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与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女性群体形象之研究

在当今中国女性研究领域，女性群体形象一直是东西方学界共同关注的主题之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一些较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和期刊论文。文章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女性群体形象的英文研究成果加以评介，并与大陆女性研究进行比较，以期从女性群体形象的角度探讨西方中国女性研究的特点及其与大陆女性研究在理论立足点、学者性别构成、选题等方面的异同。     

法律论证的逻辑——试论法律逻辑的定位

法律逻辑作为法律实践中极其重要的法学方法论,我国的理论与实务界对其定位与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争论。回顾了西方近现代法哲学界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探讨,这些探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法哲学界所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为中国法律逻辑的定位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中国的法律逻辑应定位为法律论证的逻辑;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逻辑学界所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思想,为中国法律逻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方法与理论基础。     

西方学界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回顾

通过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在中国研究中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论述及价值视点的流变的考察,将这一学术脉络置于西方自身的理论传统之下讨论,以观察中国研究对西方学统的依附关系以及其基于不同学术传统的转向。     

中国叙事理论的发展及研究评价

中国叙事的存在可谓源远流长，战国以后，中国的叙事艺术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叙事作品。中国古代叙事作品有三种形态：文本叙事、舞台叙事、民间口头叙事。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理论已相当发达，以小说评点、古文评点、《史记》评点为主，形成了叙事理论的框架与主体。当代叙事理论构建应参照西方叙事理论。     

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解读西方媒体文本

英国媒体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是国际学界重要的媒体文本叙事分析理论。它表述了媒体阅读者惯常的三种媒体解读方式：其一是首选意义解读，其二是抵抗性解读，其三是协商性解读。这三种解码模式对西方媒体制作者而言即三种媒体编码方式。解读分析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3．14”“藏独”事件、奥运火炬受阻、“5．12”汶川地震等媒体文本时，我们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有时批判、有时赞扬、有时褒贬不一的媒体文本也是在这三种编码模式基础上而确立的。此外，中国媒体在汶川地震中的积极报道有力地证明了新闻公开带来的好处，它不仅戏剧性地改变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整体看法，也印证了新闻媒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价值所在。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

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便给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与国内文艺理论界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相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介绍明显滞后，与当前国内深入讨论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情形也无法相提并论，实质性的深入研究更是罕见。尝试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进行全面地介绍，以便能引起国内译学界的重视，促进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     

努力促进中国与国际人类学界的交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

香港在中外学术交汇中处于一种特殊的桥梁和枢纽地位。香港人类学系和内地人类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同时通过很多途径又能很有成效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人类学研究,促进了中国与国际人类学界的交流。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空间叙事理论探微

本文提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理论是中国古代空间叙事理论遗产，评点家把自己的批评眼光落在叙事中的空间意味和空间功能上，关注空间问题，以空间为评点的基础和出发点。本文理空间叙事理论概念，对此进行整合与比较辨析。空间叙事与时间事共存于文本之中，它们的关系表现为时间的形态化、空间化。古代小说评点的空间叙事理论非常丰富，也非常突出，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遗产清理，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代评点的空间叙事理论，与西方重视时间的叙事理论相对话。     

近30年中国大陆口述史学发展述评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口述史学发展迅速,学者对口述史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关于口述史学性质的“学科/方法”之争还在持续,实践中学者们多从方法角度开展研究。文学叙事型书写/叙史方式是当下大陆史学家进行口述史书写的主要方式。口述史学应努力形成明显区别于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理论、方法体系和公认的书写范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严格规范、特色鲜明的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当代小说史观的理论拓展--评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

《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比较、分析了它们的优劣,并提炼出“叙事话语范式”的理论框架,对整个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流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开创性地将当代小说进行叙事学的概括与分析,对当代小说乃至文学史的重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近年来身体美学研究述论

身体美学是目前国际美学界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介绍到中国后，中国美学研究界结合外来理论资源和自身特殊的学术背景对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感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近四年来，中国美学界的相关研究者们围绕着有关身体美学的西方理论资源和学术观点的译介、身体美学兴起的原因、身体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西方身体美学史的建构及身体美学研究和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互动等五个方面开展研究，努力推进着身体美学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离与合

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直参与其中。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三个互动期：上世纪初为似离实合的＂暗合期＂,既吸收西方体系化、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和著述体例,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保持着紧密联系。上世纪40至60年代,受时代政治思潮影响,与传统的文化、文论渐次疏远,形成似合实离的＂迎合期＂。上世纪末至现在,随着学术界和国人反思思潮的涌起,文学史叙事模式逐渐向传统文化、文学理论回归,进入了＂融合期＂。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离合＂互动关系中尤其值得注意。     

新史学研究的又一本好书——读李勇教授《中国新史学之隐翼》

李勇《中国新史学之隐翼》,具有中西史学结合看问题的视阈。它分"欧美史学在中国""大陆世界史学界""台湾历史学界"三编,分述中国新史学中常常被忽略的内容。其对于"中国新史学"的提法新颖,令人信服;关于"隐翼"的界定恰当、明晰;运用"两只眼睛"思考史学问题,注意借助于西方史学方法论解决中国史学相关问题;在鲁滨逊和梁启超新史学的关联、李大钊与西方史学思想、张贵永欧美史学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上多有创见。     

近20年国内外“西方人眼中西藏形象”批评研究发展

近年来,国际舆论屡屡误读、歪曲中国形象,尤其是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西藏一直是西方歪曲和刻意建构的对象。这极不利于我国边疆稳定和国际形象。目前,国内外学界出于不同背景和目的,对“西方人眼中西藏形象”的主题有所批判,相关研究成果仍在不断产出,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与局限性。通过对相关研究的考察可以认为,国内学者面对相关研究时,应减少对“东方主义”理论的依赖,避免陷入西方的逻辑陷阱;使用多样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力求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以此与西方有效对话、加强舆论导向,从而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     

近三十年台湾《歧路灯》研究述评

《歧路灯》在台湾的研究是从1980年中州书画社首版《歧路灯》传入开始的。1982年前后为批判性泛化研究,以大陆学界热议论题为批判对象,有意识形态对抗特征;1985年前后为文学性细化研究,聚焦小说观念、结构、人物形象及叙事艺术等方面;1996年以后进入文化研究阶段,以宜兰大学吴秀玉教授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的出版为标志;2000年之后进入专题研究阶段,但学术难以为继。自2010年"《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以来,台湾的《歧路灯》研究又开始活跃,专题研究更趋深入。     

叙事聚焦理论在中国的呈现与发展

伴随着叙事学如火如荼地展开,聚焦理论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在国内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国内学界初期以引介国外主导思想理论为主;中期主要探索聚焦理论的建构和论争;目前在后经典叙事学的大潮下,学者从新的维度重新思考和突破聚焦理论。分析和评述聚焦理论的研究现状,旨在使聚焦理论在中国得到新发展,有助于国内叙事理论的建构。     

二十世纪上半期历史小说叙事话语的转型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小说在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等方面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叙事话语的模式,在借鉴了西方历史小说叙事话语的特点之后,实现向现代历史小说叙事话语的转型。     

论悲剧观念的引入与中国化

中国古代存在着大量的悲剧作品,却没有形成系统的悲剧理论。二十世纪,西方悲剧观念经过王国维的推介,鲁迅的深化,曹禺、郭沫若的创造,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终于生成。经过建国初的反思,悲剧理论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直至世纪之交学界还对悲剧进行着新的探索。我们反对＂唯西是趋、唯新是趋＂的研究态势,中国学者应从容地建构切合中国文学实际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悲剧观念。     

唐前叙事与中国文化思维

用西方叙事学来解读中国叙事文本,从而创建具有充分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叙事学”,可以说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在进行着的讨论,但是,十年弹指一挥间,这种努力却收效甚微。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反思其原因,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没有认识清楚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下的叙事学本原差异,基于对西方叙事学“满腔热情”的引述和赞扬,导致了西方叙事学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不加区别的机械搬用;二是缺乏对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叙事资源进行系统总结,这里既包括叙事实践资源也包括叙事理论资源,尤其是对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有着基因意义的早期“准叙事”资源进行总结,因此往往并不明白我们自己的家底所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以为,既要认清中西差异,又要有充分的自知之明,踏踏实实地首先把基础的工作做好,才有可能建构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叙事学”。本期组织的笔谈,即是一组相对完整的先秦至隋这一中国文化基因形成期的叙事总结,相信会对中国叙事学的建构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