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杰出的宣传家梁启超曾以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而叱咤20世纪初的文坛,他的小说理论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提倡小说为社会服务,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蔑视传统看法,勇于建树的革新精神.这种精神和由之而产生的文学理论观点,无疑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本文的基本目的,在于探讨梁启超借鉴、选择的基本特点.     

梁启超情感论

梁启超秉持心学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循着"境者心造"的逻辑对创造世界的情感推崇备至。为此,他一面宣称情感高于理性,一面借助宗教激发人的热度情感。与此同时,梁启超重视情感的抒发和表达,"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由此应运而生。对情感的推崇和论证构成了梁启超心学的主要内容,也使梁启超的心学具有了自己的鲜明个性和独特意蕴。     

高旭诗风的转变和诗界革命的衰微

高旭是随着诗界革命而成长起来的诗人,后来又是南社著名的诗人。但是因为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里没有提到过他,所以人们对他的诗名知之甚少。并且,因为对诗界革命的研究中存在偏颇现象,所以得出了“诗界革命失败了”这种论调。研究高旭的诗,会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     

黄遵宪、梁启超诗歌理论批评及其它

中国文学至“戊戌维新“运动前后才在总体上有了剧变,“现代意识“方在此期逐渐确定.因此,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应从1898年前后开端.黄遵宪的诗论较为系统,在反叛传统诗歌的基础上,他从诗歌的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等诸方面提出了诗歌的革新主张,有些论述已呈现出现代白话诗的雏形.梁启超在论诗上比黄遵宪要大胆和急进.他提出的“三长“说涉及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但“旧瓶装新酒“的诗界“革命“论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对诗歌音乐性的提倡值得我们思考.     

高旭诗风的转变和诗界革命的衰微

高旭是随着诗界革命而成长起来的诗人，后来又是南社著名的诗人。但是因为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里没有提到过他，所以人们对他的诗名知之甚少。并且，因为对诗界革命的研究中存在偏颇现象。所以得出了“诗界革命失败了”这种论调。研究高旭的诗，会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     

小说界革命的先声——论薛福成的文言小说创作

薛福成的文言小说创作是为其改良主义政治观念做宣传的,在《庸盦笔记》中作者从军事、吏治、教育、民生等几个方面表现他的政治思想,该小说集的刊刻早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提出,故薛福成的小说创作可视为小说界革命的先声,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梁启超与民初的白话文学运动

白话文逐渐盛行于中国,虽然早在清末即以萌发,但真正盛行在五四前后期中.黄遵宪、胡适与陈独秀均为提倡者,而梁启超的文学风格自成一格,新民体与翻译兼汲取欧美、日本观点,也融入自由民主开放思潮,给后世白话文开启新局成为典范.而梁氏诗界、文学、小说三界革命的理论,更充实后代白话文学的内涵,提升为大众接收的文学表达形式,如今白话文已成为我国文学的主流,梁氏贡献实居功厥伟.     

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与现代文学理论

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虽然其理论主张有明显的资料来源，但他以新的原则综合众多来自传统和西方的思想资料，提升了小说的地位，开始了新学体系的创建，他的理论主张应时代而起，宣扬人性，进化与化化合等现代观念，是现代学理论的萌芽。     

近十年来“小说界革命”研究综述

一百年前 ,一场号为“小说界革命”的跨世纪的文学运动直接导致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小说的诞生 ,但以前人们对它的研究并不多。所幸在近十年来 ,人们对它的研究热情逐步提高 ,不少专著与论文鞭辟入理 ,既持有一些相同观点又各有诸多创见。这些主要体现在对“小说界革命”的缘起与发起时间、理论、创作实践等方面的研究与评价上     

文学史视野下的清末南方白话报刊小说

清末南方白话报刊小说,大体以开民智、振民气为旨归.,带有鲜明的政治启蒙色彩,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形成了呼应之势.以白话道人、胡适、黑心等为代表的白话报刊小说作家的积极探索精神,使得此期的部分短篇小说体现出某种先锋意味,在小说创作观念、小说体式乃至主题模式等方面,对五四之后的现代短篇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天安门诗歌”运动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轫

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逢文学改革,诗界都走在了前面.只从近代说起,黄遵宪提出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提出了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的改革更新,为后来的“小说界革命”发出了先声.作为现代文学革命肇始的成果,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几首诗是应该给予注意的.它们宛若几朵稚嫩的小花,略带几分羞涩却又是倔强地开放在荒凉的文坛上,虽然比不上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样石破惊天,但他们作为尝试首先问世,其意义是深远的.6O余年后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旨在唤起民众觉悟的文学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文学革新主张,但诗歌刺激、引发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思想的活跃、观念的变革,对政治、文学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成为标志一个时代终结、一个新时代开始的界碑,代表着一个新的文学发展史的开端.     

近代期刊与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从《新小说》等杂志看现代传媒对中国小说观念的影响关系

十九世纪末,现代传播媒介的发达,为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最佳载体。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通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新小说》颠覆了历史上鄙视小说的陈腐观念,由它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很快在文坛上发生影响,并迅速生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小说革新运动。     

叶璧华题咏黄遵宪诗

黄遵宪是清代嘉应州著名诗人,叶璧华是同邑女诗词作家,为梅州三大女诗人之一。黄遵宪曾为叶氏《古香阁诗集》作序,叶氏对黄诗也十分欣赏。通过对叶氏读黄遵宪《今剐离》组诗后咏写的一诗一词的解析,可以认为叶氏确为黄诗的知已,叶氏对黄诗的评说很值得重视。     

亦新亦旧:《日本杂事诗》中的“新名词”

以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为研究个案,探讨了早期域外纪游作品中“新名词”不新这一文学现象。分析了“新名词”背后隐藏着旧意境的原因之所在。认为早期域外纪游作品中的新词语,一方面见证着先行者的勇气和他们在“中学为体”与“西学为用”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的努力,另一方面又显露出由于无法摆脱强大文化惯习的牵绊而存在的思想局限。通过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新名词”不新这一个案的研究,不但可以看到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何其艰难,同时,也可以看出域外行旅对作者思想、创作以及文学变革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论川陕革命根据地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急需争取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为了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党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做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自上而下的完善的宣传工作机构,广泛开展农民群众的政治动员;兴办学校、培训班,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破除封建迷信成规陋习,解放农民思想;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利益。川陕革命根据地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突出,为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杭州白话报》所刊“演书”初探

＂演书＂是《杭州白话报》上兴起的一种采用白话语改写其他书籍的报刊文体。它利用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特点鼓吹维新,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宣传工具。它接近小说,但又不是小说,伴随着小说界革命发展起落,它的最终消亡预示着梁启超倡导小说政治化的必然失败。     

评梁启超流亡日本早期的革命倾向

一八九八年九月,梁启超东渡日本。在以后的二、三年间,他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阵地,举起犀利的笔,痛斥以那拉氏为首的清王朝,进而鼓吹革命、礼赞破坏;他宣传卢梭的民主政治思想,谈自由平等、倡民权,介绍各种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资产阶级的理性原则、道德观念作为新民思想的基础。总之,他曾以倾向革命的姿态,跃然于中国改良主义失败到民主主义革命崛起之间,占据了一个明显的位置。有的同志却认为,梁启超是“为了投革命之初”而“玩弄革命的词藻”。本文认为,以“投机”概括客观的矛盾存在,是不够公平的。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早期的革命倾向是实在的、可取的,其启蒙宣传是卓著的,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是应该肯定的。     

《杭州白话报》所刊"演书"初探

"演书"是<杭州白话报>上兴起的一种采用白话语改写其他书籍的报刊文体.它利用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特点鼓吹维新,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宣传工具.它接近小说,但又不是小说,伴随着小说界革命发展起落,它的最终消亡预示着梁启超倡导小说政治化的必然失败.     

论苏轼的"夜游"情结

“夜游”对于苏轼来说,似乎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这种“情结”贯穿于苏轼一生的诗、词、赋、文等不同文类之中,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这位千古文豪坎坷经历的诗意解脱,而且还可以感悟他的作品千古旷达的魅力.     

王国维的悲观与梁启超的乐观

同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巨人，王国维与梁启超对待人生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简单地说，就是王国维悲观而梁启超乐观。其中的原因既有他们的家庭因素、个人经历，更有在文化选择上二人的不同偏好。而王、梁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又决定了他们对文学功能的不同看法：王国维以文学为情感慰藉的良药，而梁启超则以之为新民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