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政策的再探讨

在讨论"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时,传统观点认为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实行"不抵抗",张学良替蒋介石承担了责任.目前也有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翻案的言论,认为张学良才是"不抵抗"的真正责任者."不抵抗"的责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一个人,而是国民党政府长期推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结果.     

“九·一八”国耻难忘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炸毁一小段铁路再嫁祸给中国士兵，这些“恶作剧”似的开端，可不是因为川岛中队长和河本末守小队长长夜无聊。     

九一八事变与当年日本政界--兼论蒋介石放弃不抵抗政策的可行性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政界各派势力围绕关东军发动的此次事变曾展开过争论，并产生过分歧，本文试图展现日本政界各派势力的主要动向，并探讨蒋介石放弃不抵抗政策的可行性。     

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浅析

为了永久占领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交,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具体策划的,这一事件符合日本对外扩张的整体战略,所以得到了日本政府和天皇的默认与支持.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只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内部纷争不断,以致应对日本侵略时软弱无力.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在事变之前对日军毫无戒备,事变之后又低估日本的侵略野心而未予有力抵抗.张学良寄希望于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又寄希望于"国联外交",最终使中国失去了东北.但是,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最终把日本带上了走向毁灭的战争之路.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是妥协退让；至华北事变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则由软弱趋向强硬，由退让妥协开始进行有效抵制。这种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从张学良的个性看他与西安事变

个性是导致行为以及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某种特征和属性的动态组合。由于家庭环境、文化背景及人生阅历这些因素长期的交织、冲突、聚合 ,最终熔铸成张学良与众不同的重恩讲义、勇于牺牲和天真直率、富于冒险的双重个性 ,这种个性决定了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举止和态度 ,从而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角色     

张学良的现代民主意识与西安事变的历史进程

民主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其现代民主意识更与西安事变共始终,成为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发展和结局的重要因素。尽管西安事变的结果基本满足了张学良改组国民政府、政治自由、保障民主权力以及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政治诉求,但其现代民主意识中封建传统观念这一局限性,又令人不无遗憾。     

信息不对称与股利政策

公司股利政策是一项重要的理财政策,关系到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与否。本文主要运用股利信号理论,研究信息不对称与股利政策的相关关系,试图发掘股利政策的信息内涵,并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号特征做出一定分析。     

在华神社:东北地区的侵略神社(三)

<正>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国内经济萧条,尤其是农村,一度出现了买卖子女的现象。据说当时非常流行一首《马贼之歌》,歌中唱道:因我也去,你也去吧!狭小日本已住厌。去哪里?当然主要就是我富饶的东三省。在关东军将校石原莞尔、东宫铁男等人的积极鼓吹下,移民王城乐土很快就被提上议事日程。1932年10月5日,第一个移民团的497人从神户出发赴佳木斯,日本把它称为弥荣开     

从爱德华·萨义德的《文化与抵抗》审视巴以冲突

《文化与抵抗》是美国知名媒体人巴萨米安对爱德华.萨义德生前最后数年的系列访谈录,主题包含了反恐战争、巴以冲突等。此书被称为萨义德这位＂巴勒斯坦之音＂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本文从中梳理萨义德对巴以冲突的独特视角,重新审视巴以冲突,寻找巴以和平之道。     

张君劢与哲学

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家”。哲学对于他首先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哲学有关世道人心,它的任务是提供一个完整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哲学构成了张君劢政治活动和宪法思想的理论基础。张君劢的哲学结合了中西哲学的多种资源,他的“德性的理智主义”构成其一生言行进退的深层背景,使得他成为一个少有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家。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伟大友谊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伟大友谊是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友谊．周恩来终生思念张学良，为释放张学良进行了长期的斗争，高度评价了张学良的历史功绩．张学良也终生思念周恩来，复出后，多次赞扬周恩来．这一友谊持续半个多世纪．     

张之洞与其幕府中的诗人：陈衍

张之洞幕府中汇聚了很多当时的诗坛健将,著名的宋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衍,便是其幕中之宾。陈衍与张之洞诗歌派别不同,论诗旨趣有别,虽不是张之洞赏音所在,但陈衍正是在张之洞幕中提高了自己的诗作、诗论水平,并提出了著名的＂同光体＂理论。     

张居正学政改革的课程思想及其启示

明万历三年(1575),内阁首辅张居正对学政进行了改革。教学目标上提倡"经世致用;"构建课程内容时注重文化与应用并举;在考核时采取了全面考核的办法和择优录取的机制。这一改革中的课程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变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张长小说《空谷兰》的意识形态解读

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意识形态。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话语,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鲜明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意识形态意识在白族作家张长的小说《空谷兰》中,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叙述力量,它影响了张长对叙述标记及其内涵的设计,促成了小说"架桥"意象及其内涵的设置,并决定了小说最后的结局。正是这种浓郁的意识形态决定了这篇小说的精神内涵。     

张养浩的廉政传播思想与《风宪忠告》的传播特色

元代政治家张养浩撰著的《风宪忠告》是他在御史任上撰著的一部富有代表性的以图书媒介为传播载体,专门而系统地阐发和传播监察官吏行为准则、工作方法、道德修养为主的历史名著,他对监察工作的系统阐发和传播方式与形式的选择——融言传身教的廉政实践与著书立说为一体,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独具特色的廉政传播思想。《风宪忠告》的传播特色主要表现在传播的内容思想深厚、寓意深刻,作品的创作质量高、特色明显,各种版本交互传播、相互辉映等几个方面。     

张说诗歌创作实践及其成就论略

张说是初唐文学向盛唐文学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位居清要，工诗能文，对盛唐文学的到来做了文化上的准备，又以其创作开拓了盛唐诗歌发展的道路。张说现存诗歌有明显的发展脉络：他早期的诗歌多羁旅行役、留恋山水之诗，情感率真质朴，显示出兴盛的气象，描写细致生动，以巧思丽藻见胜。中期是张说诗歌创作的高峰，题材多样，内容充实，风格清健，引人注目，体现了由初向盛唐过渡的特点。张说后期的诗歌主要是奉和应制、留恋光景之作。张说的诗歌，不仅题材丰富，艺术卓越，而且各体亦工，以其一生的工业所充实的创作实践为盛唐诗人作出了表率，并昭示了盛唐文学的新风貌。他事实上成为盛唐文学的一位开路人。     

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的贡献

从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表述同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最初表述的比较,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各个根据地传播的事实,可以说明张闻天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形成过程中的贡献。     

论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

文学、作家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当地的经济、文化状态密不可分，作家只有沉潜到生活的最深处，感受到时代的强有力的脉动，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作家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大路朝天》、《盛世危情》、《清平世界》）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深刻介入社会问题，展现社会众生相，揭示人本性中的善与恶在非常状态下的激变，着力于对人的灵魂的探索与改造，探索未来发展之路，不失为一个时代的“醒世恒言”，也为改革文学提供了新的范本。     

张竞生的性学普及之旅——兼论与梁实秋的性学论争

"五四"时期,张竞生倡导节育和优生的性学思想,不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还遭致了几乎一边倒的驳斥。在这些论战中,既无过往也无交集的他与梁实秋,因缘际会,1927年同处上海,在各自主编的刊物《新文化》和《时事新报.青光》上,就"性部呼吸与道士思想"引发笔仗。由此可察性学作为科学研究的举步维艰,也折射出张竞生矢志普及性学的孤立和梁实秋思想的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