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女性意识——读《三八节有感》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从妇女解放与延安的家庭结构、妇女解放与民族革命的矛盾两方面,来分析当时延安妇女的性别压抑,从而使我们对丁玲的女性意识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女性意识——读《三八节有感》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从妇女解放与延安的家庭结构、妇女解放与民族革命的矛盾两方面,来分析当时延安妇女的性别压抑,从而使我们对丁玲的女性意识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王安忆《长恨歌》中女性的都市意识

对女性个体意识与生命体验的书写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恒定主题。在她的创作中始终以女性视角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思考女性的命运和前途。自八十年代的"雯雯"、"三恋",再到九十年代的《长恨歌》,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把握既有物质层面的叩问,也有精神层面的自省。其中《长恨歌》更为人们展示了在现代都市下女性真实琐碎的人生体验。     

当爱情与道德遭遇时——评丁玲的《不算情书》

《不算情书》是著名女作家丁玲的一部较为独特的创作,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收获。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分析蕴涵在文中的女性意识与女性欲望,以及在道德压力下,女性欲爱不能、欲罢不止的情爱纠葛。《不算情书》被视为丁玲女士一段独特经历的真实写照,这段独特的情感经历与文本创作之间存在某些微妙关系。     

《羊脂球》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元素之比较

莫泊桑的《羊脂球》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都是描写的以战争为时代背景身为弱女子的不幸命运。丁玲与莫泊桑的战争经历使他们能够以个人独特视角穿透"战争与女人"小说的一般模式,拒绝正面描写战争而使其创作表现出对战争文化心理的疏离,更着眼于对人类本身的关照,但是两者在人物形象设计、叙事方式和情节安排方面有较大区别。     

身体的言说：丁玲女性主体性意识的再解读--以《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

丁玲的作品《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创作于1920年代,阿英是一个通过赤裸裸的世俗追求来体现女性自主意识的形象,《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于1940年代,讲述抗战时期的贞贞在女性与革命话语之间做出的选择。两部短篇小说都是以妓女为主体从而对自身身体进行言说的短篇小说,尽管这两篇文章分别写于不同的政治环境里,但是将两部放在一起来解读,它们都展现了女性主体意识张扬背后的男性构建的权利话语以及女性的艰难处境,这也是丁玲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困惑所在。     

书写编辑人生凸现编辑业绩——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

丁玲的一生有50多年的岁月与编辑工作结缘.她1929年与沈从文、胡也频合办《红黑》、《人间》月刊;1931年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1936年又在延安创办我党党报第一个纯文艺副刊--《红中副刊》;1941年她主编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6年主编《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20世纪50年代,她又先后担任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20世纪80年代复出之后,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创办了全国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     

基于底层女性的生存质询——评邵丽小说《明惠的圣诞》

河南女作家邵丽凭借深厚的写作功底及敏锐的生活视角在小说创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小说《明惠的圣诞》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她以女作家细腻深沉的视角聚焦女性生存，记录经济大潮冲击下女性命运的跌宕起伏，呈现乡村女性的生存尴尬，触摸她们内心的真情实感，揭示乡村女性在城中的卑微生存，书写底层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底层女性的生存发出强有力的质询。     

打开女性沉重的命运之门——论铁凝《玫瑰门》的叙事艺术

《玫瑰门》是铁凝创作的一部真正具有女性觉醒意识的长篇力作。铁凝在带有自传性的叙事手法中,以她别具匠心的叙事艺术,在对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角色的巧妙安排中,打开了女性沉重的命运之门。     

政治话语下的启蒙——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

纵观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政治话语逐渐强化,启蒙意识逐渐为政治话语所遮蔽,但是这不是一个直线的发展过程.延安时期,在革命中心、革命热潮中,创作中反而会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意识的再一次崛起.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的特殊现象,根源在于延安当时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在于创作主体自我实现、自我冲突的心境与人格,在于以独特的艺术感受指导写作的创作观.     

传统是文学创新的源泉与动力——丁玲文学创作对古代文学的借鉴

文学创作有其特殊规律,在审美趣味、艺术形式、表现方法等方面有相对稳定的特征,文学传统依然能为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关键在于作家如何汲取。丁玲在创作上对古代文学精华的汲取有三大方面,即推崇圆熟的叙述方式、赞赏高明的写人技巧、熟谙精妙的语言表达,这既是她的个人兴趣爱好,也是她对文学创作规律认识逐渐加深而形成的。其真知灼见对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借鉴传统文学、消化吸收外来文化,最终走向世界,依然具有深远意义。     

茅盾论丁玲的文学创作

文章以茅盾的《女作家丁玲》、《丁玲的〈母亲〉》、《丁玲的〈河内一郎〉》三篇评论为基础,评介了茅盾论丁玲创作的时代意义和审美分析,以及丁玲创作的独特贡献。     

我所认识的丁玲

丁玲和周扬、沈从文三位中国现代文坛巨擘,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恩怨不断。丁玲与周扬的怨恨不了,丁玲与沈从文的失和成仇,都在丁玲的从艺活动和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并影响了丁玲复出当代文坛后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丁玲女权意识的实质及转变的文化逻辑

丁玲是一个个性意识很强的女作家,但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从表面看,她的女性意识经历了一个从强烈到弱化的过程,但事实上,无论是在早期还是晚期的创作,她的所谓的"女权话语"只不过是时代意识形态和特定文化内容在一个独特女性身上的独特体现.文章认为,湖湘文化和个性主义的交杂与此消彼长,形成了丁玲女权意识的实质内容及转变的内因,中国女权运动的基础和预设目标决定了丁玲女权意识发展的方向,而雄强的遗传个性和软弱动摇的文化基因,是促使丁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极端变化,却存在着一贯的逻辑和现实根据.     

浅谈权力话语对社会性别范式的驯化——以“丁玲文本”为例

丁玲在1927—1956年间的文本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嬗变特征：女性叙事的逐渐湮灭、两性角色形象及重要性的日渐倒置、家庭要素由淡化到重现。结合丁玲在这段时期和中共党组织逐渐靠近并最终溶入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上述变化与中共性别混同、鼓励阶级审视、要求两性阶级内联合的社会性别范式的逐渐渗透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了-玲文本”也就成为研究“权力话语”进行社会性别范式驯化过程的很好例证。     

凌叔华:对儒家宗法文化统治下的女性的观照

作为一位精通中西方文化的女作家，凌叔华对身处儒家宗法文化中的特殊女性群体——大家闺秀的生存处境有着自己深刻的洞察。她的作品通过对大家闺秀们外在和内在两个世界的剖析，表现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儒家宗法文化对女性的深远影响。     

性别身份对丁玲小说的影响

作为女性作家的性别身份对现代著名作家丁玲的小说创作影响甚巨，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中表现了对女性人格的尊重与对女性尊严的呼唤；二是在人物塑造上喜欢突出人物的外貌之美；三是心理描写．细腻入微；四是对性爱的处理极为含蓄。     

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试论凌叔华的小说创作

凌叔华是新文学初期的著名女作家,她与冰心、庐隐一样善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中观照女性的命运,探寻女性的命题,书写自我生存的体验与感悟。她把目光对准了那些都市温饱人家和高门巨室中那些温柔端庄的温婉女性,通过对她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人生际遇的描述,揭示了封建家庭影壁、屏风后的生活内幕,讲述＂五四＂妇女运动以外的闺门故事,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时代生活的一个侧影。     

萧红的小说创作:一个独特的世界

从结构学、创作思想、创作主体等三个方面,细致论述了现代女作家萧红的小说创作,指出她敢于淡化小说结构,并能继承鲁迅的创作思想,关注国民愚昧,关注女性命运,体现了她创作的独特和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