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论儒学义利之辨及其当代启示

儒学的义利之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关系重大。所谓叶适“功利之说”实出于后人的误解,叶适、朱熹的分歧在于：叶适强调义利的统一,朱熹强调义利的冲突,而朱叶所据以争辩的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系班固改作,班固的贬利观念是从反面受荀况、韩非影响。孟子“何必日利”,孔子“罕言利”自有深意,但孔子将义,利割裂,导致后世的中国社会向“义”与“利”绝对的两极分化。当代社会讲义不计利或讲利不重义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反省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价值观。     

“礼仪之辨”对春秋政治的影响

春秋时期,经历着礼崩乐坏,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当时贵族们在这一时期建立新秩序的努力。在这一维新政治发展过程中,礼、仪分立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礼与仪的分辨,仪式化的政治行为由于较低的政治效用而被贵族们放逐到政治之外,对礼则进行了改造,贵族们或仰仗武力,或抽绎传统文化,加强了礼的政治效用。可以说,春秋时期的维新政治是伴随着礼仪分立而进行的。这种分立无疑表明了春秋时期贵族社会认识方式的变化,甚至可以说认识方式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维新政治更为核心的内容。     

“华夷”观念在越南的影响与阮朝对周边国家的亚宗藩关系

＂华夷＂观念以及中越宗藩体制在历史上对越南产生过深刻的影响。19世纪前期,越南阮朝一方面继承了与中国的传统宗藩关系,另一方面也把宗藩模式应用到与周边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中,构建了一种亚宗藩体系。这种模式也是这一时期越南阮朝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和特征。     

清代思想中的“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比较偏僻的话题。不同的思想家对于人禽之辨有着不同的见解。早期思想家偏重于从文化道德意义上来区分人禽,而清代思想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化,扩展到了知识主义意义上的区分,深化了对人的全面认识。     

胡宏心性观中的“儒佛之辨”

胡宏在"道学衰微"的历史条件下强烈批评佛教、特别是禅宗的"识心见性"说,严于"儒佛之辨",其心性哲学的主体框架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儒以性为本,佛以心为宗;二、儒者存心养性,禅家识心见性。胡宏从儒家本位主义的立场辨"异端"、辟"邪说",忽略了儒佛之间的互补性,二者事实上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关系。但作为学派的传承,强调自身的"身份认同"是必须的。胡宏的心性哲学中的儒佛之辨,对程朱学派而言,是二程到朱熹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湖湘学派而言,乃是湖湘经世精神的重要体现。     

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宋代文学之影响

欧阳修文学思想中的文道观、经世观和创新观，深刻地影响了末代文学的发展。受欧阳修文学思想影响，宋代古体诗文得以复兴，文风趋于平易；文学表现世俗生活广阔题材，并用以砥砺人格，整饬道德；作家勇于疑古翻案，破体为文，创造文学新体制。     

理欲之辨的流变及现代价值

理欲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论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诸子百家是＂理欲＂思想的源头之处,宋明时期程朱、陆王等提出了＂以理压欲＂和李贽提出＂以欲胜理＂的理欲观,王夫之批判了他们并提出了＂以理导欲＂的理欲观,戴震则主要继承了王夫之的＂理寓欲中＂的观点,坚持理欲统一观。文章通过对＂理欲之辨＂源流嬗变的历史探讨,深刻理解每个阶段理欲观的真正内涵,凸显其发展轨迹,阐释其现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人性善恶之辨

人性之善恶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人性善恶之辨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的人的社会性本质理论,＂现实中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思考人性之善恶问题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人性善恶观的内容主要包括：善恶观念的来源问题,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的问题,善恶观念的本质内容问题,善与恶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及其关系问题,善恶评价的根据问题。马克思主义人性善恶之辨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科学性、实践性、辩证性、前瞻性。要科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性善恶之辨的内容和特征的时代价值。     

《十送红军》的“文野之辨”——兼论民歌的界定标准

《十送红军》是我国最为著名的红歌之一。1961年,《十送红军》以民歌面目问世;2001年,其民歌身份却被遮掩。身份标识的模糊引发赣南、汉中等老区人民对词、曲作者的讨论与争辩,时至今日,其身份的合法地位依然未被确立。文野之辨的焦点,不仅在于朱正本是否以赣南采茶戏《长歌》曲牌为基本母体进行编曲,亦在于张士燮是否套用了1958年《民间文学》刊载的《镇巴歌谣·十送》。而这些正是对民歌属性界定标准差异的集中反映。     

高校德育课程面临的观念挑战及其启示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思想观念上剧烈、广泛、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给高校德育带来诸多挑战——自我意识挑战集体主义；平等自由挑战权威说教；功利取向挑战道德价值；价值观多元挑战渗透教育．这样的观念变化，既表现为教育对象的特征，也表现为教育者和教育环境的特征．     

玄佛“言意之辨”对中国诗学的影响

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不但是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也是文学（诗学）所关心的问题。玄学中“言意之辨”是其根本方法论,同时也是佛学的重心之一。玄、佛对“言意之辩”的见解,也深深影响到中国诗学,并且对诗学起到了促进、深化的可能。     

中国人的世界观——对“天下”观念的思考

中国从古代起就存在完整的世界观念,即"天下"观念,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天下"观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更是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此同时,这种世界观念也进一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得到实践与加强。但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占据了中国人2000多年的思维后,它迎来了近代的嬗变。虽然如此,天下观念仍然在很多地方/很多方面发挥它独特的影响,并且其积极影响还将持续下去。     

宋代讼学与讼师的形成及其影响下的民间好讼风尚

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变革与转型时期。随着私有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财产流转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成员之间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宋代法律的复杂化、理性化与形式化与汉唐相较则大为增加。因应民众对法律的广爱需求,宋代民间出现了教习词讼知识和诉讼技巧的讼学。与此同时,为当事人撰写词状、指点诉讼、收取诉讼费用、以法律为生的职业讼师群体亦纷纷登上宋代的司法舞台。在讼学和讼师直接影响下,宋代民间兴起了好讼风尚。讼学与讼师既是宋代民众对法律知识的客观需求与法律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又是宋代法律制度近世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宋代成都士庶的“游山玩水”

宋代成都游乐之风盛行,主要有寺观游、园林游、市井游、岁时节庆游和山水游等。宋代成都士庶热衷于"游山玩水",游山主要有上巳日游学射山、三月二十一游海云山,还有城内的武担山。游水主要有摩诃池、江渎池、万岁池等池塘和锦江上的小游江和大游江活动。     

宋代“健讼”的思想因素

封建统治者对于秩序和稳定的诉求制定了大量限制民众进行诉讼的措施。然而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对诉讼态度的转变使赵宋王朝不以诉讼为耻,反以诉讼为荣。"等贵贱"思想的出现也为宋代民众的"健讼"现象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与思想基础。     

董其昌“文人之画”观念辨析

[]?董其昌开列的“文人之画”的系谱以及他的“南北宗论”与他的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两个标准在他的系谱中起到结构性的支撑作用,一是师法造化,二是以画为乐.有此关口,“多寿”之说也成为他对绘画的一种极具个人性的表达.董其昌以个人的趣味和体悟重新结构绘画发展的历史,体现了他自开堂庑的雄心.     

“省管县改革”对上饶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随着省管县改革的深入发展,现行的市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显然与之不相适应,市县关系必然要进行相应调整,由现在行政隶属关系中上下级转变为两个平行的行政区域主体。上饶应对省管县改革,必须迅速做大做强市本级。调整行政区划,积极稳妥地推进机构改革。     

论知识经济对会计的挑战及其对策

进入21世纪后,知识经济已经直面我们的企业经营,通过改革开发的磨练,人们已对这席卷全球的浪潮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威力,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应该重视知识重新和管理创新工作,以改变传统的管理方法和新经济时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