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吕正声》的成书时间及版本探究

王邦直《律吕正声》的成书时间及版本情况众说纷纭。本文依据《明实录》、《律吕正声》李维桢序、《即墨黄氏族谱》等相关资料,确认《律吕正声》的具体写作时间应始于1568年、成于1586年。而这部律学著作应是由黄作孚校、李维桢审校定稿并作序、黄嘉善刻板印制的,具体刻板时间应不早于1608年。     

论刘向校书的叙录体例

成书于西汉成帝时期的《别录》一书,是由学者刘向在校书工作之余编制而成的,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别录》一书中叙录文的创作体例对后世目录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也为后世目录学著作中各大类、小类序的写作体例提供了创作启迪。     

读《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有感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受争议的社会群体,对其的评价问题历来国内外学者争论不已,意见不和。美籍华裔学者郝延平所著《十九世纪的买办:东西间桥梁》是一部国外研究买办颇有影响的著作。笔者就针对郝氏著作中关于买办的起因以及关于买办的评价问题提出几点拙见。一,买办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并发展壮大成一个阶级既有一般原因也有许多中国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二,对买办的评价应客观公正,买办既有反动性,又在客观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陆机《豪士赋》作于齐王冏生前补正

关于陆机《豪士赋》的写作时间，学界历来有两种分歧，一认为作于冏生前，一认为作于他被诛杀之后。笔者从齐王冏生前已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焦点的历史语境出发，结合对陆机个性与行事作风的分析，比较《豪士赋序》与其所作其他13篇序文风格之隐晦与明晰的差异，考察其与齐王冏有关的4篇作品情感之婉曲与激切的不同，以论，《豪士赋》当作于冏生前。     

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橘与屈子精神－－重读《橘颂》

历代关于《橘颂》意旨主要是两个方面不能统一：一是《橘颂》的写作时间，早年？晚年？二是《橘颂》歌颂的对象，屈原自己？君子？楚王？又有一个共通点：《橘颂》是托物言志、供物抒情。笔者从与屈原的其他作品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结论：《橘颂》的写作时间当是屈原青年时代从政初期。《橘颂》歌颂的对象应是橘树。同时，笔者以及此文是解读屈子精神的重要文献，但历来因为屈原的另一篇文章《离骚》的存在而被忽略了。     

《经义考·通说》引文考辨十二则

朱彝尊《经义考·通说》四卷,辑录历代关于经学评论的文字四百余则,均未注明详细出处,且引文多经其剪裁.后代学者不明《经义考·通说》引文原始出处,据以征引时,无从覆案原文,以致时有谬误产生.本文考辨《经义考·通说》十二则引文的出处,期于增加学界转引《经义考·通说》相关材料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间附辑录朱彝尊佚文《两汉精华跋》,并考订出何洛文、刘日宁二人的生卒年.     

《离骚》作年探考

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史无确切的记载,因而后世聚讼纷然,各家说法不一。但综括起来,大致可分以下三种: 1.作于屈原被疏初期。洪兴祖据《史记》、《新序》等书记载,定为怀王十六年。近人陆侃如又认为《离骚》是怀王十三、四年“造为宪令”、遭谗去职后所作。 2.作于怀王晚年到顷襄王初立之时。最早提出《离骚》作于怀王晚年的是明人陈第     

冯梦龙《西堂初稿序》考

清人顾沅所辑未刊稿《吴郡文编》卷234《集序目》中,收有明冯梦龙撰《侯雍瞻<西堂初稿>序》一文,未署写作时间。侯雍瞻,名岐曾,是明末嘉定抗清斗争中牺牲者侯峒曾的弟弟,后因匿藏陈子龙而殉国。《西堂初稿》是他少时在西堂读书所做功课的结集。是书久已佚失。冯梦龙为之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理论的新探索——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新探》

聂世明同志撰著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新探》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这部23万字的专著.从运思构想、研究文献资料、对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关于实践观理论的分析比较,到最后写作出版,历时数载。截至目前,这是第一部以一般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其意义正象黄楠森教授在该书的序中所说的,“聂世明同志所著《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新探》(以后简称《新探》)一     

科技论文前言的写作

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写论文也是这样,提笔在手,常觉难以落笔,而最先触及的就是前言。其实,只要掌握了前言的写作特点、方法和要求,加之“读书破万卷”的功底和自己的写作实践,也就不难于“下笔如有神”了。前言,亦称“前记”、“序”,“叙”、“引言”、“弁言”等,可由作者本人写,也可由他人撰写。其位置现在一般置于文章或图书正文的前面,但在古代也可列在书尾,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就是如此。后来,前言的位置一般固定在书前,而把列于书末的称为“跋”或“后序”(今称后记),这二者的写作体例略同。前言有时也可作为独立的文章发表,表现出既与正文相关,又可脱离开正文本身而存在的特点,从而反映作     

《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千古疑谜

一、引言近年来,帛书《易经》的出土,提供了研究周易的新史料,开展了研究周易的新领域。刘大钧、周立升等学者先后都发表了有关的文章。帛书《易经》与今本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卦序各异。帛书《易经》六十四卦始于“乾”、“否”,终于“家人”“益”;周立升指出:(这种卦序)不仅有一定的规律性,而且有其所以如此排列的依据。今本周易《序卦传》指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     

许钦文年谱简编(初稿)

《许钦文年谱》(初稿),完成于一九八一年,由许钦文生前亲自过目,并作了近二十处的订正。原稿较长,因限于篇幅,这里发表的是压缩稿,因而改名为《许钦文年谱简编》(初稿)。今年十月十日,是许钦文逝世一周年,发表此文,以作纪念。有关著作基本上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不明写作时间的,则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有关文体,除小说注明外,其余均从略。有关笔名,凡用钦文的,一概省略。有关当时的政治、文化方面的背景材料均未列入。     

（盛京）文溯阁的建成时间考

现收藏于甘肃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是目前唯一未曾影印出版的国宝,很值得研究。多年来,学者对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做了不少研究,成绩喜人。但关于沈阳文溯阁落成时间,学者们的说法存在差异,特予以辨析。     

朱子别号考

朱子(1130——1200年),名熹。祖籍江南徽州婺源县(今属江西省)。宋高宗建炎三年九月十五日午时出生于福建南剑尤溪时,乳名沈郎,是其父朱松所名,以志其出生之地(尤溪原名沈溪,后因避闽王讳,改名尤溪)。朱子小字季延,以尤溪隶延平;又字五二以行称。朱子十六、七岁跟随刘彦冲(名子翚,自号病翁)学习,冠时刘彦冲字之曰“元晦”,其祝词云:“木晦于根,春容华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跋潘显甫字序》,《朱子公文集》卷八十二。以下简称《文集》)朱子在《跋家藏刘病翁遗贴》中说:“熹字     

论郑樵

郑樵（1104－1162）．号渔促，福建兴化军莆田县人。生于宋徽宗崇宁三年，卒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是南北宋之交的学者。他是宋代反传统学者中最大胆的一位，他研究《诗经》时，认为《诗序）是"村野妄人"所作．彻底把（诗序）的说法加以推拥，对汉代的（毛传｝、（郑实），则作彻底的剧创。郑标的说法，在南来时代起了革命性的影响。首先朱子接受他的观点，把以前进从传序）而作的（诗集传》全部废弃．另作反《诗序）的（诗集传｝和《诗序辨说），形成来人的反《诗序）运动。郑檐的说法为朱子派学者所吸收，但他的地位并没有相对地提高。他的…     

论抗战诗作马君玠的《北望集》

朱自清先生作“序”和叶圣陶先生作“跋”的马君的《北望集》,是一本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新诗集。和当时许多慷慨激昂、充满战斗力量的抗战诗歌相比,它是属于另类的沉郁风格的诗。在新时代重新发掘、审视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今天,这本风格独特的诗集,是对以往抗战诗歌的一个补充,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西厢记诸宫调》为金人所作新考

很多学者认为《西厢记诸宫调》产生年代是金代,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南宋。通过对张炳森《关于<董西厢>的创作年代》的商榷,从宗教思想、民情风俗、名物制度、民族称谓、孕育流传地域与土壤基础等方面研究,《西厢记诸宫调》产生于金代。     

英语写作教学之我见

英语写作,很多名家编的各类“英语写作”书籍和刊载的关于“英语写作”的大块文章,诚然是高见、明断。这些使笔者进行英语写作教学颇受启发,颇有裨益,但我总觉得它们离笔者的写作实践及写作教学的实际有一段距离。 为了有的放矢地搞好师专层次的英语写作教学,笔者编了一个《英语写作纲要》,照此实践,效果尚可。 现将《纲要》的前言抄录于下,以示我的英语写作教学观。 “英语写作与汉语写作大同小异。谓之     

"宋挥玉斧"之下的一个惨痛案例——大理国白氏碑与苏洵散文《张益州画像记》考释

1972年出土的宋代大理国《故大师白氏碑铭并序》碑刻所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堂属后裔,随从侬智高流寓大理的史实,与苏洵的散文《张益州画像记》相互考释,证实苏洵歌颂张方平“平谣安民”的背后原因是大理国杀侬智高并“函其首归献”宋朝的真相。大理国的此举是“宋挥玉斧”下,愿以行动表示向宋朝臣服的一个惨痛案例。本文论述了《故大师白氏碑铭并序》的重要价值,亦为苏洵《张益州画像记》的解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