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款的最高权威非人格化及其借鉴价值

在历史上,维系侗族社会生活的最高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非人格化”的约法款,“有款无官”是款民的意识形态基础。侗款制度包含着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底蕴,其“立法”民主、“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司法”廉明、全民普法等积极因素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论《临时约法》对国会职权的设计

《临时约法》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地位等同于宪法，国会的同意权、弹劾权、制宪权等职权也是依照《临时约法》而来。立法者的本意是以此限制行政权力，保障民主共和制度。然而，现实的运作却产生了并不理想的结果。     

中国古典思想传统中的政道与治道

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来看,"政治"可以在两个维度加以理解:政与治."政也者正也",政治的"政"的维度归根结底意味着存在者的各正性命,它将每个个人都纳入到了政治的过程;而"治"则是"为政"所承担的事业,它意味着以各正性命为中心的治理活动或治理术.由此而形成了政权在民、治权在君,政道与治道分离的思想格局.然而,二者之间又通过"天"的观念获得了连续性,以至于民、君、天三者之间的相互通达而彼此限制本身形成了一种循环的圆圈性结构.由此而形成了对"政治"的境域性而非"空间"性的理解.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建立在责任意识而不是主权要求的基础上,它通过礼乐生活世界营建对天下这一境域总体的责任意识.     

从法理视角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内地学术界在论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时，主要是说它存在诸如反帝反封建不够坚决、没有明确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等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法律本身以外的政治问题，而非宪法本身的法理问题。从法理层面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存在不少缺点，它之所以很快被袁世凯撕毁，其本身存在的法理缺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研究。     

社会转型期农民法治意识的培养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的法治意识没有跟上我国立法的速度,农民不知、不懂法律减缓了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培养农民的法治意识要让农民认识到法律的至上性、强制性、工具性、公平性,用现代法治理念取代传统法治理念,使农民明确法律与权力、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通过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健全"三农"立法,完善司法、监督制度,普及法律援助等方式保障农民法治意识的培养。     

“冻独纲”非“冻独”,更非“不独”!

<正>即使民进党内就"冻结台独党纲"达成共识,也不会改变民进党强烈的"台独"立场与主张。正如台湾《联合报》社论所言,民进党"甩掉台独,比推翻一个政权还难"。2013年12月26日,在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召开的第九场扩大会议上,"立法院"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表示,"台独党纲"已完成阶段性历史任务,是民共双方往来的     

世界直销商德约法

该约法是世界直销联合会为其成员国的直销协会所制订的，说明直销公司与直销人员之间，直销人员与直销人员之间及直销公司彼此间的相互关系。     

"爱吏不爱民"的《唐律》--对 "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唐律》的再考察

传统认为中华法系典型代表的<唐律>集中体现了封建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综合考察<唐律>全文和仔细分析传统思想,唐律处处为官吏提供了种种法律上特权的,官吏作为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和政策忠实执行者,为了达到驱使他们统治人民维护政权的最终目的,封建君主竭尽所能的为犯罪官吏予以种种特权免于刑事处罚,"爱吏不爱民"才是封建法律制定的真实目的,是封建统治体制的根本需求.     

丰子恺的童心论与传统文化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童心"是他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的根源.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文化均有对"童心"的推崇与追求,丰子恺作为传统型的现代文人,他的"童心"正是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的表现.     

重解不朽的"传统"——论T.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

现代英语写作在不知不觉中把"传统"贬到了考古学的词汇堆里,"传统"一词近乎等同于无独创性或死气沉沉.为了证明自我才能,现代的人们都急切地要与传统划清界线,挣脱传统的束缚.事实上,人们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一切所谓破除传统的独创,都是后来人们站在新的高度、用新的眼光对原有传统作出的新阐释和新选择,而新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必定受到原有传统的影响以及暗中制约.以"传统"观为核心内涵的艾略特诗学所进行的就是这样一种归附传统、发掘传统的思考及探索,他以<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作为其诗学的宣言书,开始了曲折而艰辛的回归传统之旅.     

在华外国"法律人"与近代中国法制变革

近代在华外国“法律人“包括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商人、领事法官和“洋顾问“、“洋幕宾“.他们在华期间译书著书、创办教学机构和文化机构、向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进谏“、参与变法修律、领事审判等活动,传播西方法律文化,推动了在近代中国法制变革和法制转型.     

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的这句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章从为何、如何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等层面去理解其内涵,并指出只有保护合法收入,才能突破和革除与创造财富不相适应的传统观念,才能让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的人们消除顾虑,稳定军心,才能营造鼓励人们成就事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铁"还是"鈇"?--"鈇鋮"、"鈇锧"二星官考

中国古代“鈇钺”、“鈇锧”二星官,在部分典籍中亦作“铁钺”、“铁锧”。文章对此二星官名称的源流做了较为细致的探讨。“铁钺”、“铁锧”是明清以后才出现的笔误和以讹传讹,并非名称通用。     

“人权派”的表达自由思想探析

192 9年-193 1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新月社”部分成员组成“平社”,以《新月》为阵地,发动了著名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要求宪政民主人权,发表《人权论集》。在这次“姗姗来迟,软弱无力,以妥协而收场”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迟到的人权宣言”中,胡适等人从人权的角度提出了表达自由权利的思想,大体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家与西方思想家的第一次直接接轨。但由于他们的思想与活动不能见容于国民党政府,最终以胡适受到了教育部的申斥并于193 0年被国民党政府撤销其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而终结。     

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刑事审前程序构造之比较

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控制犯罪的考虑和“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诉讼理念 ,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 ,普遍实行侦检一体化 ,“起诉法定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等法律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则遵循“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的诉讼价值观 ,践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构造 ,大多实行检警分立 ,“起诉便宜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等法律制度。两大法系的冲突和交融展示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色与走向     

论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及其解决途径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既表现为不同法系的不同法域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也表现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和相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还表现为它是在国内没有统一的最高司法机关加以协调的法律冲突,并且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内容复杂,既有一般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也有国际条约适用上的冲突。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途径主要有区际冲突法途径、统一实体法途径以及统一实体法途径与区际冲突法途径相结合的途径。     

论"盈不足术"与"弦位法"的一致性

我国数学史上有一部堪与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相媲美的书,这就是被尊为算经之首的《九章算术》,《九章算术》中第七章“盈不足术”是中国古代数学中独立创造的解决数学问题的一种杰出算法,而这种算法被西方人称之谓“弦位法”或“双设法”.从实例出发,阐述“盈不足术”与高等代数中“弦位法”的一致性.     

越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古代越人文化落后,没有文字,所以早期的越史和越文化多存留于先秦的汉人文献中。这些文献很有价值,但也有不少错误的传说。唯一一种由先秦越地越人写作的是《越绝书》,此书经过东汉初人的整理补充而流传下来,价值甚高。此外,东汉初人研究越文化的著作还有《吴越春秋》和《论衡》,也都有重要价值。东汉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越文化的研究者和成果很少。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若干学者以新的思维和方法研究越文化,其中顾颉刚的研究成果具有创见。最近20年来,越文化研究出现高潮,许多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的关于"古代越文化传播分布地域实勘研究",通过对古代越人流散地区的实地踏勘,对古代越文化进行追踪研究,收获不小,其成果即将以论文集形式出版,对古代越文化研究具有创新意义。     

瓯越与百越及其他

古代东南地区居民,文献上通称“百越”,有“南越”、“瓯越”、“闽越”等。可号“譬越”在中国民族史上首先是一个族称,以后随之发展成为地域的名称。并对“东越”与“东瓯”略加考辨。     

中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培养之生成基础与路径选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视角

公民现代法律意识不仅是我国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我国虽已如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整体法治建设与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是不同步的,培养和提升我国公民新型的现代法律意识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在充分了解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理论的基础上,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实际现状出发,吸收与借鉴人类法律文化成果中法律意识培养、法治观念树立的有益因素,力求在中国法制改革道路的模式选择框架中,深入探究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土壤。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培养我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把这项工作制度化和长期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途径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