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的“境界”说

“境界”说是王国维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核心,与传统的“意境”理论相比,王国维更重视诗歌客观、真实、自然方面的特征。王国维还提出了关于“境界”说的几对范畴,从微观角度展示了“境界”说深刻而丰富的意蕴。     

金元“以词为曲”诠论

金元之时,曲体迎来兴盛,词曲间的文体互动突出表现为词之曲化、以词为曲两个层面,前者指的是高位文体受到新兴文体影响而发生的变异,后者则指的是新兴文体吸纳高位文体的某些特质以实现尊体目的。专就以词为曲来说,刘祁、周德清、陶宗仪等金元时人已对此文体现象有所关注和阐述。本文择选元好问、白朴、胡祗遹、王恽、张可久、薛昂夫六家,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金元两朝以词为曲现象在创作上的具体表现。明清以迄于近代,不少词论者在论述词曲关系时,多有对金元之时以词为曲现象的阐抉。相关理论阐述及创作呈现,共同推进了对以词为曲这一古代文学中极为重要的文体互动现象的理解。     

王国维的“境界”说浅议

“境界”之说,并非王国维的独创。其《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是就论词而言,而且在持论中有创新、有发展,应用也更为广泛。本文从《人间词话》相关词条中分析其“境界”说的涵义,表述个人理解的“境界”。     

王国维“眩惑”说的审美解读

受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从审美无利害关系出发，提出“眩惑”范畴。在王国维看来，“眩惑”刺激人的欲望，使人“复归于生活之欲”，违背艺术的精神与宗旨，不能使人超越功利、进达纯粹知识。对待艺术中的“眩惑”成分，要因文而异，具体看待，不可以偏概全。要从中国传统美学的雅俗之辨中，发掘其蕴藏的深层意蕴和非凡之美。在艺术和美浸淫着世俗气息的当下，更应从人的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等出发，认识到“眩惑”在满足人性发展方面的肯定性价值及带来的负面影响。     

论王国维之“古雅”

不同于中国传统古典文论的概念,王国维的“古雅”以西方美学范畴为基础.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王国维区别了“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其“古雅”概念主要是指“第二形式”,是对美的对象的表现形式,是双重形式,也就是“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古雅”和“优美”、“崇高”的互补性.对“古雅”的判断是经验的、后天的,个人和时代的不同也同样制约着对“古雅”的判定,而这种判定同时又需要一种“修养力”.     

论王国维之“古雅”

不同于中国传统古典文论的概念，王国维的“古雅”以西方美学范畴为基础。在《古雅之在关学上之位置》一文中，王国维区别了“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其“古雅”概念主要是指“第二形式”，是对美的对象的表现形式，是双重形式，也就是“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古雅”和“优美”、“崇高”的互补性。对“古雅”的判断是经验的、后天的，个人和时代的不同也同样制约着对“古雅”的判定。而这种判定同时又需要一种“修养力”。     

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文学批评观

在近百年来学术理论界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批评中,大致有三种结论趋势值得商讨：一是“悲观主义”论,二是“为文学而文学”论,三是“境界”与“意境”等同论.当代无数学者试图对王国维的“境界”与“意境”加以辨析,但最终回到“等同”论的园囿.这些论点或者关注其“哲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哲学范畴,或者关注“诗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审美范畴.而文献表明,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包括三个基本层次：“人生境界”、“诗人境界”和“文学境界”.以“人生境界”为核心,以“诗人境界”为枢机,以“文学境界”为导航,疗救国民灵魂,这正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旨意所在,也是“境界”说的基本思想,体现了“美育救国”的积极主张.     

王国维论文学之“无用”

“忧生”意识为王国维学术生命、人生信仰的基点,其学术思索及其人生路程也建基与此。正是这种深沉的人文忧思,铸就了王国雏诗学内在的“忧生”之魂。他认为文学的“无用”之用能解脱人的生存困境,即为其“忧生”意识的产物。     

王国维对儒家“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

儒家诗学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资源一直影响并制约着中国文论的发展,如果不能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是不彻底的。王国维以"本真人格"为汇通"文如其人"说、"赤子之心"的内在依据。同时,他又根据尼采的"血书"论,突破了传统"人格"中国家和人民的内涵而上升到生命人格的高度。他将儒家诗学和西方的相关理论相结合,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现代转化做出了贡献。     

评谭献的词论

清代中叶以后,常州词派兴起,其间有不少词人、词论家创意立说,广为推衍:张惠言(1761——1802)首倡“意内言外”说,周济(1781——1839)发为“寄托出入”说,谭献(1830——1901)衍为“比兴柔厚”说,陈廷焯(1853——1892)有“沉郁”之说,况周颐(1859——1926)申:“重、拙、大”说,等等。他们以比兴说词、作词、强调词的思想内容,因而代替浙派,主盟词坛,影响及于晚清以远。     

评“法宝”与“命根”说

近来,我们常听到学生之间,流行着这样的口头禅:“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尽管还不是一种公开的论调,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思想的反映,不能等闲视之。     

况周颐的“重、拙、大”词论

况周颐是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他和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同颁同光词坛。他们除了词的创作以外，主要成就是在校勘学和词论。况周颐的主要建树是在词学理论方面。《惠风词话》是况周颐的论词专著。在这部词话中，他提出：“作词有三要，日重、拙、大。”(卷一)本文对况周颐的这一论词主张谈些看法。     

从山水画的审美视角浅议王国维“境界说”

王国维在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是其美学思想的核心部分。王国维的境界说对中国山水画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宗旨,注重形式、体裁、情感、意境的表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判断词“是”见于先秦说

判断词“是”产生的时代,多年来一直疑而未决。最早的结论是“始于东晋,盛于南北朝”;中间又改为“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一九六四年有人最后确定为“西汉前期的《史记》时代”,即公元前一百年前后。对于这些结论,本人早就提出过异议,未被采纳。现在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再次谈谈自己的看法,向语言学界的同志请教,以便弄清汉语史上这个重大问题。     

《人间词话》推重李煜词的一个原因——从王国维及其词论的“悲剧性”探讨

王国维和李煜在人生经历、性格特征方面都富有“悲剧性”,这样他就容易理解、认可李煜词。此外,《人间词话》论词讲求“悲剧性”,李煜作品合乎这个标准。从“悲剧性”角度探寻《人间词话》推重李煜词的原因,有助于深入研究王国维的词学观。     

“共名”说试评

何其芳同志提出“共名”说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也颇得部份同志的赞同,更有部份同志在何其芳同志论述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挥。这些年来赞同“共名”说或在何其芳同志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挥的美学论文有:蔡仪同志的《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见《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李希贤同志的《论阿 Q 典型和阿 Q 主义》(见《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应汉光同志     

词、曲的兴衰及启示

词、曲由兴而衰的过程十分短暂,这一现象反映:词、曲均起源于民间,最初风格质朴而富有生活气息,深受群众喜爱;当词、曲经历了一个从通俗到刻意追求格律、重藻饰、拘韵度的典雅的文人创作流变过程之后,词、曲就失去了通俗性和群众基础,成为文人雅士“掌上玩物“,以至鼎盛后无路可走,旋即衰微.词、曲的兴衰启示我们:当代诗歌也应是写给大众的,内容上要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声,艺术要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诗如果成为诗人的自我陶醉,最终会走向死胡同.     

“读”、“说”、“写”、“听”、“评”——高考英语书面表达教学建议

文章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读”、“说”、“写”、“听”、“评”的高考英语书面表达教学建议,旨在提高写作教学的效率,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从而使高考英语书面表达题不再成为学生的难题。     

谈思想教育课中的“讲、问、议、评、论”

在思想教育课的专题讲授之中,通过教师的辅导性精讲、教学双方互相问难、把握热点展开讨论、教师深入进行有针对性的评点、学生系统思考后作出全面透彻的论述、形成“讲、问、议、评、论”五个逐步递进、相辅相成的教学环节所组成的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