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学科术语应慎重——从“遗传”“变异”等生物学名词被借用不当说起

一、遗传和变异是生物学领域的专用术语 遗传与变异是生物界存在的普遍现象，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人类而言，遗传保持了人类本身形态和生理特征的恒定，这样才使人类世代相继繁衍。而在一定条件下，变异使物种的特性有所改变，使之能够不断发展和进化。     

逆转座在植物基因起源和基因组进化中的作用

多种多样的生物世界是生命经历长期进化的结果。在高等多细胞生物中,草本类植物具有最广泛和最强的适应性;除了我们随处可见的分布生境外,从高山到海底,从极地到沙漠,都能见到草类的生长。对人类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要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等都属于草本植物。草类植物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遗传特质使其能有如此强的适应能力呢?生物适应和物种分化的过程在根本上是生物遗传变异的结果,其遗传基础是基因组中新结构如新基因不断涌现和进化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基因组时代的到来,科学家对新基因产生和基因组进化的研究正在揭示着物种进化…     

技术创造人：斯蒂格勒的“后种系发生”研究

斯蒂格勒哲学的中心命题之一是“技术创造人”。基于勒儒瓦-古汉的工作，他为此提供了古人类学论证。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后种系发生”概念，用以刻画人的非生物学遗传过程，其载体是技术。其次，通过回顾人类进化史，他指出直立行走和工具的使用促进了人的进化。再次，技术的进化与人的进化是耦合关系。工具既反映大脑皮层的分化，也推动着后者。最后，“技术生态位”概念进一步为“后种系发生”提供了支持。总之，人是技术的产儿，这就是技术助产术。     

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稳定作用

自然选择通过对变异的选优汰劣,不停顿地推动着物种的进化,表现为生物进化的一种创新力量;但是比起可遗传的变异来,自然选择又是生物进化的一种稳定力量。自然选择的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对变异的多层次的严格淘汰上,以及选择标准的相对稳定上。可遗传的变异从其根源上来讲,主要是指细胞内单个基因或一群基因乃至它们的载体——染色体出现了不同于原来的新变化,从而改变了基因活动和细胞生理代谢活动的     

借用学科术语应慎重——从“遗传”“变异”等生物学名词被借用不当说起

一、遗传和变异是生物学领域的专用术语遗传与变异是生物界存在的普遍现象,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人类而言,遗传保持了人类本身形态和生理特征的恒定,这样才使人类世代相继繁衍。而在一定条件下,变异使物种的特性有所改变,使之能够不断发展和进化。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解释：遗传指生物体的构造和生理机能等由上代传给下代。变异指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生物不同个体之间在形态特征、生理特征等方面表现出差异。据《辞海·生物学分册》解释：遗传指亲代的性状又在下代表现的现象。但在遗传学上,遗传指遗传物质由上代传给后代的现象。变异指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不同个体之间的性状差异,有遗传的变异和不遗传的变异之分。由此可见,两本经典辞书对“遗传”和“变异”两词的解释在字面上虽略有不同,但都明确将其限定于对在生物界的生物体内发生的上下代性状的继承和变化现象的表述,二者都是生物学领域的专用术语。“遗传”用于表述亲代性状通过基因传给后代的现象,并且这种性状中的“状”可以由于遗传分为显性和隐性而可以表现和不表现出来;“变异”用于概括亲代与后代之间由于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引起的不定变异及由环境条件直接引起的定向变异。也就是说,“遗传”和“变异”两词语都有很严格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它们离不开“生物”“物种”、“繁殖”与“代”的概念,“遗传”并不简单指事物之间的继承性或承接性,“变异”也并不简单指事物的变化性或创新性。如果借用这两个概念表述其他事物的特征,被表述的事物的特征至少应具有与“遗传”和“变异”的本意有相同或极其相近、相似的地方。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认为,不久前国内某刊刊登的《科技期刊编辑系统的遗传与变异性》一文,将期刊编辑系统中那些具有继承或承接性因素的特征概括为其具有遗传性,将那些具有变化或不断更新性因素的特征概括为其具有变异性是不妥当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不同学科的理论都有属于自己学科领域的专用术语,该学科的理论研究同样具有属于自己学科理论研究的术语。借用相关学科的某些术语有时能起到形象地表达某些思想或理论的作用,但借用的前提是借用与被借用者在本质上应该具有严格的内在的相似性。而生物学研究与编辑学研究实在是太不相关了。从各自所属学科看,一个属于自然科学,一个属于社会科学;从支配二者发展的力量看,一个受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规律支配,其发展是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要受到国家制度、社会体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执政者意志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从各自研究对象的本质看,笔者认为二者更是没有共同的东西。如果只是因为编辑系统的诸因素具有继承性或承接性就说其具有遗传性,只是因为编辑系统的诸因素具有变化性或创新性就说其具有变异性,那么由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发展的,并且这种发展都是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那岂不是所有事物之间都具有遗传和变异的关系吗？也就像作者所说的：“这种遗传和变异想象不仅存在于生物体中,在自然界中,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按照这个逻辑,继承的同义词不仅有承接、接受,还应该有遗传;变化的同义词不仅有改变、变更、变动、变革,还应该有变异了。显然,事实不是这样的。第二,从继承与遗传二词各自内涵看,继承泛指把前人的作风、知识、文化等接受过来或把前人的事业接着做下去,继承性则是指具有继承、承接的性质。遗传特指生物界中亲代的性状又在下代表现的现象或生物体的构造和生理机能由上代传给下代这样一种事实。从继承与遗传二词各自所对应的概念的外延看,继承的外延远大于遗传,“继承”常可以代替“遗传”使用,例如：“他遗传(继承)了他父母亲外貌和性格上的全部优点。”这在英文中表现得极其明显：继承与遗传的英文单词都是inherit。但在汉语使用习惯中,很多地方“遗传”是不能代替“继承”的,例如：“这是一种遗传病”,就不能说“这是一种继承病”。这就如同可以说“苹果是水果”而不能说“水果是苹果”一样。变化与变异也是一样,能用“变化”这个词的地方不是都可以用“变异”代替的。第三,谈遗传(性)与变异(性)就要有明确的亲代与后代或说上代与下代所指。说到办刊宗旨、编辑理念、期刊风格等有遗传(性)与变异(性),若说最初创刊时制定的办刊宗旨过一段时间或一个时期要修订,最初制定的办刊宗旨与修订的办刊宗旨就该是上代与下代的关系,这两“代”还算有个界限;那么要说编辑理念、期刊风格、编辑知识结构等这些没有很具体的物理对象的事物有遗传(性)与变异(性),那么他们的“代”从哪里划分呢？一期期出版的刊物前一期都是后一期的上代吗？没有明确的上下代所指,遗传(性)与变异(性)就无从谈起。如果说一期期出版的刊物前一期就是后一期的上代,那么每期的内容也属于编辑系统诸多因素之一。既然期期内容不相同,那岂不是变异(性)大于遗传(性),物种早就改变了？所以笔者认为,借用生物界的遗传(性)与变异(性)阐述科技编辑系统中诸因素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是不恰当的。二、学科理论研究中应慎重借用其他学科术语借用生物界的遗传(性)与变异(性)阐述科技编辑系统中诸因素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不恰当,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学科理论及其对该理论系统的研究中借用其他学科术语命名某些新概念、新理论。例如,现代有关智能计算中的一种关键技术——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GAs)的命名就借用了生物界特有的现象——“遗传”这一术语。遗传算法是受生物进化学说和遗传学说启发而发展起来的基于适者生存思想的一种较通用的问题求解方法,是基于自然选择和自然遗传机制的搜索算法,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最优化问题的方法。遗传算法最早是由美国Michigan大学的John Holland和他的同事及学生于1975年首先提出,由于它的核心特征类似于“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界演化的基本法则,因此被命名为“遗传算法”。作为一种随机优化技术,它在解优化难题中显示了优于传统优化算法的性能。目前,它已经成为计算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遗传算法”这个命名不仅很好地体现了其与传统优化算法的区别,表现了这一新算法的本质特征,而且也不会引起与生物学中的“遗传”概念发生什么混淆,不感到有任何牵强。再如,神经元网络(nerual net)指由生物体的大量神经元互连而成的网络。人脑大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平均与10000个其他神经元互连,这构成了人类智慧的直接物质基础。人工神经元网络属于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的一种算法,因与生物体的大量神经元互连而成的网络有相似的地方而得名。这种形象的命名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了解这种算法的主要特征,也不会引起人们的误解。所以,“引进”其他学科的术语充实某一学科的理论是一件好事情,但关键在于要引进得当、恰到好处。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进化认识论

波普尔在上世纪完成他的证伪主义的逻辑学和方法论论证及其在政治哲学中的应用研究之后。从60年代中期开始，重点转向三个世界的本体论，进化哲学和生物学哲学的研究。其中对进化认识论研究占着一个突出的地位，他将猜测与反驳的知识增长过程看作是一个多样性的试探性解决，变异和自然选择过程，阐明了知识进步的达尔文机制，他提出和阐明一般进化论的原则，并将它应用于动物行为，生命世界的认识的发展，人类技术与文化的进步以及世界3的自主发展中去尽管当代许多哲学家认为，证伪主义已被“证伪”，我却认为，她是一只火凤凰，经过被批判的烈火的洗礼，却在进化认识论中获得重生。     

普遍语法与语言范式——从哲学、心理学到生物学的历程

普遍语法思想具有悠久的认识论渊源。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是人脑初始状态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语言研究最终会同主流的自然科学统一融合。本文扼要论述了普遍语法从哲学、心理学到生物遗传与进化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作者指出普遍语法不仅改变了传统语言研究的范式,其自身也经历了多个范式的转变,当前提出的“唯递归性假设”就是普遍语法在生物遗传与进化研究基础之上的最新进展。     

进化论视域中的道德——恩斯特·迈尔的道德进化思想研究

迈尔对道德的进化问题具有深刻的认识和精致的论证。他对生物利他现象与人类道德行为的关系做了辩证的思考,认为利他现象与道德行为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他从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协同的视角研究了道德规范的形成与传递,认为道德规范是后天习得的,但也与遗传下来的倾向和能力有关。他还从进化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提出道德规范应该具有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比较生物语言学视角下的“普遍”与“变异”

尽管比较方法在语言学研究中已得到广泛运用,然而通常比较的对象(如方言、社会方言等表层的语言变异)并非真正适合阐明人类物种语言机能的生物学基础。近年来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对语言生物基础的研究揭示了遗传水平的深层次变异,对"普遍语法"提出了质疑。以进化发育生物学为工具的比较生物语言学研究是实现"普遍语法"和深层次变异有效调和的途径。     

进化生物学与目的论:试论“进化”思想的哲学基础

生物学与目的论的关系历来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学把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重要原因。这排除了神学目的论,但也使进化丧失了哲学根基。尽管迈尔把进化生物学定位为关于远因的研究,远因解释与目的论密切相关,但迈尔所谓的目的论是生物学目的论或经验目的论,因而不能作为进化的深层根据。与之不同,康德目的论具有先验性的特点,这恰好为进化提供了哲学基础。康德目的论在进化生物学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应被生物学研究忽视或边缘化。     

关于技术进化的个案研究

人工制品是理解技术的重要维度之一。人工制品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其“起源’’于已有的技术，发明的动力源于技术体系与人的耦合所决定的技术趋势；人工制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是一个贯穿着技术趋势的不断具体化的过程，进化的实质在于人工制品在具体化的过程中获得作为存在的意义和厚度。     

生物学面临新的理论综合

一、历史遗留的问题近代生物学的两大理论基石是进化论和细胞学说。理论生物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对细胞研究的基础上,建立遗传、发育和进化的统一的学说。魏斯曼在十九世纪古典生物学发展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过这一问题。为了试图建立遗传和发育的统一理论,他曾经假定全部发育过程是受细胞核控制的,卵裂过程中核内遗传物质的不等质分配     

长命百岁的根源

长命百岁,一直是人们的梦想。美国和意大利科学家的一项新成果显示,线粒体DNA上的一个遗传变异,也许是百岁以上人高寿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在对意大利52名百岁寿星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其中17％的人白血细胞中都发生了名为“C150T转移”的遗传变异;而对117名不到99岁的研究对象进行的对比分析显示,他们中间存在同样遗传变异的概率只有3.4％。这是第一次发现百岁寿星与比他们年轻的人群有着如此明显不同的遗传标志。     

休斯的技术系统观评析

休斯认为技术系统的进化动力来自于系统自身具有的动量,但休斯的技术系统进化理论与多西的技术范式进化的内动力理论不同,他没有完全拒绝技术--社会建构论的合理要素.技术系统的进化是借助退却突出郜完成的.技术系统进化过程可分为几个阶段,但其划界标准并不十分明确.技术系统进化的发明阶段最为重要.     

基于知识进化视角的技术创新与品牌进化耦合机制研究

技术创新和品牌进化是创造企业竞争优势、推动企业进化的重要力量。技术系统通过企业价值链体系形成技术联动关系,并通过技术交流和学习,推动知识进化。品牌系统在市场导向下配置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品牌知识和能力资源,促进内外部知识的流动,形成品牌竞争能力以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知识的进化促进技术创新和品牌进化,相互影响,形成了共生耦合关系。基于回族老字号企业的案例研究视角,分析技术创新和品牌进化过程,提出构建技术创新与品牌进化共生耦合机制和促进老字号改造升级的路径。     

微生物学名词

微生物microorganism个体难以用肉眼观察的一切微小生物之统称。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研究微生物形态结构、生理生化、遗传变异、生态分布和分类进化等生命活动规律,以及与其他生物和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细菌学bacteriology研究细菌等原核生物的形态结构、生理生化、遗传变异、生态分布、分类和进化等生命活动规律,及其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应用的微生物学分支学科。     

微生物学名词

微生物microorganism个体难以用肉眼观察的一切微小生物之统称。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研究微生物形态结构、生理生化、遗传变异、生态分布和分类进化等生命活动规律,以及与其他生物和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细菌学bacteriology研究细菌等原核生物的形态结构、生理生化、遗传变异、生态分布、分类和进化等生命活动规律,及其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应用的微生物学分支学科。     

数字生命的本质和意义

数字生命是用计算机媒介来创造的新的生命形式，是具有自然生命特征或行为的人工系统。数字生命研究是指那些以计算机为媒介，以计算机程序为生命个体的人工生命研究。数字生命遵循着遗传和进化的规律，从而为深入考察生物的进化现象和复杂生命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实验手段。数字生命研究为我们深入探讨生命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思路。这种研究可以为自然生命生长发育和进化规律的研究提供计算机模型和网络支持环境。利用这种研究方法，探索人类生殖、遗传、进化的机制，有助于人类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研究和实施，进而有助于解决物种爆炸、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合成生物学:工程伦理的实践悖论——从合成生物学对生命、自然及进化的挑战谈起

合成生物学致力于设计和建构自然界不存在的生物系统并将其运用于人类实践,这一新学科正对生命、自然及进化发起了挑战,也导致其在实践中面临悖论发展的困境。合成生物学挑战了传统的生命概念,摧毁了自然性,利用人为选择和有目的的进化取代了自然进化。所有这些合理的技术操作都导致了其存在的不合理性;而从其不合理性中,又能看到其科技应用的合理性。考察合成生物学的这种实践悖论特性,对于深入理解工程伦理的实践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哲学启迪。     

技术归化:理解用户与产品关系的关键视角

技术归化是20世纪90年代从文化与传媒研究领域引入技术论研究的新概念,它把握住了用户在技术消费使用过程中的能动性,为理解用户与产品关系提供了关键的视角。技术归化是指将技术产品融入到应用环境,使其成为用户所处实践与文化网络一部分的过程。技术归化是一个学习与赋予意义的过程,正是通过技术归化,技术产品的社会文化价值才得以形成。对一项技术进行归化的集体过程既可能导致技术根深蒂固,难以排除,也可能使地位确立的技术"祛稳定化",后者提供了一种打破技术锁定,摆脱路径依赖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