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理念中的正义观

正义是法律的核心概念,也是法律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东西方法律观念对正义的理解和使用一开始就呈现差异,进而决定了两种法律意识的强烈对比。经过法律文化的长期撞击,现代社会的正义观逐步被各种社会形态下的法律所恪守。追求和捍卫法律上的平等可以成为东西方法律共同的首义,由此也可以要观东西方两种法律文化在现代条件下的渗透和融汇。     

西方自然法学观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西方古代自然法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中西法律文化的源头。中国的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及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价值观念上“正义观”与“天道观”的分歧；治国方略上“法治观”与“人治观”的对立；权利与义务关系上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对立；人性分析上“性恶观”与“性善观”的冲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真正的适合社会趋向的法律制度，必须大力吸收借鉴西方的法律观念。     

西方自然法思想和我国儒家自然法思想比较

自然法之概念来源于西方 ,它所蕴涵的正义、平等与自由等观念造就了西方的法治思想和法治传统。自然法思想也是我国儒家政治法律思想中的题中之义 ,但儒家视自然法为“礼”,从而在我国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且影响至今的政治法律思想和体系。同是一自然法思想 ,却在东西方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政治法律观念和传统。了解此差异 ,以对我国的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有所借鉴     

西方自然法思想述评

本文围绕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自然法本质、发展历程的介绍,运用逻辑论证的方法提出西方自然法思想的主要贡献,即以正义、自由为特征的法律价值以及三权分立学说的形成;旨在说明西方自然法思想在法律发展中的重要性。     

应得正义观与运气平等主义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持有一种朴素的应得正义观,即认为正义就在于每个人得到其所应得的。为了明确界定应得正义观,两种不同的“应得”概念被区分开来：前制度性应得与制度性应得。应得正义观一贯使用的应得概念指的是前制度性应得。在当代,这种正义观遭到了罗尔斯的质疑,他认为应得正义观是不适用的和不可行的。虽然罗尔斯对应得正义观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但它却促成了运气平等主义。从表面上来看,运气平等主义不但没有否定应得正义观,而且似乎还是对它的一种扩展,但是对二者关系的深入考察表明它们在本质上并不一致。此外,运气平等主义作为一种正义观存在着一个重要缺陷,即它忽略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巨大不平等;而应得正义观则不存在这样的缺陷,显得更为合理。     

民间法正义观的转型

研究了国家法的抽象正义观与民间法的情理正义观,认为西方国家法的抽象正义观与东方民间法的情理正义观存在实质的不同,原因在于思维方式、超验与经验传统、政治结构的差别。在现代法治理念下,传统民间法所代表的正义观将向混合正义观转型,西方法治所代表的国家法抽象正义观是其骨架。     

罗尔斯对休谟正义观的继承与发展

罗尔斯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休谟的正义观：一是正义的环境观念，二是正义的相互性概念，三是正义的作用观念。研究罗尔斯对休谟正义观的继承与发展，为把握西方正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洛克正义观的内在结构及其现代性维度

洛克的正义观是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础上的,是自然法中的正义,这是其理性维度的体现;是以财产权的私有制为前提的,这是其现实性、客观性的体现;同时,洛克的正义观也仍然带有基督教神学的色彩,这又体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或者是妥协性,同时体现了超验和超越世俗的维度。但无论是自然法的理性维度还是上帝的超验维度,最终都必须落实在财产权的划分与实施中,才能真正构成正义观念的内在逻辑。洛克的正义观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他在霍布斯的基础上丰富、深化了正义的内涵,另一方面他给后来者提供了发展的方向,尤其是如何为正义增加人性化的内容方面。     

浅析法律秩序观——读《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基于依据编年史脉络对西方法理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所进行的基本梳理,博登海默从秩序与正义视角分析法律制度,剖析作者眼中的法律秩序观,指出构建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     

自然法:从上帝的意志到理性的命令--自然法学的历史、发展及运行

自然法学作为影响西方法律思想数千年的经典法哲学理论，提出了自然法与人定法的二分论．认为应以自然法做为评价人定法效力的根据。而对于自然法的来源，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释，要么是源自上帝的意志，要么是根据人类理性的命令。自然法对人定法价值的评价、批判逐步促成了现代民主法治思想的确立。     

个别正义与必要之恶

法之价值,在于维护世间之广泛秩序、自由与正义。那么,作为其核心价值取向的正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法律上所追求的正义是否又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正义?法律这一所谓由集团意志所上升而成的社会控制工具是正义与公平的权衡器,对于个别正义来说,它是恶的,但是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的工具来说,这种恶又显得必不可少。当不同的人所追求的自身正义与法律所追求的集体正义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选择?本文将试图在前人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之上,来进行一次有关于此的试探性的探讨。     

毛泽东法观念的价值基础

人民正义是毛泽东法律观的价值基石，它提供了我们窥视毛泽东法观念的一个重要视角，亦有助于我们弄清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危机的症结所在。人民正义作为法律价值的标准有着先天的局限，只有用法律本身的价值来规约人民正义的价值诉求才可能有依法治国。     

论希腊神话命运观与基督教上帝观的内在联系

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包涵了较强的理性精神和非理性精神。希腊神话中的非理性精神从对命运的体认、对命运的态度、对命运的超越诸方面中包含了对基督教教义本质的认同,尤其是对命运的体认与上帝观,反抗命运中必然产生的无罪之罪与基督教中的原罪意识,超越命运与一神教的救赎之间几乎是一种同质同构的关系。希腊文明因此能够迅速接受融合基督教文化并与之长期共处共同建构了丰富多彩的西方文化。文章通过分析希腊神话中英雄人物对冥冥之中命运的体认、反抗和超越与基督教思想之上帝、原罪、救赎之间的对应关系,探索希腊神话中的命运观与基督教上帝观之间的内在联系。     

论"誓"对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

"誓"以对上帝和诸神的信仰为理论基础,它的表现形式源于宗教生活,它体现了宗教和秩序、信仰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刑起于兵"的中国法律传统中,"誓"在法律的起源中具有本源的意义;相比之下"誓"对西方法律传统影响更深远,它不仅把"法律必信仰"的理念植根于西方社会,而且把诚信观念、程序正义呈现于现代西方法庭.     

浅论西方社会法律信仰的来源

我国法理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建立在过去两千年中基督教所创造的各种理念和价值之上;基督教倡导的博爱、平等、正义、自由等精神观念是西方社会法律信仰的来源。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及其论证过程是值得商榷的,并提出法律信仰的真正来源在于民众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获得的法律体验。     

简论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

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包涵族类、文化、政治三方面的思想要素。文化是古代史家民族史观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文化主义是这一史观的本质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即中国中心观念;族类思想则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的观念：同时,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又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诉求,即“正闰”观和“大一统”观。这一民族史观深刻影响了古代史学的发展。     

国家整体正义与公民个体正义的统一——关于柏拉图《理想国》中正义思想的解读

尽管在柏拉图之前的思想家们对正义做了很多探讨,但柏拉图认为,他们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对正义没有做出准确的界定。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几种较为流行的正义观进行了批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正义观。柏拉图指出,正义应是国家整体正义与公民个体正义的内在统一,国家整体正义与公民个体正义的相互依存与共生即是对正义理念的体现,国家整体与公民个体各自的正义与否都势必影响对方的正义与否。柏拉图的正义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探究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霍布斯法制思想及对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的启示

通过对比东西方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以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介绍为主线，寻找对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的借鉴意义。霍布斯认为法治社会是以保障权利为基础，为结束社会秩序混乱而产生的。法律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正义。他的思想是先贤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研究。     

中国"法自然"与西方"自然法"之比较

自然法观念在西方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它所蕴涵的公平、自由与正义观念造就了西方的法治思想和法治传统.虽然,许多学者一直有争论,但是,中国肯定存在自然法思想,并且,从中国自然法的特征、内涵等方面同西方自然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西方自然法强调理性、法则与正义,而中国自然法重视天道与天理.     

论别尔嘉耶夫上帝观的思想背景

与传统基督教神学上帝观不同,别尔嘉耶夫是基于人的自由来言说上帝问题的,这与西方基督教信仰主义以及近代以来的世俗人道主义陷入自由的困境相关。同时,别尔嘉耶夫的上帝观也与20世纪前后整个俄罗斯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朝圣＂精神与西方近代以来对人的高度颂扬相结合的产物。在别尔嘉耶夫上帝观的形成过程中,德国的神秘主义思想和俄罗斯自身的精神文化传统均对其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