类型化的形象。     

从阿Q到许三观--谈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

阿Q是个不朽的文艺典型,他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在文中有十种表现,其实质是“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粉饰”,它的产生有其阶级、社会和认识根源。许三观的内涵意义是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求诸内”的传统心理定势和精神机制。他与阿Q有些相近,但差距仍很大。通过两者比较,可深刻地阐明文艺典型是历史具体性和社会一般性的统一体,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论艺术典型的价值内蕴

过去对典型的研究是以认识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典型的“共性说”、“个性说”、“共名说”、“本质说”、“中介说”等都是从认识论这一视角来探讨典型,各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文艺理论研究不断向深层掘进,传统认识论的局限也就日益显露.艺术离不开人,是与人密切相关的一种价值.因而从价值论的角度研究文艺庶几更切近文艺的本质和特性.本文不是对艺术典型进行重新定义,而是意在专门剖析典型的价值内蕴.     

政治领导者“公共形象”塑造探析

在全球化成为潮流、媒体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形象”到底扮演了什么作用？“形象”究竟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本文以政治领导者“公共形象”为研究对象，试图梳理形象的概念、衡量标准和基本内容，并分析如何塑造政治领导者形象。     

浅论虞姬和《虞美人》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众多的女性形象丰富了文学的世界,但是受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格局的影响,大多数文学作品对于女性的描摹很简略,这和女性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符的。《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虞姬仅在项羽兵败时才出现,所占笔墨极少,但却给后世的文人及艺术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本文试图从虞姬短暂的形象展示和《虞美人》词所展现的艺术世界来解读虞姬们的悲剧——其实也是“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