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华《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廷华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其研治《仪礼》在以郑玄注和贾公彦《仪礼注疏》之说为主的基础上,又广泛吸纳往哲时贤的训释成说,从辨明诠释是非入手,结合自身的诠释思考与理念,形成新的训释结论,广综博取特性鲜明。《仪礼章句》体例划一,着眼于简明疏解《仪礼》本经,在离章析句、校勘、释音、仪制训解等方面,皆形成了自身的诠释特色,为乾隆前期《仪礼》学的传播,发挥了其他著作难以替代的学礼者阶梯作用。     

论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问题

文章从经学、小学的角度阐释了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问题研究现状,指出武威汉简本《仪礼》存在少量的古文现象,但以今文为主的主要特点,并就今文本的几种说法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指出需要从经学和小学的不同角度进人更深入的研究,或者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才能判定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性质。     

盛世佐《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盛世佐以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并以博综、折衷、自得的穷经风格,继承和发扬了其师桑调元的问学主张。盛世佐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认知的独到见解,也有对《仪礼》诠释史上某些重要学者重要著述的清醒认知;由于不囿于前贤成说,他的自得研究成果中,对《仪礼》经文及其郑《注》的文字讹误进行了纠谬校勘,并通过文字的音韵训诂和传统仪制的文献考量诸法,攻驳错误诠释,大胆求证,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浦镗《仪礼注疏》校勘考论

在乾隆中期礼学昌兴运动中,嘉善学者浦镗所著《仪礼注疏正字》一书开启了《仪礼注疏》类校勘的序幕。无论是校勘对象、校勘底本的选择上,还是校勘方法、校勘范式的实践上,都具有自身的独到之处,形成了鲜明的治学特色,创见良多,但亦得失兼存。     

惠栋《仪礼》训释特色浅析

有清乾嘉时期,江苏元和学者惠栋长于儒家经典史的诠释,他延继了清初顾炎武的治学传统,并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倡导了汉学研究之风。体现在《仪礼》研究上,他传世的《仪礼古义》一书虽仅于经文有可考者录释之,且仅存1卷,但却彰显了汉学考据派学者的独特诠释风格,如强调从文字形体与声韵入手,揭示古今异文之间的语义关系;大量运用金石文献佐证训诂分析,并长于广泛征引各类传世经籍之异文及古注破读材料,加以疏证礼经郑《注》的训释语。但其礼经训释尊古崇汉的治学取向,有时由于过分拘泥于郑玄的注文,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在因声求义方面,由于其缺乏系统全面的古音声韵之考证,在对礼经的文字校勘当中,与治学以形索义的结合度不高,难免有一些技术上的失误,致使某些校勘结论颇有拘泥不足之处,不足取信。尽管如此,惠栋的礼经诠释实践仍然对乾嘉时期的《仪礼》诠释与研究,起到了类似导向性的重要作用。     

试论“《仪礼》文献学”的概念界定及其学科任务与作用

长期以来，作为一门具有边缘性特征的专书文献学，《仪礼》文献学都是专就有着一定内在系统性的学问而存在，但作为一门研究其所运用的方法技术以及理论系统等方面而存在的学科，其学科体系并没有建构起来。从学科理论建构层面而言，初步探讨《仪礼》文献学这一学科的相关学科概念问题，及其讨论该学科的研究任务与作用等方面，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中期《仪礼》学的传播与接受

随着社会日趋稳定,清中期《仪礼》学的传播和接受愈加广泛。书院的兴盛、家塾教育、礼学读物的普及和《仪礼》文献的刊刻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力量。其中,书院对于礼学的传承和发展、礼学人才的培养、礼学文献的传播和保存以及治学思想的反映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塾教育和通俗礼学读物的普及使《仪礼》学的传播深入到民间;官方刻书和私家刻书对《仪礼》学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沈彤《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江沈彤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研治《仪礼》并不宗主汉、唐、宋、元众多学者一家之说,而是善于运用考据手段,从郑《注》、贾《疏》、敖氏《集说》等各家训释分歧捕捉入手,剖析前贤各自立说的是非得失,进而形成可信的训释见解。《仪礼小疏》著述体例并不整齐划一,加之考据中偶有过于推求,转致疏舛之弊,并没有淹没沈氏在《仪礼》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它开启了乾嘉时期汉学考据派学者注重小学考据的研究学风,揭开了乾嘉时期《仪礼》今古文校勘和注疏类校勘考证的先河,对之后的《仪礼》诠释与校勘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试论张尔岐的《仪礼》诠释特色及其成就

在清初礼学的复兴运动中,张尔岐所著《仪礼郑注句读》在对《仪礼》的整体把握乃至局部礼仪的研究、治礼方法的探索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独到认知和特色,创见良多。将张尔岐的《仪礼》诠释置身于清初礼经诠释史的背景下进行观照,发掘万氏礼经研习的学术取向、注释体例和诠释特色,以及礼经诠释的校勘、辨伪情况,不仅有助于认知张尔岐礼经学的实际价值和贡献,更有助于重构与还原清代礼学研究的真实面貌。     

《“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序

中国古代有重视文体的传统。《墨子·大取》云：“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这里所说的“类”,虽不专指文体类别,但包含有区分文体的内涵。《尚书·毕命》则将“辞尚体要”与“政贵有恒”相提并论,进一步凸显了文体的重要意义。《周礼》、《礼记》等都有关于文体的记述。后人继承这一传统,对文体给予了高度重视。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幕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部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杨丕复:朱熹礼学思想的践行者——杨氏《仪礼经传通解》浅析

宋代朱熹及其弟子黄榦等人的礼学研究,通过调整礼经文本的篇章结构次序,按照一种以类相从的原则,对历代儒家典籍中有关礼制文化的篇章进行了一次新的纂辑与重构实践,达成了一种对礼经的新诠释,进而建构了一种新的礼学思想体系。受其影响,清代前期和中期出现了一股效仿朱氏、黄榦《仪礼经传通解》《通解续》的著述之风,湖南武陵学者杨丕复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杨氏的同名之作《仪礼经传通解》虽然在著书体例上颇多效仿之处,但却具有宏富的治学视野,同时在礼文纂辑重构的处置方式、礼文注释的处置方式、礼器制度的诠释视角等多方面具有独到的治学特色。     

《礼记》中的“为”

对《礼记》中的＂为＂字进行穷尽性统计,以此来观察它在上古汉语里的各种语义语法功能。＂为＂在《礼记》中主要有动词、介词、助动词等用法。将动词＂为＂、助动词＂为＂和介词＂为＂按照其在文中的具体语义语境划分为多个义项,并分类举例阐述。     

《清明上河图》中的“粉壁”

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画出一处税务机关，位于城门内侧路北，并在房屋后壁上绘出数行文字，这即是史书上所说的“粉壁”，内容为政府的“商税则例”，为收税的依据。     

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经学诠释思想探微

经学诠释问题是唐代经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贾公彦的《周礼疏》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疏曾被誉为“五经注疏”中最好的一部,该疏所蕴含的经学诠释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谶纬思想加以利用和重新释解;从经学的疏解理路、话语体系、意义内涵等三个维度重新对“礼是郑学”的命题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和义理化阐发;在诸经互释与相互证印中发明新意。故而对此相关问题的历史还原与反思勾勒,不仅是我们理解贾公彦个人经学思想的重要方面,更是管窥汉唐经学流变文脉中一个不可阙如的环节。     

《系辞》的“易”与“《易》”

《系辞》第一次对《周易》作了系统的哲学阐释,它围绕着“易”与“《易》”的话题,从人的生命体验出发,不仅提出了生命本体与生命现象之间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命题,还揭示了人类文化创造由“象(言)”到“意”、再由“意”到“象(言)”的认识论规律。     

《诗经》中的女性美略窥：释“螓首”、“巧笑”

<诗经·卫风·硕人>有"螓首蛾眉",对于"螓首",前人历释为额角丰满.然而,考察前人对于"螓"、"首"的定义并结合考古发现可知"螓首"是用以形容当时女子的纹面之美的.<卫风·硕人>又有"巧笑倩兮",对于"巧笑"一词,前人注释失于笼统.巧笑即龋齿笑,古代曾盛行以断齿为美,这一点亦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对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