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哲学的中国路径

科学文化哲学在中国大致有三条路径：一是从“格物致知”到“经世致用”的路径;二是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的路径;三是从“科玄之战”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路径。从这三条路径入手,我们不仅能够探索和揭示科学文化哲学在中国的深厚传统和鲜活主题,而且还可以阐述和描绘科学文化哲学在中国富有个性和特色的发展前景。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屏障与跨越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1582-1775),"夷夏之防"和"西学中源"是近代西方科学传入的文化屏障。第二时期(1807-1928)的"西学中源"文化观(晚明思想的嬗变)、"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与"会通"。跨越屏障后的科学文化观发展经历三阶段,呈现三形态。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关联、分离与重申:十七八世纪中朝西方科学、基督教与儒学关系流变

东亚儒学世界与西方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智识相遇,发生在明末东来耶稣会士以及与其晋接的精英儒士之间。耶稣会士携来的基督教福音与西方科学,深刻影响了近世东亚儒学的知识与信仰世界。耶稣会士与东亚儒士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回应西方科学与基督教,申明他们对西方科学、基督教及其与儒家传统间互动关系迥异且变动不居的观念。本文试图清理涉及那些要素纷繁复杂的观念,意在勾勒一个用来理解涉及大量人物与漫长时间跨度内复杂变化情势的模型。这一模型突出了论题中关联、分离与重申三个关键词:先是西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联"、"混淆";进而"分离";紧接着是教会与儒士的"反馈",最后衍变为对中国科学传统的"重申"。     

引领中国科学哲学的文化进路

三十年前，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时也迎来包括中国科学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春天”。踏着“春天的脚步”，《自然辩证法通讯》应运而生、乘势而行，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促进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己任，创刊之初即成为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引领与标杆，浓缩了中国科学哲学三十年快速发展的心路历程。     

17—18世纪“中体西用”说的线索

在晚明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在其伺起着选择作用。在民族心理上,这种选择要遵循以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的信条。从坚决反对以夷变夏出发,出现过晚明南京教案和清初历狱那样完全排斥西学的激烈反应。从灵活赞成“以夏变夷”出发,对西学东渐给出的历史解是“西学中源”说,给出的现实解是“中体西用”说。     

中世纪的科学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

近代科学诞生于基督教欧洲不是突发的或偶然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对近代科学的出现固然起决定性作用,但更有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作先导。无疑,基督教文化充当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它上承希腊哲学,下启近代科学,它作为中间环节,在诞生时吸收和同化了希腊哲学,在中世纪启蒙了西方的理性,孕育了近代科学的胚胎。本文将对此论点展开论述。     

刘岳云的“西学中源”论及其构建的科学知识体系——《格物中法》初探

《格物中法》是晚清“西学中源”说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作者刘岳云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搜集了大量有关科学及技术的记载和论述,把它们组织起来,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式科学知识体系,从而论证“西学中源”说,并与西学一较短长.文章分析了《格物中法》的选材和构架,并发掘其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的意义.     

试析复杂性科学视野中的传统文化

霍金说过“21世纪是复杂性的世纪”。复杂性科学方兴未艾,成为21世纪科学发展的指向。中国传统文化具不具备复杂性？传统文化复杂性的研究方法、传统文化复杂性的演化机制以及传统文化复杂性的结构路径是什么？本文用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来审视传统文化,力图寻找探索研究传统文化的新视野、新角度。     

“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哲学批判

“科学的文化研究”是西方元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它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激进生态主义等多维视角出发,以认识论的建构主义和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素。通过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哲学批判,可以发现,虽然它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走向了极端,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借鉴。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

儒家文化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也常引起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儒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阐述.本文对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文化中是否缺乏科学,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否有碍于科学发展以及儒家研究学问的方式能否成就科学等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概括和评析,并就如何估价儒学对科学发展的利与弊,如何分析儒家文化作用于科学发展的方式与机制以及如何预测儒家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社会文化导向

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科学的发展机制问题,是20世纪中叶以来俄罗斯科学哲学的显著特点,这不仅是受到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苏联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总体特征.俄罗斯科学哲学的这一研究导向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它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起源及发展早期,基本是以道德化诠释为主。到宋代时,心学派基本沿袭了早期道德化的诠释方向,但理学派则强调其中的理性精神,对宋代科学的兴盛影响重大。在明清之际,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实证化的取向更加显著,使格物致知论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对接铺平了道路。而到近代之后,格致论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对格物致知论历史源流的梳理,从中还可以发现其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对抗与张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既存在着中国文化“重伦理,轻科技”价值取向,“畏天命”、“顺天命”和“自然无为”的自然观,以及科学技术应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瓦解力,这样几个方面的对抗特点,同时也存在着中国文化重整体性直觉为现代科学技术提供思想模式,科学技术为中国文化提供新的“生长力”,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科学技术提供原动力、支撑力与韧力等相互促进的张力。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科学的地域建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效应——基于“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法”的科学活动中心再阐释

基于"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法"对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科学地域建构表明:文艺、哲学、教育三因素是基础性因素具有"启蒙"作用;经济、技术和科学三者结合性强,经济对于科学的发展可能是刚性的;政治因素对科学发展具有"刺激"或"保障"作用。科学活动的地域建构,最好将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效应来理解。     

波普哲学在中国的早期境遇

在中国学界译介波普哲学的早期历史研究中，存在着大量流传甚广的史实错误和似是而非的说法。本文依据文献证据，发现：第一，波普哲学进入中国始于“文革”之前而不是“文革”之后；第二，波普哲学最初进入中国学界的领域是西方哲学而不是自然辩证法；第三。波普哲学最初在中国被错归入了逻辑实证主义而非批判理性主义；第四，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有波普署名的著作并不是其科学方法论著作，而是他与马库塞合著的《革命还是改良》；第五，波普思想进入中国的进程是从政治哲学到科学哲学而不是相反。     

中国科学文化的缺陷及当代建构

中国的科学文化孕育于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引入而形成和发展起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科学文化的支撑,呼唤科学文化的振兴.     

爱因斯坦科学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从不同的角度解读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对比、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弗兰克、霍尔顿、法因以及霍华德等人的观点,认为研究者的哲学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科学史研究。要全面、正确地认识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必须把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与科学研究、宗教情怀、同时代的哲学背景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     

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

明末随着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中国士大夫开始学习欧洲科学和宗教。为消除接受西学的障碍,一些文人提出不同学说,为输入西学铺路,这些学说后来被清初学者所采用。文章试图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士人对西学的看法,特别是分析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发展的源流及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希冀从整体上把握明末清初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