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贞:东西方医学文化的交流使者

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是享誉中外朝野的良医和名人,他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最早创始人;中国最早的官方医学教育由他开始;他翻译了世界经典的解剖学教科书《全体通考》(Gray’s Anatomy)和哈维的《心血运动论》。德贞主动承担着将中国的健康理念和医疗方式推广至西方世界的责任,他在欧洲医学界演讲中医健康术、在英文医学杂志发表探讨中医的论文。本文介绍了德贞如何以旧学新解的方式开创近代以来东西方医学跨文化传通的先例,担当起东西方医学文化的交流使者。以此探索既存传统医药文化和卫生习俗与新兴医学知识间的互动和彼此影响,发现彼此间的相似性和普适性,寻求可能的学术汇通。     

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前承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朝鲜、觊觎明朝,后启20世纪30～40年代的14年侵华战争,置之更广远的历史背景,则是日本自古以来国家战略的强势践行.日本侵华,有着久远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自古即立“八纮一宇”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诉求,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利玛窦对中西方数学文化融合的贡献

利玛窦是沟通中西方文化的第一人，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他最早把西方的数学带到了中国，开创了中西方数学文化交融的纪元，给中国传统数学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也让西方教学文明在东方闪耀；他用数学赢得了民心，影响了一批中国数学家的成长，推动了中国传统数学和西方数学的融合与发展。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屏障与跨越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1582-1775),"夷夏之防"和"西学中源"是近代西方科学传入的文化屏障。第二时期(1807-1928)的"西学中源"文化观(晚明思想的嬗变)、"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与"会通"。跨越屏障后的科学文化观发展经历三阶段,呈现三形态。     

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试释这一奇特现象

摘要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西汉时期开始,中国运用阴阳、五行等思想解释健康和疾病,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科学”的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医学体系,在中国运用与发展了两千多年,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CTM)”。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中国医家对中医按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了整理、消化和吸收,使之切合于当代医学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传统中医(TCM)”。中医在16世纪就为西方有所了解,尤其是针灸,18、19世纪之交在欧洲曾风靡一时。但接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现代生物、化学、医学的兴起,中医在西方受到了冷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传统中医再次在欧洲和美国大受欢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传统中医在临床上的效果,而是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一种宽泛的思潮,即对不加区分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开发自然所带来的危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危机感下,西方人迫切需要一种对人体改变不大,对环境破坏较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医学体系来补充或取代西方现有的生化医学。传统中医,特别是针灸,在西方得以流行,就是得益于这种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表示怀疑,对现代科技对环境的破坏表示忧虑的危机感。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欧洲的环境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的背景分析,解释为什么“传统中医”能在这一思想大趋势中进入到西方社会。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中医”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性的整理和吸收,这使得它比较容易为强调科学和理性的西方文化所接受。“传统中医”当今在西方受到欢迎,这一奇特现象当从以上两方面进行解释。     

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

科学、哲学、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文化基因决定了科学的所有本质特征。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上诞生并得到不断发展，是和西方文化基因密不可分的。西方科学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一枝独秀，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文化基因的独特性。这些独特的文化基因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     

古丝绸之路上,交换的不只是商品

正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丝绸之路从一开始就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上,除了印刷术和造纸术以外,中国文化在西方一直具有较高的地位。以"中国风"为例,500年前,欧洲大批传教士来华,回国后他们向欧洲人传播了中国文化。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欧洲又掀起了一场"中国风",既包含了     

进击的辣椒 这种年轻的舶来品,是如何上位的呢

正哥伦布把辣椒从新大陆带回西班牙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种"比胡椒好、产量很大、当地人觉得很下饭"的农作物,会在此后的几百年间迅速风靡全球。辣椒在1493年到达西班牙,1548年传至英国,16世纪下半叶传遍欧洲,同期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传入印度、日本,16世纪末辣椒由秘鲁经墨西哥来到中国,同时由于壬辰倭乱(万历朝鲜战争),辣椒从日本传入朝鲜,17世纪才传至东南亚各国。是的,辣椒从来就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作为"酸甜苦辣咸"五味中最     

谈科学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从熟知的古代典籍中撷取若干观念,藉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科学的关系,指出在古代它的确有强大的压抑作用,但到了近代亦可以成为助力。第二部分比较四个非西方国家发展现代科学的努力,特别是此等努力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并指出俄罗斯和日本是两个非常成功的例子,但其成功是循截然相反的途径:俄罗斯凭借绝对君主的远见与力量压制传统文化即东正教的意识形态;日本则凭借其文化中对外来事物的好奇与模仿习惯而绕过执政幕府的锁国政策;至于中国则由于传统文化因素而错过了17世纪初的良机,蹉跎三百年。第三部分指出,原创性科学大发现需要深厚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极长时期酝酿,因此美国之所以能够超越欧洲是基于二战期间的科学家移民浪潮,而非自然发展;而且,俄国和日本发展科学虽然成功,但远远不能够和欧美整体相比,甚至比之人口少得多的个别欧洲国家如英、法、德,也远有所不及。最后部分则讨论中国今后发展科学的长远前景。     

中西方传统科技文化的非线性比较

本文主要用非线性的方法处理中西方传统科技文化的不同发展，认为中西方科技文化首先是人类统一科技文化的定态性质发生突然变化的结果，在突变过程中引发中西方科技文化各自发展的内禀随机性的生成条件不一样，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也不同，从而出现了适应性自稳和适应性重组两种不同的模式。     

“西学东渐”时代的东学西传——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　韩　琦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 999年 8月　第 1版　 2 32页1 6世纪欧洲人来中国沿海活动 ,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并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 ,国内外学术界都十分重视地理大发现以后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并且取得了累累硕果。但就国内学术界而言 ,研究者大多着眼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而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问题则研究得较少 ;就具体的论题而言 ,对于哲学艺术等问题研究得较多些 ,对于自然科学问题研究得较少些。究其原因 ,可能有三条 :( 1 )中国学者极难找…     

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社会一历史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就现代主义科学哲学而言,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这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其代表为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及其学派可以看作是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和中介。历史主义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因而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一历史考察上,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不可避免地…     

第三届西方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术研讨会征稿通知

正由中国科技史学会科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科学技术史系、《科学文化评论》编辑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举办,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承办的第三届西方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术研讨会,拟定于2018年10月13-1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诚邀学术界的广大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参加,特别鼓励西方科学史的史学研究和案例研究,同时欢迎围绕科学文化展开的跨学科交流。会议将采取主题报告、专题讨论、论文交流等形式,提交论文择优在《科学文     

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对《授时历》五星推步的历理分析

推算行星运动状态的五星推步,是中国古代历法中最为复杂的算法,其隐晦不明的构建原理及其相关的"限度"概念的数理意义,是学术界关心的困难问题。考察日本江户时代关于《授时历》的注解书可以发现,江户时代日本人对这方面问题有所探讨。中西敬房在其《历学法数原》(1787)卷5中,对《授时历》五星推步算法中的"限度"概念提出疑问,并怀疑行星运动推算精度偏低可能与参数"限度"的引入有关。在其前,建部贤弘已在《授时历术解》(约18世纪初)中对"限度"概念给出了数理解释,同时也解释了五星推步算法的数理意义,并探讨了内行星计算公式中系数的数理意义及其精度问题。约19世纪初,大野正辰在其《授时历秘诀》(约19世纪初作品)中也对内行星公式中系数的意义给出解释,但他的注解局限于数学解释,缺乏物理意义的解释。在江户时代这些注解的启发下,文章重新探讨五星推步算法的数学原理,认为中国古代历学家利用复合函数、通过对太阳运动改正与行星运动改正进行叠加的数值方法建立了五星推步算法。     

近代早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物理学交流

中国明代末叶至清代末年，与日本江户至明治时代，在历史年代上相当。其间，两国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与影响。１７和１８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包含物理学知识的著作传到日本。１９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来华新教传教士译述的一些物理学书籍在日本被注释翻译，甚至用作教材。明治维新的成功和甲午战争的结局，使两国之间科技交流的态势发生逆转。２０世纪初，中国根据日本的物理学教科书翻译和编译了许多书籍。同时，中文物理学名词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日文汉字译名的影响。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划界思想的演变和反思

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关系是贯穿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条主线，但也是其至今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当前，面对后现代科学哲学日益把科学与宗教、文学、巫术相等同的剧烈冲击，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划界思想的发展历程，分析各学派在划界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借鉴吸收西方各学派的正确思想，加以辩证地综合，形成我们自己关于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关系的理论。     

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本文旨在阐明中国文化西方的影响，为此分别地回顾了东西方文化的变迁，追溯了500年来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强调了利玛窦、莱布尼慈和吴尔夫的历史地位。     

任鸿隽拓荒中国科学文化路径刍议

向没有科学的国度移植科学是一种文化转移过程,从文化入手向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中国移植西方科学文化应该寻找到中西文化的衔接点顺势而行。在传统文化中顺承科学文化基因,在青少年中全面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是任鸿隽及中国科学社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选择,但他们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近代中国推进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任鸿隽所选择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和横空嵌入的方式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     

明末清初的科学话语空间——观察西方科学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视角

关于明末清初中西会通中西学对中国科学和文化影响的评价,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争论非常激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中西会通之后,西学以何种形式在中国存在？其实,明末清初的中西会通过程中存在两种话语空间,即公共话语空间和私人话语空间。皇帝、士大夫、民众和传教士在两种话语空间中的言语表现并不一致,话语权力也不一样。建构话语空间的力量根源在于社会形势、国家政策和传统文化。西方科学更完整真实地保存在私人话语空间。科学话语空间有很强的修辞性。     

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吏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