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德政思想的考察

兹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先秦儒家德政思想的渊源、内容、特征为切入点,试对先秦德政思想的前后继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理论品质作简要探讨,以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     

法家与黄老道家“法”思想比较——以秦汉间政治流变为视角

法家主张＂定分明法＂而重君,黄老道家主张＂道生法＂而重民,秦汉间政治流变的过程说明了立法当以民为本。但是法家法治的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模式中有优越性,汉初道、法合流,是中国古代社会＂王霸杂之＂治理模式实践性的开始。     

从天道观和人性论看儒学到玄学

汉代儒学除了系统的宇宙观、天道观之外,其独特的人性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有意思的是它们与玄学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们以儒学与玄学间的天道观、人性论为切入点,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将有助于弄清汉代学术是如何演进到魏晋学术的。     

兴安灵渠的知识考古

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北部的兴安灵渠是世界上在极其恶劣自然条件下开掘的保存至今的最古老运河,其设计艺术和科技含量堪与同是秦代修建的长城相媲美。其建成于公元前214年,主持建造者为监禄。研究考察灵渠的现实意义是能进一步增强我们民族的科学与技术意识。     

西汉颍川文化特色浅论

秦汉时期,颍川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一种“儒法兼备”的形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表现出独特的文化风格。颍川文化这种特性的形成与西汉政府的行政思想密切相关。     

先秦儒学对先秦文学的理性规范

先秦儒学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思想。它具有实践理性的精神。作为当时的“显学”,它对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对先秦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人为地对原始神话进行了割裂和改造,使之伦理化,政治化和历史化;二、对《诗经》也进行政治伦理化的阐释,使之负载儒学家们政治教化的使命。屈原的作品虽因产生较晚缺少先秦儒学的阐释和评论,但后儒还是从“发乎情,止乎礼”等原则出发,对其人及作品进行了评点。     

从文昌、魁星祠庙的分布看清代云南儒学的发展

清代是云南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云南文昌、魁星祠庙修缮、修建的重要时期。《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对云南各府的文昌、魁星祠庙地理分布及数量作了详细的记载。以《古今图书集成》中相关记载为依据,探讨清代云南儒学的发展状况,认为文昌、魁星祠庙在清代的大量修缮、修建,反映出云南儒学的大发展,而这些祠庙分布的不均匀,又反映了儒学在云南发展的不平衡性。     

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

从学术思想性质上将文景之治概括和指称为道家政治、黄老政治、老子政治,是自清末夏曾佑首倡以来至今流行的一个观点,但它是一个见道不见儒的有漏之见,漏掉了指导思想、政治礼乐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基本事实和懦学存在,因此不能成立。由对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的实况和实义省察,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的上层政治变动中,儒家伦理观念依然通行于上下各个人之间,认证儒家伦理社会是其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基和底子。秦帝国的历史变动及其焚书坑懦并没有颠覆社会的伦常文化结构,没有试图重新改造与铲除这个儒家社会地基,儒家社会依然价值地存在着。汉兴,吏民皆案堵如故,儒家社会继续存在。刘邦称善陆贾《新语》,奠定汉初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儒家率先成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懦道共法,是整个汉初政治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是懦道两家共同参与创造的。以“无为而治”为政治模式的文景之治是在刘邦、陆贾奠定的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在儒家伦理的地基上,在儒家设计的汉廷礼乐制度和以《经》博士为主体的学官教化系统中运行、实施和实现的。文景之治的政治指导思想实际上是懦道双席位制。黄老之学的首席政治代表、关键和领袖人物窦太后的政治权威,保障着文景之治政治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就此人事而言,文景之治是道懦并治。但就“无为而治”实施的《诗》《书》经艺仁义内容,就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的全面关系综合而言,则当说懦道并治。     

《儒行》考述

《儒行》是《礼记》中的一篇,在礼学研究历史上并不被太多学者重视。因此,它的重要性有待发掘。从历史的角度对《儒行》的年代和作者进行分析,以探讨《儒行》建构的历史背景,并提出《儒行》成书时间大约在前280到前221秦统一前,作者大概是战国末期一个立主综合的儒家学者。通过对《儒行》自身内容的具体分析,发掘《儒行》所蕴含的传统儒学中的另外一种精神气质,为现代社会的人格塑造增厚文化底蕴。     

秦汉方仙道的弥漫与董仲舒阴阳五行说的祥瑞灾异论

秦汉时期,方仙道炽热弥漫。董伸舒吸纳秦汉方仙道炙热背后所弥漫的祥瑞灾异说,将其与阴阳五行结合。借助祥瑞灾异论,董仲舒一方面为其大一统的“忠君”理论张目,一方面又力图贯彻儒家的“王道”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