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romer复合体通过吞噬受体CED-1调控凋亡细胞的清除

程序性细胞死亡（细胞凋亡）是一个对生物体的发育、组织的动态稳定至关重要的生物学过程。细胞凋亡的发生过程如下：在决定要凋亡的细胞内,一些死亡基因被启动,细胞被杀死,这称为凋亡的执行过程。随后,凋亡细胞被吞噬细胞识别并内吞;最终,凋亡细胞在吞噬细胞内被完全降解。凋亡细胞的吞噬和降解是细胞凋亡程序的重要环节,凋亡细胞的清除障碍会引起炎症疾病和免疫紊乱。在秀丽隐杆线虫中,吞噬受体CED-1对于吞噬细胞识别凋亡细胞起着关键作用。本研究发现细胞内的蛋白分选复合体retromer可以通过调控CED-1在细胞膜与细胞质之间的循环来参与凋亡细胞的清除过程。Retromer会被招募到吞噬小体的表面,介导CED-1从吞噬小体到细胞膜的回收过程。当retromer丧失功能时,CED-1会被运送到溶酶体降解,CED-1的这种减少造成了凋亡细胞的清除障碍。我们的工作揭示了retromer复合体参与凋亡细胞清除的这一新功能,并发现了吞噬受体的一种新的调控机制。     

英国发明雌激素类物质检测新方法

据报道,英国食品研究所科学家在今年12月的<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介绍说,他们已发明出一种能快速检测食品和环境中的雌激素类物质的新方法. 这些科学家们介绍说,雌激素类物质可与人体的雌激素受体结合,而有一种名为""贝塔一雌二醇”的物质也具有类似特性.他们发明的新方法,就是让上述两种物质互相"竞争”与人体雌激素受体结合,当无法与雌激素受体结合的"17贝塔一雌二醇”增多后,这种物质会通过一系列反应使一种酶改变颜色.颜色变得越浅,则意味着被检测目标中的雌激素类物质含量越高. 雌激素类物质又称环境激素.它不仅会导致一些动物雌化,严重时还会影响动物和人的内分泌功能,甚至引发某些癌症.加强对食品和环境中雌激素类物质含量的检测,对防止这类物质的危害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

蛋白质是细胞内极其重要的生物大分子。细胞的许多重要功能,包括酶和激素的功能、运动、运输、免疫反应等都是通过蛋白质来实现的。正是由于其重要性,所以长期以来蛋白质一直是生物化学研究的一个极重要的领域。人们关注蛋白质在细胞内是如何合成的,到目前为止,至少已有5个诺贝尔奖授予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但对于相反的过程,即蛋白质在细胞内是如何降解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很少有人关注。而以色列科学家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和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Irwin Rose)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发现了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机制,因而共同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一、泛素：蛋白质降解的标记者实验证明,标记被降解蛋白质的分子是一个由76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多肽,最早于1975年从小牛组织中分离得到。因为随后发现在所有真核生物的不同组织中都有它的存在,所以将其称之为泛素(ubiquitin,源于拉丁字ubique,意指到处存在的)。二、ATP：细胞内蛋白质降解的供能者一般而言,生物体内的合成代谢需要提供能量,而分解代谢则释放能量。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认为,体内蛋白质的降解是不需要提供能量的。一些蛋白水解酶发挥功能时就是这样,如胰蛋白酶在小肠内将食物中的蛋白质降解成氨基酸。类似地,在溶酶体中对从其外部进入的蛋白质的降解也不需要能量。然而,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实验就已表明,细胞内蛋白质的降解确实需要能量。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即细胞内蛋白质的降解需要能量而细胞外蛋白质降解不需要附加能量,长期以来使研究者感到迷惑。切哈诺沃、赫什科和罗斯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使用网织红细胞的无细胞系统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功地证明细胞内蛋白质的降解需要以多步骤的反应导致泛素标记被降解的蛋白质。这个过程使细胞以高度的特异性降解不需要的蛋白质,而正是这种精确的调节需要ATP(adenosine triphosphate,腺苷三磷酸)提供能量。三、机制：死亡之吻切哈诺沃和赫什科在1977年开始使用网织红细胞抽提物进行依赖于能量的蛋白质降解研究,发现这种抽提物可以被分为两个组分。两个组分单独存在时都不具有活性,但当两者重新组合时,就启动了依赖ATP的蛋白质降解。1978年,他们报道了其中1个组分的活性成分是一种分子量约为9 000的热稳定的多肽APF-1 (active principle in fraction 1),即后来证明的泛素,并证明APF-1能与各种蛋白质以共价键结合。1980年他们和罗斯共同报道APF-1 可以多个分子同时结合于同一蛋白质,这一现象被称为多泛素化。目前已知,蛋白质的多泛素化是一种控制信号,其导致被标记蛋白质在蛋白酶体中的降解。正是多泛素化的反应对被降解的蛋白质进行了标记,所以将其戏称为“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因为泛素在真核生物中普遍存在,所以研究者很快明白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在真核细胞中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且也猜测到ATP形式的能量需要可能对细胞控制降解过程的特异性具有意义。因而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要鉴定使泛素结合于其靶蛋白的酶系统。在1981年到1983年之间,切哈诺沃、赫什科和罗斯在细胞中发现了3种新的酶——泛素激活酶E1、泛素结合酶E2和泛素连接酶E3,提出了“多步骤泛素标记假说”(见图1)。至今的研究表明,一个典型的哺乳动物细胞含有1个或少数几个不同的E1酶、几十个E2酶和几百个E3酶。细胞能使用泛素系统降解有缺陷或不再需要的蛋白质。实际上,细胞中多至30%新合成的蛋白质因为不能通过细胞严格的质量控制,而由泛素标记转运到蛋白酶体被降解。 步骤①：E1酶催化的依赖ATP供能的泛素(UB)活化; 步骤②：泛素分子转移到E2酶; 步骤③：E3酶识别要降解的靶蛋白(TARGET),E2酶-泛素复合物与靶蛋白结合并使泛素分子标记从E2酶转移到靶蛋白; 步骤④：E3酶释出泛素标记的蛋白质; 步骤⑤：重复步骤④,使靶蛋白与多个泛素结合,即所谓的靶蛋白的多泛素化; 步骤⑥：蛋白酶体识别多泛素化的靶蛋白,泛素分子脱落而靶蛋白进入蛋白酶体被降解为小肽。四、蛋白酶体：蛋白质降解的执行者很多蛋白酶体,如人的一个细胞含有大约30 000个蛋白酶体。蛋白酶体是呈桶型结构的多亚基蛋白酶复合体,它能将蛋白质降解成7～9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小肽。蛋白酶体的活性表面在桶内而与细胞的其余部分相隔离,进入活性表面的惟一关卡能识别多泛素化标记的蛋白质,在移去泛素标记的同时接纳它们进入蛋白酶体而进行降解,形成的小肽从蛋白酶体的另一端释出。蛋白酶体本身不能选择被降解的蛋白质,是E3酶的特异性决定了细胞中哪个蛋白质要被标记而送到蛋白酶体进行降解。五、泛素系统：多种细胞功能的调节者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系统涉及细胞的多种重要生理功能,参与对细胞周期、DNA复制和染色体结构等的调控。这种系统的缺陷能导致各种疾病,包括一些癌症。1.细胞周期细胞周期是指一个细胞经生长、分裂而增殖成两个细胞所经历的全过程,细胞周期的调控对生物的生存、繁殖、发育和遗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细胞周期调控中,细胞周期蛋白是一个关键蛋白质。泛素连接酶E3作为“细胞分裂后期促进复合物”的主要组分,通过对细胞周期蛋白N末端进行标记使其降解,而在控制细胞周期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该复合物在细胞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期间染色体分离中也具有关键的作用。减数分裂或有丝分裂中染色体的错误分离会导致细胞染色体数的改变,而这正是怀孕后自然流产的主要原因。一个额外的21号染色体的形成则导致唐氏综合征。因为在有丝分裂中重复地进行染色体的错误分离,许多恶性肿瘤细胞也会具有数目改变了的染色体。泛素调节系统的其他酶也参与细胞周期的调节,如调节酵母细胞周期的细胞因子Cdc34实际上就是一种泛素结合酶E2。2.DNA修复DNA修复是生物为保持其复制精确性而具有的一种特殊功能。p53蛋白作为重要的转录因子,通过调节DNA修复相关基因的表达而实现对DNA修复的调控。p53蛋白在细胞内的降解也是通过特定的E3酶标记的。正常细胞中p53蛋白不断地合成,又不断地降解,在细胞中含量低。但在DNA受损后,触发了p53蛋白的磷酸化而不再与E3酶结合,使其在细胞中含量很快增加,造成细胞周期的停顿并促使对损伤DNA进行修复。但是如果DNA损伤程度太广,则不再进行修复而触发细胞程序性死亡。p53蛋白对肿瘤具有抑制作用,被称为“基因组的卫士”。但病毒可以通过特定的蛋白质活化相关的E3酶对p53蛋白进行泛素化而将其降解,其结果是病毒感染的细胞不能再对DNA损伤进行修复,也不触发细胞程序性死亡,造成DNA突变大量增加而导致癌症。3.免疫和炎症反应转录因子NF-κB可以调节细胞的许多对免疫和炎症反应重要的基因。正常情况下,细胞中的NF-κB与其抑制蛋白结合形成没有活性的复合物。但是当细胞暴露于感染的细菌或某种信号物质时,抑制蛋白的磷酸化导致其泛素化而在蛋白酶体内降解。释出的活性NF-κB被转运到细胞核,在那儿结合并激活特定基因表达而发挥其在免疫和炎症反应中的功能。4.囊性纤维化遗传病囊性纤维化是由细胞膜上称之为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蛋白(CFTR)的氯离子通道功能性地缺失所引起。这种缺失是由于囊性纤维化病人细胞中合成的CFTR蛋白缺失苯丙氨酸,不能进行正确的折叠而被转运,而是通过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系统降解。没有功能性氯离子通道的细胞不能通过其细胞膜转运氯离子而导致病变。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系统与细胞功能关系的了解也促使了其在药物研究上的应用。可以针对泛素介导降解系统的组分设计药物以防止特定蛋白质的降解,也可设计药物激发该系统去摧毁不想要的蛋白质。一种称为Velcade的蛋白酶体抑制物已被用于多发性骨髓瘤作为临床试验药物。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发现,都会使人类在从必然到自然的进程中迈出一大步。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系统的发现使人们有可能在分子水平上了解细胞如何控制许多非常重要的生物化学过程。我们可以期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定会有更多的细胞过程发现与这一系统密切相关。 *明镇寰教授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Seismites(地震岩)等术语的概念与名称

seismites,按其字面意思理应翻译成地震岩,即与地震有成因联系或受发震断裂改造、变形的岩石。按发震时地质材料的固结程度与力学性质,地震岩可分为震积岩(地震时尚未固结成岩的含水沙土层,即软沉积物)和脆性断层岩(地震时已经固结成岩的沉积岩、岩浆岩和变质岩)。脆性断层岩包括断层角砾岩、碎裂岩、超碎裂岩、假熔岩和断层泥等。发育由沙土液化形成的软沉积物变形构造的沉积岩,统称为“沙土液化岩”(liquefactites),但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译为seismites。大量的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的沙土液化和软沉积物变形都是由地震造成的,也并不是所有地震都能导致沙土液化。只有那些所在区域存在重要发震断层、真正由地震引起的区域性的沙土液化造成的软沉积物发育变形构造的岩层才能称之为震积岩(seismic liquefactites)。震积岩不应再翻译成seismites。零星出现的软沉积物变形构造与沙土液化构造(例如:砂涌丘)不足以作为古地震的证据。     

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肾病中文名称之商榷

给大鼠注射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PAN)所建立的肾病模型应该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PAN肾病),但在国内却多被误为“嘌呤霉素肾病”。本文就嘌呤霉素与嘌呤霉素氨基核苷的区别、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英文缩写的不同解读等予以辨析,并强调纠正这一流传多年的错误有助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1.问题的提出早在1986年,北京医科大学章友康、王海燕、王叔咸等学者即在《中华肾脏病杂志》撰文向国内同行介绍了基于vernier的方案采取连续皮下注射法在杂系大鼠制作的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模型^[1]。虽然从字面看来该文的题目“用嘌呤霉素制作氨基核苷肾病模型”让人费解,因为事实上用嘌呤霉素是制作不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模型的,但该文的内容分明是指用嘌呤霉素的衍生物即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制作肾病模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国内学者几乎都将用PAN制作的肾病模型称为“嘌呤霉素肾病”^[2～4]。在有英文摘要的论文中可以确认作者所用的造模药物并非嘌呤霉素,而是PAN。其中一篇论文^[2]因无英文摘要而无从考证,但从其药物来源(sigma)及用药方案(10mg/kg,腹腔注射,连续1周)看基本上可判定作者所用的造模药物也是PAN。近年来国内学者对PAN肾病模型的兴趣日益高涨,这令笔者感到如果不尽快为该模型正名,必然导致更大的混乱,影响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2.嘌呤霉素(puromycin)与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的区别嘌呤霉素(puromycin)又称为博罗霉素,是由白黑链霉菌(streptomyces albonigar)产生的一种抗生素,作为蛋白质生物合成抑制剂于1952年被发现。嘌呤霉素由对甲氧基苯丙酰胺与3′-氨基-3′-脱氧-N,N-二甲基腺嘌呤核苷结合而成,分子式为C₂₂H₂₉N₇O₅,分子量为471.52,曾作为抗菌药和抗锥虫病药、抗阿米巴药而使用。嘌呤霉素可取代结构类似的酪氨酸-tRNA进入A位,导致合成中的肽链从核蛋白体上脱落,从而抑制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因嘌呤霉素对原核、真核生物的翻译过程均有干扰作用,现仅用于实验研究或肿瘤治疗。嘌呤霉素的LD₅₀为静脉注射350mg/kg、腹腔注射525mg/kg、经口给药670mg/kg。嘌呤霉素分子中去除对甲氧基苯丙酰胺后可得其衍生物3′-氨基-3′-脱氧-N,N-二甲基腺嘌呤核苷(3′-amino-3′-deoxy-N,N-dimethyl-adenosine),又称为氨基核苷(6-二甲基氨基嘌呤-3-氨基-D-核糖)[aminonucleoside(6-dimethylaminopurine-3-amino-D-ribose)]或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PAN),分子式为C₁₂H₁₈N₆O₃,分子量为294.3。PAN的分子量较小,约为嘌呤霉素的62.4%。PAN的LD₅₀不明,只知道在颈静脉注射9mg/100g体重或腹腔注射15mg/100g体重的用量下是安全的。在大鼠PAN可引起与人相似的肾病综合征、局灶性肾小球硬化、间质纤维化等病变,是公认的用于研究肾脏疾病的良好动物模型之一。3.PAN肾病应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综上所述,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是嘌呤霉素的一种衍生物,由于其结构和功能均不相同,不可混为一谈。嘌呤霉素本身是否具有肾脏毒性姑且不论,但其衍生物PAN在大鼠可引起特异性肾脏损害这一事实则已为几十年来大量研究结果所证实。因此,通过给大鼠注射(一次性颈静脉注射、一次性腹腔注射或反复皮下注射)PAN引起的肾病模型应该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或简称PAN肾病,而不可误称为“嘌呤霉素肾病”。显而易见,这决不是在文字上吹毛求疵,而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一般取其英文中3个关键字母缩写为PAN,因而嘌呤霉素氨基核苷引起的肾病称为PAN肾病。但也有学者只取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英文名称中的2个字头将其缩写为PA,而将嘌呤霉素氨基核苷引起的肾病(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 nephropathy)缩写为PAN。在文献中PAN究竟是指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还是代表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需要加以鉴别。此外,PAN用量、给药途径的不同可使诱发的肾病有所区别,笔者推荐使用一次性颈静脉注射法在Wistar大鼠建立肾病模型,具体方法可参照有关文献^[5,6]。     

对SARS制定科学术语的意见

编者按 从去年底先在我国广东,而后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发生并流行一种特殊的肺炎,可以说是突如其来,而且来势汹涌,以致我国医学界仓促上阵,连其名字都未能深加考究。在紧急情况下将其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国内外对这种“怪病”的研究和认识不断地深化,专家们对它的称谓就有了变化和分歧。关于“非典”这一名称,几乎所有的专家都不认同了。有人建议叫作“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还有人称其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多的专家建议定名为“萨斯病”(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文缩写为SARS),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也有的专家认为叫“萨斯病”同叫“非典”一样,都不科学。众说纷纭。为及早给这种疾病确定一个科学的名称,我编辑部特组织专家进行讨论,欢迎大家积极参与。2002年11月在广东省首先发生一种突发的传染性极强的严重的肺部疾病。已知用抗生素治疗无效。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在临床初始实践中暂称此病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当时病因不明的情况下,这个暂时命名还是合理的。后来因为名字太长,为了简化,就称之为“非典型肺炎”。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因为医学上非典型肺炎是一种类名,它包括了已经知道的十多种病,将一个原本较为泛指的名词用于这次突如其来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是不够科学的。以后由新闻媒介把“非典型肺炎”简称为“非典”。由于“非典”一词不断广泛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老百姓不知道,媒体宣传多了就接受了,已成为约定俗成,以讹传讹而不考虑此名的科学性。我认为,这个不适当的名词应该及早地抛弃,加以纠正。对于疾病的命名方法通常是：1.以病原体或原因的方法命名。以肺炎为例,譬如各种细菌引起的肺炎,就把各种细菌的名字放前边,像军团菌肺炎、链球菌肺炎(还有病毒、真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肺炎等)。我想这种命名最好,它对诊断、治疗上有指导意义。2.以病因命名,如吸入性肺炎、放射性肺炎、通气机肺炎等。3.以解剖部位命名,如大叶性、支气管性、间质性肺炎。4.以发生地点命名,如社区获得性肺炎、医院获得性肺炎。5.以症状来命名,如休克型肺炎、SARS……上述五种命名以病原病因性命名对治疗帮助最大,应作为规范化命名的首选。有的病用描述性命名,这是因为对病不大了解,病因不太清楚,所以根据症状的表现来命名。“SARS”的命名就是这样由来的。将本病称为SARS,是根据WHO派到越南工作的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Carlo Urbani医生,他将所见的第1例本病患者首先上报WHO,并根据其临床表现称之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文译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以其英文缩写简称SARS。Urbani医师本人在研究本病时被感染而病故。WHO在2003年3月为纪念Urbani医生的贡献,正式将其命名为SARS,后来为国际上广泛应用。由此可以看出SARS是本病初发时期提出的命名。由于当时对病的本质还不了解,SARS有不合理的地方：SARS只是症状描述性的,既未突出其传染性,未说明它是一种肺炎,也未包括可能的病因;而且称为综合征,而非独立的一种新的疾病。“综合征”与“独立疾病”在医学上是有区别的。综合征是各种原因引起的相同的一组症状,不是一个病。病原定了就应转为用独立疾病命名;SARS意思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严重”的说法一开始是严重的(也有的病例开始就不很严重),以后时间长了,人们有了免疫力了,就会变为不很严重了;这个名字也没有体现出传染性来;也没有说明原因是什么。总之这个名字只是纪念性的,现在看来就不太理想。在没有决定更好的新名词前,我们可以暂时先用SARS或萨斯。随着SARS研究的迅速进展,现在WHO已肯定了它的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制定科学术语的时机了。关于命名,我赞成还是病因式的。香港已建议将其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没有反映出它有强烈的感染性。故我建议命名为“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因为它表现出强烈的感染性,又提出病因是冠状病毒引起的,所以治疗方面,病毒方面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只能维持对症治疗。以后有效防治方法就会出来了。适当的时候是否可简称“传冠肺”、“冠肺病”。英文名communicable coronavirus pneumonia(CCP)。我建议在WHO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提出推荐用这种更好的科学术语来统一国际上的名词。 (2003年5月底) ①翁心植院士是全国科技名词委委员;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名词委员会主任。     

应当在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上考虑人名拼写问题

一、双名的拼写读到《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1期,我很赞成林元章先生等作者对于官方公布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里关于“名字如为双音,应连写”这一规定的异议。但我以为,把我国人名的拉丁字母拼写,照搬到属于拉丁语系的语言写成的文章里去,这一做法并无不妥。实际上,这也是拉丁语系的不同语种之间通行的做法。问题在于原来规定的拼写是否科学、合理。我想就这个问题补充一点理由。例如,Chen Xian是“陈先”或者“陈贤”呢,还是“陈希安”或者“陈西安”？两音连写显然给同音字已经太多的汉字又增加了不少麻烦。法语和俄语里面,都有专门的字母用做隔开音节的符号。在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里面,亦早就规定了：“ɑ,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照此办理,人名“希安”,应当拼写为Xi'an,但却没有这样执行。事实上,在阿拉伯语系的人名拼写里,中间就有用“’”符号来隔开的,例如Abu'l等等。所以,把《汉语拼音方案》里规定的隔音符号“’”用于人名的拼写,应当是完全可行的。此外,用短划“-”当然也可以。考虑到各国人名里面插入短划“-”的比较常见(如西方人的复姓),有较多的作者倾向于建议使用短划来插入中国人双名的两个汉字拼音中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二、人名问题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人名有些什么样的结构,又应当如何拼写,这确实是一门学问。笔者既不是语言学家,又不是民族学家,仅略知一二,试论如下。古时各族人都没有姓而只有名,姓都是后来才有的。发展到了今天,据我所知,有三种主要的情况：一是姓在前而名在后,以汉族为代表,亦包括我国部分少数民族,以及东亚的一些其他民族;二是名在前而姓在后,主要是欧洲各国及其原殖民地;三是依然保留着有名无姓的传统,例如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包括我国的维吾尔族。这些情况是历史形成的,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没有高下之分,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决不能借口“国际接轨”而让一个吃掉另一个,这就是笔者的基本观点。汉族人的姓,多是单字,亦有双字、三字甚至更多字的。汉人的名,多为单字或双字;但在“名”之外,还可以有“字”“号”等等。西方人可以有“复姓”,更可以有一大排的五六个名字。我们在这里只说姓名排序的先后,以及有名无姓的问题。三、人名与语言文化汉人的姓出现比较早,最早的姓氏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王公贵族的辖地或封邑为姓的,如：秦、楚、宋、陈等。古时候的“庶民”是没有姓的,称呼阿狗阿牛就可以了。到了人们普遍有姓之后,才有“百姓”这个称谓。后来,我国的邻邦高丽(今之朝鲜和韩国)和越南,都相继有了姓。而日本每个人都有姓,才是几百年前的事。欧洲人姓名的发展,也有一个相似的过程。古希腊人好像都没有姓,例如,Archimedes(阿基米德)就只有名而无姓,而Pythagoras of Samos则是“从萨莫斯岛来的毕太哥拉(毕达哥拉斯)”的意思。后来的人名似乎长期都是这样表示。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Leonardo da Vinci,就是“从芬奇地方来的利昂纳多”的意思。他的名字是Leonardo,而da Vinci(达·芬奇)不是姓,只是表明乡土的人名后缀。再后来,这种人名后缀才逐渐演变为姓。到了今天,西欧各国的人名序列里,如果名与姓之间有小写字母打头的da(或者法国人的de,德国人的von,荷兰人的van等)一类的插入项,大抵是贵族出身或其后裔,他们的姓多半原来是地名。在这一点上,东方人和西方人确有共同之处。然而,据分析,由于语言习惯,或者说是语法的不同,就产生了姓名次序的不同。例如,在汉语里把秦国的君王称为“秦王”。在英语里,就会说成The King of Qin (Chin)。那么,在地名转化为姓的时候,中国的“秦”就会居名字之前,而西方语言里的姓,就会居名字之后。刚才引述的da Vinci,已经暗示了这后一种次序的先兆。因此,我认为,中国人的姓前名后和西方人的名前姓后,植根于不同的语言和独立的文化,只要仍然存在着两种语言和文化,就不应当将姓名的次序强求一律。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地球上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最多这一因素,就更不应该抹煞自己的文化传统,屈从于别人的习惯。四、无姓的人名今天,距离我国不远的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那里的当地人都是没有姓的。苏加诺和吴努这两个人名里的“苏”和“吴”,都只是一种尊称而不是姓。上面说过,世界上信奉伊斯兰教的许多民族,包括我国的维吾尔族等,亦只有名而无姓。例如,司马义·艾买提,“司马义”是他本人的名字,“艾买提”是他父亲的名字。这种名字的次序,同俄罗斯人姓名里的前两部分“本人名·父名”是一样的。采取出生的地名为人名的后缀,与采取父亲的名字为人名的后缀,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人名的字数有限,总不可能把一个人的所有数据都放进去,总要有所取舍。各个民族要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允许有不同的取舍办法。那么,没有姓的人名怎么样拼写呢？对于古人,一向解决得比较好,照他原来写的次序就是了。例如我手头有一本《科学家传记词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其中Leonardo da Vinci照原样放在“L”部,并没有把da Vinci或者Vinci当做他的姓来排列。可见西方人对他们的祖宗还是比较尊敬的。但今人受到的待遇就大不相同了。例如,当今伊拉克国家元首的名字的拼写本来是Suddam Hussein,我国大陆的汉语出版物正确地翻译为“萨达姆·侯赛因”,一般就称呼“萨达姆”,即他自己的名字。但西方人却把他的名字写成Hussein,Suddam;亦即是说,把他的父名“侯赛因”当做他的姓。在这种影响之下,我国大陆的一些英语出版物(如1989年出版的《英汉大辞典》)亦沿用了这一错误的拼写。由此可见,一方面,在人名的拼写里,完全照着人家原来的次序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可行的。即使不符合所谓“国际惯例”,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五、中国人姓名拼写应当按照原来姓前名后的次序现在回到中国人(指汉族和姓名习惯与汉族相同的部分少数民族)姓名拼写的问题。细心的读者从以上的论述,自然看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中国人姓名拼写应当按照原来姓前名后的次序。这与一些专家观点不同,也不符合所谓“国际惯例”,但我有充分的理由：第一,这样做是可行的。已经有了很好的先例：Sun Yet-sen(孙逸仙),Mao Tse-tung(毛泽东)(这些双名之间的短划,是英语出版物里的常见用法)。这些姓名的写法已被全世界接受,人家好像从来不(或者极少)用Y.S.Sun,T.T.Mao等别种拼写。只要我们自己坚持下去,并且广为宣传,一定是行得通的。第二,在发表论文,出版书籍等场合,一般都要注明作者居留地和(或)所在单位。编辑看到你是在北京,知道你是中国人,便有足够的根据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处理姓名的排序。当然,这里不包括海外的华人。他们入乡随俗,甚至取了西方的教名,那是他们的自由。第三,姓前名后更便于编人名索引,按全称的首字母排序就行了。上面说过的Leonardo da Vinci等等古代人名,早就是这样处理了,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麻烦,为什么到了我们中国人头上就会生出麻烦来呢？第四,把人名中的姓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的方法,屡见于国内出版的外语书刊,但在国外碍难通用。姓前名后中间加逗号的办法,国际上实际上只用于西方人名的索引或词典,我们拿来用在正文当中则易引起误会。直接按照我国习惯,写成Mao Tse-tung或Mao Ze'dong等等,就可以避免那些毛病。这并非“将中国人的习惯和汉语的传统用法强加给别的语种”,因为我们并不是要改变外语里面对他们自己国家里的人名写法,而只是“名从主人”,即任何语种都要尊重被称呼人的传统习惯。国外出版的英文版《国际名人录》(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1997-1998,61 ed.Europe Publication Limited),其中的海外华人姓名按西方习惯排序,如：MA,Yo Yo(马友友),而中国人姓名则完全按照搬汉语拼音的次序,如：MA DAYOU(马大猷),MA HONG(马洪)等。由此可见,实际上在国外,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人的姓名,采用了接近于本文所建议的拼写方法;并且,这可不是任何人“强加”给他们的。为什么一些外国人都觉得行得通并且已经这样实行了,而我们却反而不敢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民族传统呢？     

Virtual究竟是虚还是实？

virtual作“虚”解,只见于中国的英汉词典,而在英国或美国出版的英语词典中,不见virtual有虚义。经查许多英美出版的各词典,只见对virtual的解释虽在措辞上各有不同,但在意义上却都非常近似和一致,就是：凡说virtual的东西,虽不是那种东西,但在实质,表现或效用上,却很像是真的那种东西,因而可当作真的来看待或使用。例如：a virtual dictator,意即“实际上的独裁者”(虽没有正式那么认定,但就其作为而言,实可称之独裁者);a virtual promise,实际上的允诺(虽没有作正式允诺,但实际上等于允诺了);a virtual dismissal,实际上的开除(名义上是辞职,但实际上是开除);The peasants remains in virtual slavery,农民仍处于实际上的奴隶状态。如果把virtual改译为“虚拟”,我们将看到：“虚拟独裁者”“虚拟的允诺”“虚拟开除”“虚拟的奴隶状态”……。这样的话没有人会理解,且可斥之荒谬。事实上,我们在技术领域已见许多“虚拟”,在实质上也同样荒谬,只不过因多数人已经习惯而不觉荒谬罢了。例如：在计算机领域,virtual memory的原义(据The Oxford Dictionary)为“在物质上并不就是所述(如说内存),但用软件做到了。由程序或用户来看,其表现很像是所述”,实际上可当做真的来看待和使用,所以称为实际上的(virtual)内存。如把virtual译为“虚拟”,则按《现代汉语词典》,虚拟就是假设或虚构的意思,“虚拟内存”就是假设或虚构的,仅仅存在于思想中的内存。这岂不荒谬？在通信领域,virtual circuit和virtual connection的原义(按ISO TC97文件)是,“网络在包转接中提供的一项方便措施,给用户的印象就像是真作了连接”。原来,在包转接的通信过程中,双方并无固定的电路连接。但在进行了所谓的连接之后,双方感觉就宛如有了固定连接。那种好像已固定连接的电路就称为virtual circuit(实际上的电路),而相应的连接就称为virtual connection(实际上的连接)。但国内有些书刊把这virtual也译为“虚拟”,当然也荒谬(也有译为“虚”的,即为“虚电路”和“虚连接”。在汉语中,“虚”是一个贬义词,如虚假,虚荣,虚伪,虚焊……。那“虚电路”和“虚连接”怎么理解？难道是像虚焊一样不可靠的电路连接？)。virtual这词的意义包含两个方面：(1)虽然不是真的;(2)但很像是真的,而且可视为真的。前面的子句从属于后面主句,意义重心是在后者,所以如果只译前半部分(如译为虚),就易于导致错误。然而,如只译出后者(例如“很像真的”“似真的”“如真的”“犹真的”或“犹实的”),却仍然能完整而恰当地表达原义。因此,对于virtual,除“实际上的”之外还可有一些变通译法。例如,把上述virtual memory,virtual circuit和virtual connection译为“如真内存”“似真电路”和“似真连接”,初见时虽然感觉不习惯,但在意义上却完全正确。又如virtual machine应可译为“如真机”,而virtual reality则建议译为“犹真现实”(目前流行把后者译为“虚拟现实”,其主要问题是在“虚拟”,而“现实”两字是无可非议的)。那么,此前为什么把virtual译成“虚”和“虚拟”？早在咸丰(1853)年间,国内曾出版了《光论》一书,其中把经过折射而形成的象(即virtual image)译成了“假象”。后来的“虚”,也许就从这“假”字演变而来。当时所有的书,直到本世纪30年代还有许多科技书,都是用文言文写的。例如“实际上的”这种口语,自然不可能登上书面。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虚”就是virtual的唯一译法。以致今天,国内绝大多数的人已是只知virtual就是“虚”,而不知它的原义本来是“实”了。例如,前些年曾有一位力学教师写了一篇文章,对于“国外常有人把惯性力称为虚力”表示异议。由于惯性而产生的力,当然是真正实际的力。但是不得不想,国外称为“虚”的原词是什么？很可能就是virtual。其实virtual本来就是“实”,而不是“虚”。那岂不是一场很大的误会？大约是60年代后期,IBM在其370机中实施了virtual memory/storage,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些于70年代初恢复出版的期刊上,开始把它译为“虚拟存储器”。这竟成了后来几乎把所有virtual都译为“虚拟”的滥觞。这样译的原因来自日本。当时日本把virtual都译成“假想”(在日文中“假”字被简化为竖人旁一个“反”字)。中国因为原有把virtual译为“虚”的惯例,伸长为“虚拟”,既保留了“虚”,又因虚拟正是假设(即假想)的意思而和日本的译法一致了起来。virtual的原义就是假想吗？当然不是。但日本人这样译不是没有依据的。在力学中,要用“虚功原理”进行计算时,必须先假设(即假想)在某一点上产生了一个很小的位移。这个假设的位移,就是virtual displacement(历史上曾称virtual velocity)。因此,在这一场合的virtual确实具有假想的含义。Virtual在力学里的这个特殊含义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了。直到近代,居然在粒子物理学中,又见再生。原来在粒子物理学中,有些粒子,并不是直接探测到的,而是通过某些征象间接推测它存在的。这种推测出来的,亦即假设的粒子,在名称上也被冠以virtual,例如virtual photon。一词多义,是世界各语言都有的现象。重要的是,必须分清在什么场合应是什么意义,应予区别对待。如把上述力学和粒子物理学领域的virtual译为“虚拟”,那确是太恰当了,因为“虚拟”正是假设和假想的意思(也许这两个领域的专家仍会倾向“虚”)。然而,在计算机和通信领域,把virtual译为“虚拟”(或“虚”),都是荒谬。而且由此产生了种种弊端：(1) 使大多数行外的普通人感觉神秘莫测,不知“虚拟”说的是什么。可是virtual在英语中却是一个极普通的,人人都懂的词——实际上的,或很像真的。(2) 即便是行内,或是接触计算机已较久的人,也极少(只有极个别例外)能把“虚拟”的意思说清楚的。人各说法都不同,越说令人越糊涂。(3) 许多人因为不明“虚拟”的意义,勉强各自理解,理解都不相同,于是发生许多错用,滥用的事。(4) “虚拟”是动词,而virtual是形容词。有人曾这么写：“什么是虚拟网？为什么要虚拟？虚拟是在网络协议的第二层还是第三层上实现？”——如要把这话译成英语,其中第一个虚拟当然译为virtual,后两个虚拟该怎么译？(5) 由于汉语没有词尾变化,用动词修饰名词就会产生二义性。例如“虚拟专家”,不知这是被“虚拟”出来的屏幕上那非常像真的专家,还是“虚拟”了屏幕上专家的那个从事“虚拟”的专家(此处“虚拟”的含义已变为模拟)？     

浅议医学术语中的音译、形象翻译和类化翻译

摘要 主要探讨了医学英语术语中音译、形象翻译和类化翻译的存在形式,研究其规律,以便更好地表达医学英语的科学内涵。列举了若干典型的例子,并作了简要的译释。医学英语是一门特殊的、体系庞大的专业科技语言学科。而医学英语术语中的翻译,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需要应用音译、形象翻译、类化翻译等方法来翻译单词、词组、短语和句式。兹就笔者在长期的医学翻译过程中如何进行医学英语术语的音译、形象翻译和类化翻译,略陈管见。一 音译音译在医学英语中占有很大比例,许多以人名、地名命名的疾病、症状、体征、微生物、药品的商品名以及检验方法和诊治方法等,几乎都用音译的方法处理。在英译汉的过程中,通常只要查阅医学英汉词典或有关医学书刊基本上能够解决音译的问题。但如果遇到国外最新研制上市的药物商品名^[1],应该如何音译呢？笔者的体会是,根据该药物的作用性质结合其英文拼读,再准确选用合适的汉字来音译,然后在中文译名后面用括号附上英文原名。在进行汉译英时,由于使用汉字的准确性差异,单凭汉英医学词典不能及时和完全解决问题。这时,查找相关的专业书籍和杂志有助于解决问题。其中,最棘手的难题就是在翻译中医药学论文时,遇到某些含义深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如阴阳、气功、推拿、针灸经穴名和中药方剂名等。这些名称,不仅要音译,而且还要在音译名称后用括号附上一定的意译,否则,外国读者会不知所云。例如：“阴阳”的音译为“yin yang”或“yinyang”(two aspects of contradiction)。又如：中药方剂“桂枝汤”的音译名为“guizhi tang”或“guizhi decoction”(cassia－twig Decoction)。二 形象翻译形象翻译在医学英语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非常有利于译者、读者翻译和阅读,它能引发译者和读者以取类比象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词意。“AIDS”最初的中文译名是“爱滋病”。由于此病最初被认为是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染和传播,故取其“由爱滋生的疾病”之义而形象地译为“爱滋病”。此译达到了音译和意译两全的效果。后来发现也可通过血液及其他途径传播,为不误导大众,因此把“爱滋病”改译成了“艾滋病”。此外,还有中医学理论中描述危重病人愈后面部皮肤色泽时的形象比喻：白如豕膏(as white as the fat of swine)、黄如蟹腹(as yellow as the abdomen of crab)、青如鹅羽(as black as the feather of goose)等。三 类化翻译类化翻译在医学英语中占有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医学专业词都是用类化翻译法来处理的。类化翻译法包含着英语构词法中的转化法(conversion)和派生法(derivation),而以派生法最为多见,派生法是英语中创造新词的灵魂。例1.原文：The aged and weak patient who suffered from essential hypertension,coronary heart disease,diabetes mellitus and cataract is patient of the sufferings of so many diseases.译文：这位年老体弱身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白内障的病人,忍受着如此多的病痛。解析：转化法。第一个patient是“病人”“患者”的意思,第二个patient的意思是“忍受的”“忍耐的”;第一个suffer是“患病”“遭遇”的意思,第二个suffer的意思是“痛苦”。例2.原文：In these studies,72(24 in each experiment)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weighing 2.0 to 2.25kg,wer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for animal experimentation esta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Vision and Ophthalmology.^[3]译文：在这些研究中,根据视力和眼科研究学会(ARVO)制定的动物实验方法指导原则,使用了72只(每次实验用24只)体重为2.0～2.25kg的新西兰白兔。解析：派生法。本例句中的experiment是“实验”的意思,而在其后面加上“action”就应译成“实验方法”。“experimentation”这个词在医学科技文献中出现得很少,故特意用它来举例。当然,experiment还可派生出其他含有“实验”意义的词来,但都是很常用的词,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例3.原文：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likely provides improvement for only a subset of patients with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and coronary disease.^[4]译文：冠状动脉的血管再生可能为仅仅是左心室功能障碍和冠心病的亚群病人提供改善条件。解析：派生法。“revascularization”这个词是近年来产生的新词,由vascularization派生而来。revascularization还有一个近义词neovascularization(血管新生)^[5],也是由vascularization派生出来的。近年来由于中医药学对外交流发展的需要,掀起了中医药术语英译的热潮,已经有一些汉语拼音英语化的中医药基础理论术语英译词见诸有关医学刊物,如“气功(学)”(qigongology)、“推拿(学)”(tuinaology)、“阴阳(学)”(yinyangology)和“本草(学)”(herbologv)^[6－8]等。类化翻译中还有一种“词意对应”翻译情况,它是指在一个句子或一个自然段文句中出现一对词义完全相反但又相互紧密关联,不可替换任何一方的词或固定词组。例4.原文：Management of the child with spinal cord injury(SCI)requires a team approach aimed at minimizing disability and maximizing function.^[9]译文：对这孩子脊髓损伤的处理,需要一组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小残废而又能最大限度地增大身体功能的治疗步骤。解析：派生法。本例句中的minimize与maximize就是一对词义恰好相反而又搭配工整的英语单词。这两个单词一旦在句中被同时使用,就不可用其他词替代。其中文术语的意思分别是“(使)最小化”和“(使)最大化”。     

关于几个晶体学术语

1.rhombohedral既是一个几何学术语(中文译名是“菱形”),又是一个晶体学术语,其内涵有三：一是32种晶类之一;二是146种宏观晶体的晶面单形之一;三是14种布拉维点阵型式之一(a=b=c,α=β=γ≠90°)。在《英汉化学化工词典》中,这一晶体学术语的中文译名为“菱面体”。笔者建议,对于前两种涵义,仍可保持“菱面体”为译名,但对于最后一种涵义,则改译为“菱方”。这一建议的理由是：在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组织编写的晶体学权威著作《International Tables for Crystallography》(1983)中明确建议,如下图所示的描述晶体的点阵单位系统定名为Bravais systems(布拉维系),因此,若将同为布拉维系之一的rhombohedral译为“菱方”,也为双音节词,可与其他6个双音节词——立方、四方、正交、单斜、三斜和六方6个术语双音节词保持音节数的一致性,rhombohedral system则可译为“菱方系”,与布拉维系中的其他6系的中文名称——立方系、四方系、六方系、正交系、单斜系、三斜系——均为三音节词保持音节数一致,符合科学术语系统性的原则。图1 七种布拉维系属于三方晶系的单形rhombohedral保持“菱面体”的译名是必要的,因为在146种单形中有4种属于正交晶系的4种单形的中译名为菱方锥、菱方双锥、菱方四面体和菱方柱,已经使用了“菱方”的词素,将属于三方晶系的单形rhombohedral译为菱面体可避免混淆。笔者提醒这一点,也为说明,笔者建议的“菱方”不属于表述单形的用词,仅用于表述布拉维系之一的菱方系及其点阵单位(或晶胞)之一的菱方单位(或菱方晶胞),属于另一晶体学问题,不会发生冲突或矛盾。菱方系和菱方单位或菱方晶胞可简称为菱方,而上述4种以菱方组词的单形则无论如何不可能被简称为菱方的。2.在《英汉化学化工词典》中有rhombohedral system一词,对应的中文名称被译为“菱面体晶系”,如上所述,国际晶体学界已经将rhombohedral system确定为7种布拉维系的一系,布拉维系不是晶系,因此,笔者建议将rhombohedral system的中文名称改为菱方系。3.trigonal是一种晶系(crystal system),中文名称是三方。有的教科书将上图中的菱方单位(或具有这种单位的具体晶体的晶胞——菱方晶胞)称为三方单位,这是不妥的,有一些外文书也将这种点阵单位称为trigonal cell或unit cell,这是与上述晶体学国际表的定义矛盾的,我们不应跟着学。附带可指出,属于三方晶系的晶体,有的是菱方晶胞,有的是六方晶胞,前者的例子是方解石,后者的例子是低温石英。有一些教科书,以为三方晶系的晶体必定具有菱方晶胞,因此误认为把菱方晶胞叫做三方晶胞没有什么不可以,可以把三方和菱方两者合而为一,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此这种做法只是主观愿望,不符合实际。在许多教科书里,谈到硫的晶体时仍十分普遍地使用“斜方硫”一词,而我国晶体学中普遍用“正交”一词代替了原来的“斜方”一词,因此,笔者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斜方这一术语,无机化学、普通化学、晶体化学或结构化学等教科书再谈到“斜方硫”时应正名为“正交硫”。4.晶胞和点阵单位一直被混用。笔者建议将它们分开：点阵单位用于表示以点阵点表示的单位,而晶胞则用来表示用原子表示的单位。换言之,点阵单位是抽象的,而晶胞是具体的。例如图2的4种具体晶体分别是钙钛矿、黄铁矿、赤铜矿和干冰的立方晶胞,而当它们被抽象,具有相同的点阵单位,即素立方点阵单位。图2 晶胞是具体的,点阵单位是抽象的5.在普通化学、无机化学、结构化学等教科书里经常见到“晶格结点”一词。经查证,该词是20世纪50年代翻译苏联的教科书的产物,而按俄文原文,该中文译名的对应词正相当于英文的“lattice points”,该术语的中文译名早已明确,是“阵点”或“点阵点”,但遗憾的是,这些苏联教科书里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不符合晶体学定义的,并不是晶体学中的点阵点或阵点的内涵,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从晶体学的角度,根本不可能存在被错误理解的“晶格结点”概念,因此,笔者建议,不再在教科书里沿用“晶格结点”一词。如果讨论晶体微观空间里的原子或分子,应直呼为原子或分子,根本没有必要使用“晶格结点”一词。6.晶格是经常被使用的一个术语。在英文里,晶格和点阵是同一个词——lattice。一词二译,这是可以的,因为晶格和点阵强调不同,晶格强调的是晶体微观空间被划分的网络(格子),而点阵强调的是晶体微观结构的结构基元抽象的阵点在微观空间中的排列。晶格是(全部或部分)点阵点连接成的网络(格子),当结构基元抽象为点阵点后,不需要把它们连接起来,就已隐含着它们在空间呈现的对称性。点阵的对称性是惟一的,而把点阵点用直线连接起来,可呈现的网络却具有一定的任意性,其中只可能有一种网络,其点群对称性与点阵的点群对称性一致。因此,笔者认为,用晶格和点阵分别表述它们是恰当的,这体现了汉语的特点。附带可以提到,如果不是用直线连接点阵点而是连接具有整数平移特征的具体的原子,可以呈现一种套叠着的网络结构,这样的网络结构,不能称为晶格,在晶体学里已经有一个现成的术语,叫sublattice,已译为“亚晶格”。当晶胞中原子总数不大时,用“亚晶格”来表述处于不同格位(点位)的原子之间的几何关系的晶胞作图,有时确有明显的实际意义(特别是研究物理性质,在化学上则一般意义不大)。但当晶胞中的原子很多时,用图形来给出亚晶格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进行数学计算则不然)。总之,“晶格”与“点阵”对应,也与具体晶体未被抽象的微观空间的原子周期排列的图像对应(后者未见用术语来表述),“晶格单位”则同时与点阵单位(lattice unit)和晶胞(crystal cell)两个术语对应。为此,可以考虑不再使用“晶格单位”一词,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改称点阵单位或晶胞。7.在晶体学中,体心、面心和底心是相对于素(primitive)点阵的三种复(centred)点阵,它们的特征是点阵本身存在点阵点之间的体心平移(+1/2,1/2,1/2)、面心平移(+1/2,1/2,0;0,1/2,1/2和1/2,0,1/2)、底心平移(+1/2,1/2,0或0,1/2,1/2或1/2,0,1/2)。点阵的这种特征,说到底是晶体微观空间中的原子排列出现这种带心平移的特征。后者体现在晶体的空间群符号上。理想情况下(如果不考虑晶体的任何类型的点、面、体缺陷),一种具体的晶体,只有一个惟一的对称性,因此只有一个空间群符号。空间群符号的首字母共有P、I、F、A(B、C)和R几种,分别表明它是素、体心、面心、底心和菱方的。菱方的点阵之所以也被单独表示出来,是因为它相当于三带心的六方点阵(但后者没有用术语来表述)。一种晶体的空间群符号的惟一性表明了它的晶胞或点阵单位是否带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与空间群对称性一致的点阵单位或晶胞被称为正当的(proper),除非你不想取用这种与空间群对称性一致的正当点阵单位或正当晶胞,而取用非正当(improper)单位或晶胞,尽管有时为了说明几种相关晶体结构的相互关系时,用非正当晶胞来表示是必要的,方便的。近年来,在大、中学教学资料中经常见到有把氯化铯晶体说成体心的,把干冰晶体说成面心的,诸如此类的错误。甚至在一些属于高年级大学生使用的教材中也出现这类错误,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几年前,一位正在做固体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告诉我,他的导师也这样叫的。问题之严重可见一斑。这说明,对术语的正确内涵的把握和普及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否则会闹笑话,更严重的是误者毫无察觉。8.在上述晶体学国际表中,已经把历史上形成的三种“晶系”分别定名如下：把晶体划分为立方、四方、正交、单斜、三斜和六方六系的“晶系”被定义为“crystal family”;建议在今后的中文书籍或文献中讨论这种体系时,不再用“晶系”一词,而改为“晶族”。晶体按点阵型分为立方、四方、正交、单斜、三斜和菱方(rhombohedral)的“晶系”被定义为“Bravais system”,建议在中文书籍或文献中将这种系统改为“布拉维系”,也不再称为“晶系”;而只将“晶系”一词用于按宏观的或微观的轴系对称性将晶体分为立方、四方、正交、单斜、六方和三方(trigonal)的系统(crystal system)。9.在我国教科书里将lattice type一词译为“点阵型式”,其中“型式”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汉语权威词典里都查不到,是否值得成立,是可以商榷的。笔者认为,这里的“型”是式样或类型的意思,“式”也同样是式样或类型的意思,既然汉语词典里没有“型式”这个词,说明这个词是生造的,造得没有什么价值,是否可使用“形式”、“类型”、“型”、“式”等熟词代之？笔者建议用“型”代之,将lattice type译为点阵型。10.英文为“site”的术语在描述分子或晶体中原子的位置时有两种内涵：一是具一定对称性的分子中各种原子具一定对称性的位置,建议使用“点位”一词;另一是具有一定对称性的晶体中原子具有一定对称性的位置,建议使用“格位”。“点位”和“格位”两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不是笔者的创造。笔者认为,将site一词二译,是有好处的,可以更好地明确上述点位与格位的区别与联系。附带可指出,与分子中原子的点位相联系的两种对称性site group(G_S)和permutation group(G’)(关系式G=G_S×G’,G为分子点群)建议译为点位群和变换群;在晶体中的site symmetry则译为格位对称性。此外,晶体学中与格位联系的描述原子位置的position一词应译为位置,它与格位一词是有差别的,后者经常用以表述一套原子(具有多重性的特征),不一定是一个原子的位置。     

“本”、“体”、“本体”词源考

英语中“ontology”一词来自拉丁语后裔的法语。法语中的“Ontologie”一词演变自拉丁语的“Ontologia”,而这个拉丁语形式又源自希腊语。对该词的出处,各家说法不一。据C.T.Onions(奥尼恩斯)^[1]考证,该词的拉丁文形式为瑞士阿明尼乌派的神学家Jean le Clerc (拉丁文名：Johannes Clericus,1657～1736)所创。词源的复杂性还由于印欧诸语属屈折语,绝大多数词类富有变体形式。于是,拆分这个词并从词源学的角度阐释不同部分的含义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理解途径。Ontologia由onto+ logia构成。ont-是ón的词干,也是einai的现在分词的中性形式。于是,Ontologia 定义为“the study of being”^[2]。有的学者将“-logy”结尾的词当作“-学(科)”来看待,这当然无可厚非,它确实有这层含义,如biology(生物学),sociology(社会学)等。但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logos”。“-logy”代表法语词缀“-logie”、中世纪拉丁文的“-logia”、希腊语中的“-logia”;因此,“-logy”的含义不仅以lógos(discourse话语或逻辑推理,speech言语)为基础,同时又包含log-(作为希腊语词根leg-,或希腊语词légein表示gather,choose,say,speak等意义)的意思。因此,-logia在词源学上有两层意义：(1)以如此方式“说”(saying,speaking),如brachylogy(用语简明),eulogy(颂词),tautology(同语反复、赘述);(2)从事某学科研究的人(由-logos 标明,如以-logist,-loger结尾的词);或指某一学科或研究。作为学科名称,这类词的第一个成分是“具体名词”,而后加字母“o”,再以-logy结尾。例外的有：petrology(岩理学)和mineralogy(矿物学)。当代以-logy构成的词总是意味着与-logic (法语是：-logique;拉丁文为：-logicus;希腊文则是：-logikós) 或与-logist相关。与表音的印欧诸语不同,汉字的构(字)词手段有：象形、表意、指事、会意以及表音。“本”就是指事字。指事是通过用象征性的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加上符号来表示某个词。《说文解字》：“本,木下曰本,从木,从下”。段注：“本末皆于形得义,其形一从木上,一从木下,而意即在是”^[3]。“本”字在甲骨文中形状为上部是树(木),下部三个圆圈指“树的根部所在”^[4]。(后来点变成一个短横,指出这儿是木的根,合起来指“树的根部”,与“末”相对。“末”是木上面一短横,指出这儿是木的末梢。于是,“本”表示事物的根源或基础^[5]。《书·五子之歌》言：“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论语·学而》中更有“君子務本”之说。由上述基本义引申出不同的意义和生成不同的词,如“本币”、“本家”、“根本”、“基本”。由本义还引申指“原来的”,如“本地”、“本行”。同时,也可指“自己方面的”,如“本人”、“本身”。与哲学中的“本体论”靠得较近的是《管子》的作者在《水地》中写道：“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本”还用来指“身体、体质”。陶潜《答庞参军》诗序：“本既不豊,復老病繼之”。“本”字的这层意思又与下述的“体”字的本义相通。“体”则是形声、会意字。形声字是半表意,半表音的。会意是用两个或几个字组成一个字,把这几个字的意义合成一个意义。“体”字从骨豊(lǐ)声,指人的身躯(體),身躯靠骨骼支撑,故体从骨;又因“豊”为“盛丰厚祭品以祭神灵的礼器”,有“丰厚”义,人的身躯除骨骼外有丰厚的肌肉等,故体从豊声并会意。“体”本义指“人或动物的身躯”^[6]。《礼记·大学》：“心廣體胖”。同时也可用来指“肢体”,如《诗·鄘风·相鼠》中有“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身体”、“掩体”、“体重”等词也是从本义引申而来。同理,“体”也可指盛在“豊”中的“牛羊猪的躯体或其切块”,如《仪礼·公食大夫礼》：“載體進奏”。郑玄注：“體,謂牲與腊也”。“体”字往往是通过假借、引申从而拥有不同的意思。通过假借,“体”代表“形体、物体”。如《易·繫辭下》：“隂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孔颖达疏：“若隂陽不合,則剛柔之體無從而生。以隂陽相合,乃生萬物,或剛或柔,各有其體”。由本义假借指“事物的本身或全部”的词还有：“体系”、“主体”、“实体”等。“体”又假借指“形式、规格”,如“体裁”、“体例”、“正体”。“本体”一词可指“事物的原样或自身”。《后汉书·应劭传》：“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删叙潤色,以全本體”。又有《北史·魏彭城王勰传》：“帝曰：‘雖琱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本体”一词还用来表示“原来的体制、格局”。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四》：“余按周處此志……更為失誌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还可指“主体”,意思是“根本的”。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佛教称诸法的根本自体或与应身相对的法身为“本体”。《大日经》卷七：“一身與二身,乃至無量身,同入本體”。 与“本体”一词在词源和语义上关系密切的词尚有：体用和本根。“體用”一词则指本体和作用。中国古代哲学以“体用”指事物的本体、本质和现象。《周易参同契》卷下：“春夏據内體……秋冬當外用”,也就是以“体”指世界本源,“用”指“体”的表现和产物。近代改良主义者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中学为思想根本,以西学作为实际应用。严复在《原强》中说：“且一群一國之成之立,其間體用功能,實無異于生物之一體,大小雖殊,而官治相准”。这明显反映出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也是与西方本体论较为接近的。“本根”原义指草木的根茎,因此也用来比喻“事物的基础”。《左传·文七年》中就有“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之说^[7]。与该含义相近的还有“本原(源)”、“本始”等。这又与“本”字的含义“原始、本原”相通,如《禮·樂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当代学者称为“本根论”的来源之一正是《庄子》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不难看出,古人常把天地万物的“本根”诉诸于某种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上述阐释说明了“本”、“体”、“本体”三者之间在词源以及语义上的关系。至于将“ontology”翻译成“本体论”是否得当和贴切还得从我们自身的观察视角来判断。当海德格尔声称：“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logos既有逻辑推理也有言语表达的含义。同样,也有人把“本体论”等同于最初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也就不为怪了。形而上学不就是深究“physics”背后的真谛吗？《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为何者？就是古人追寻的“本”或“始源”？“器”(“体”)在道中？《楚辞·天问》：“阳阴三合,何本何化”？海德格尔也在问：如果人类意识具有所“是”的本质,“是”必须具有什么特征？“本”与“体”在语义上的互动,而不是绝对的二分,这或许是词源学上考察“本”、“体”、“本体”所能揭示的重要启示之一。而追“本”寻“根”永远是探索世界,人类社会和自我的最主要途径之一。Paul Ricoeur(里克尔)说过：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是一种政治病态。     

Virtual的意义主要是实，不是虚

提要只是在中国才把 virtual 认作虚,而在英语国家都认作“实际上的”(不论一般场合或科技领域)。虽在科技名词中不适用“实际上的”,但正确的译法还很多。“虚”只勉强可作非真解;而 virtual 是指,在无限多的非真事物中,那少数可视为真的。在较多情况下,real / virtual 并非反义词,而是近义词。“虚拟”搀和了传统的“虚”和日本的“假想”。虽然假想和虚都适用于虚功原理等个别领域,而在计算机、通信等多数科技领域,virtual 都无假想含义。因此,常见“虚拟”很难理解或解说。误解,误用,滥用的事比比皆是。一、Virtual的一般含义以下摘自英语国家出版的词典：(方括号[]内为笔者所作汉译)(1)《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1983).书中对virtual释义第一条为：Being such in essence or effect,though not formally recognized or admitted[在实质或效果上就是这样,虽然没有正式这么认识或承认]。原例1：a virtual dictator[实际上的独裁者。意即虽没有被正式认定为独裁者,但就其作为而言,实可称之独裁者。(在涉及历史的英语著作中,常见virtual dictator这样的用语)];原例2：a virtual promise[实际上的允诺——虽没有作正式允诺,但实际上等于允诺了]。(2)《Longman Active Study Dictionary》(1983).释义：almost what is stated[几乎就如所述],in fact though not in name[事实上是,虽然名份上不是]。原例：The king was so muc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wife that she was the virtual ruler of the country.[国王受其妻影响如此之深,以致她成了这国家的实际上的统治者]。(3)《BBC English Dictionary》(1992).释义1：Virtual means that something is so nearly true that for most purpose it can be regarded as true[Virtual是说某事物那么近似真的,以致在多数情况下可视为真的];例：...the twenty-four hour general strike which brought the province to a virtual standstill[使该省陷于实际上停顿的24小时总罢工]。释义2：Virtual also means that something has all the effects and consequenses of a particular thing,bu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that thing[Virtual还有这样意思： 某事物具有所述事物的所有作用和后果,但还没有被正式认作该事物];例：The peasants remain in a state of virtual slavery[农民仍处于实际上的奴隶状态];a virtual revolution in organization[机构内部一次实际上的革命]。(4)《Penguin English Student's Dictionary》(1991).释义：almost what is described by the noun that follows[几乎就如后随名词所说的那样]。原例：We had met once but we were virtual strangers to each other.[我们曾见过一次,但是实际上彼此还陌生。——这是适应汉语习惯的译法;如必须把virtual译为形容词,则为：彼此对于对方还都是实际上的陌生人]。(5)《Reader's Digest Universal Dictionary》(1987).释义：Being as specified in essence or effect though not in actual fact,form,or name[在实质上或效果上正如所述,虽然在事实上,形式上,或名义上并不是]。例：He resigned from his job,but it was a virtual dismissal[他辞职了,但那实际上是开除。——如把virtual译为形容词,则为“那是一次实际上的开除”。]以上只以五本词典为例。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英语词典,但所有词典对virtual的解释只不过措辞上有所不同(说明各词典都有自己版权,不互相抄袭),而在意思上却非常相似和一致。除释义词典外,还有许多同义词词典。如在《Longman Synonym Dictionary》(1986)中,与virtual意义相近的有：practical[可行的,实用的];essential[实质的,关键的];substantial[实质的,充实的];effective[有效的];in effect[效果上的];functioning as [功能像……的];operating as[运作如……的];tantamount to[相当于……的];equivalent to[与……相等的];equal to[等于……的];等等。所有这些同义词也都在说明 virtual 的含义是“实”,不是“虚”。Virtual有个派生词,即virtually。按英语惯例,形容词后加-ly一般只改变词性,意义不变。Virtual也如此。(上面最后两本词典的例句还说明,有时要把virtual译成副词才更合汉语习惯)。然而,在目前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的译文中,虽然对virtually都译为“实际上”,但对virtual却多数译成了“虚拟”或“虚”。这样译,究竟对不对？二、Virtual 在科技中的含义和正确译法在以上例句的汉译中,“实际上”的意思都很易理解,所说的事也是都能体会的。但如把它改为“虚拟”,则可看到：武则天是“虚拟统治者”;某省陷于“虚拟停顿”等等。这样的话岂不荒唐？Virtual在英语中是否多义词？是否在某些场合应译“实际上(的)”或“实质上(的)”,而在另一些场合应译“虚拟”或“虚”？严格地说,virtual并不是单义词。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也有古义。加上现代使用很频繁,还可能会有新义产生。但如只说较常用的含义,那就只有一个,即上述“实际 (或实质)上”的意思。这也是前述第2,4,5词典都只有一条释义的原因。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在目前最常使用virtual这词的计算机及通信等科技领域里,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大概在所有的英语词典中,要数《The Oxford Dictionary》最具权威性了。在它的1989年版(共20卷)中,对virtual这词的释义共分四个组,共13条。前三组为罕用或已废弃,只有第四组是现代人所用的,其中第一条a是一般情况下的意义,摘录如下：4.a.That is so in essence or effect,although not formally or actually;admitting of being called by the name so far as the effect or result is concerned.[在实质上或效果上就是这样,虽然不是正式或真实的,但就效果或结果而言,却可以用这样的名称来叫它]。这意思和其他词典对virtual的解释完全一致。后面的c条至h条,则是分别对光学、力学、核物理学、粒子物理学、计算机和其他领域里所用的virtual作了解释。现在把其中g条(计算机领域) 的解释照录如下：g.Computers.Not physically existing as such but made by software to appear to do so from the point view of the program or the user;specially applied to memory that appears to be internal although most of it is external,transfer between the two being made automatically as required.[并不是在物质上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东西),但用软件做到了,使它由程序或用户看来,表现正是这样。特别用于那种虽然大部是外存,但表现像是内存的存贮器,在需要时二者之间会自动进行传递。]由此可见,正是在计算机领域,virtual这词的含义与在一般情况下并无实质区别。就virtual memory而言,它虽不是真的内存,但在实际上的表现与效用如同内存,因此称为virtual(实际上的)内存。在通信领域里常见的virtual circuit和virtual connection,则在多数有关通信的课本中都有几乎一致的说明。以下摘自ISO TC97工作文件：In packet switching,those facilities provided by a network that give the appearance to the user of an actual connection.[在包切换^①中,网络提供的一项方便措施,给用户的印象就像是作了真实的连接。]此处“give the appearance...”的说法,与其他词典的“虽不是真的,但很像真”的说法没有实质区别。在包切换的网络中,本来不存在固定的电路和连接。但是通信双方在进行了所谓的连接之后,在他们之间就好像建立了一条固定的电路和连接。这种虽不是真的,但在实际上可当真的一样看待和使用的电路,就称为virtual(实际上的)电路,亦称virtual(实际上的)连接。“实际上的”很通俗,但用于科技名词,可能难以被接受。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参考virtual的同义词来翻译。例如前面已提到许多 virtual的同义词。使用那些同义词,virtual memory就等同于memory in effect[效果上的内存],或(something)functioning as memory[功能与内存相同的],或operating as memory[运作如内存的],或equivalent to memory[与内存等效的]等等。因此,也可考虑把“virtual...”译成“效用××”,“等效××”或“实效××”^②。根据前述各词典的解释,可看到virtual有两层意思：(1)不是真的,(2)但因表现或效果有如真的而可视为真的。前一层是从属的 (衬托),后一层才是主要的 (结论)。以前译作“虚”,是只译从属的意思(不是真的),却丢掉了主要的意义(表现如同真的)。现在应先译出主要意义,即应首先考虑译为：“表现如真的”,“可视为真的”,或“很像是真的”;或更短些,即“如真”,“似真”^③。令人意外的是,这样译就无须再补充“不是真的”意思了。原因是,像“似真”,“如真”这些词的意思里,已经隐含了不是真的意思(因为我们如果已知某物是真的,就不会再说它很像真的了)。^④因此,上述virtual memory,virtual circuit和virtual connection就可译为“如真内存”,“似真电路”和“似真连接”。也可进一步缩短为“如内存”,“如电路”或“似连接”^⑤⑥。以下的英语片断很能说明,把virtual译成“如真”或“似真”确实很切合原意：...an Architectural Simulator,which enables developers to create and test software in a virtual Power PC environment prior to the availability of hardware platforms.Programs that run on these simulators will behave as if they were run on a real Power PC microprocesor.[……一种架构模拟器,它使开发人员在硬件平台还不能提供之前就能在一个如真的Power PC环境中创制和测试软件。在这些模拟器上运行的程序,其表现就像是在真的Power PC微处理器上一样。]这段文字原是Motorola公司为推广Power PC芯片而散发的资料。Power PC在当时是一新型CPU,因指令与其他CPU不同而无现成软件可运行。要开发它的软件,又因Power PC刚刚推出,还没有装配完整的Power PC机。所以推出了上述模拟器(一种软件)。把它装到一般PC机或Unix平台上,就可像是在真的Power PC机上似地进行Power PC的软件开发。因为所述环境在物质上并不是真的Power PC环境,但使用起来却和真的Power PC环境一样,所以译为“如真的Power PC环境”,非但切合原意,而且对读者来说,一看就明白了译文的意思。反之,如译成“虚拟的Power PC环境”,读者就不知道怎么虚拟,由谁虚拟,或虚拟成什么样。越虚拟越糊涂。近年来,随着Java语言而来的Java virtual machine一语,已很常见。常见译成“Java虚拟机”。究竟什么是“虚拟机”？ 往往难予说明。但Java virtual machine不过是一个能够执行Java指令,即像真的Java机似地运行的机器,所以应可译为Java如真机 (或似真机)。同样,virtual reality不过是一种人工创造的环境,置身其内,就像真的处于那种环境似的。因此应可译为“如现实”,或“似真现实”。最近湖南大学与邮电部门合作,创办了国内第一所“网上高校”^①其实,这就是国外早已称为virtual university的那种大学。创办该校的同仁们想必早已知道国外通行的这个名称。但按目前流行的译法——“虚拟大学”,必定会招致许多误解：“虚拟”的大学,能让人学到知识吗？ 他们不会不考虑“虚拟”两字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当然,如译“如真大学”,就不会出现类似问题。但译“网上大学”也很不错。其实,近年来网上出现的许多新事物,如virtual mall,virtual office,virtual corporation,virtual hospital,virtual community,virtual space等等,与其把它们译为“虚拟××”,实在不如译为“网上××”。把virtual译作“如真”或“似真”,初见也许令人感觉不习惯。但无论如何,这是很准确的译法。三、关于“虚”大概在咸丰(1853)年间,国内曾出版张福僖译 <光论> 一书。其中把现代所称的空气译为“风气”,现代所称的“焦点”则译为“聚光点”,而由于光折射而形成的象(即virtual image)则为“假象”。到了光绪末期(1905-1908),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但科举制度已完全废除,全国兴办了许多中小学。所用课本大多翻译国外的,包括日本的。因为在日本的课本里本来使用汉字,所以许多名词 (特别是物理名词) 就按日本的译法照搬了过来。因此,上述“风气”,“聚光点”和“假象”,就被“空气”,“焦点”和“虚象”所替代了。同时也开始有了“虚焦点”(virtual focus)。从这时开始,我国就把“虚”和“virtual”匹配起来。在过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日本虽在“虚象”和“虚焦点”这两个词组中仍保持着“虚”,但在其他场合的virtual都已改用了不同的译法^②。而在中国,却把当初“虚象”和“虚焦点”的“虚”进一步推广到了几乎所有的virtual。是什么原因导致国人这样做的,目前尚未能深究。但见当前的事实已至于如此：绝大多数的科技与教育工作者,只知virtual就是“虚”(或“虚拟”),而对它的原意主要是“实”这点却完全不知道了。不应该把virtual都译作“虚”。除因它的原义并不是“虚”外,还因“虚”常带贬义。例如：空虚,心虚,虚伪,虚名等,都有贬义。Virtual这词本身原无褒贬,因此在译为汉语时,特别用于科技成就时,不应该带贬义。“虚”在译词中还很费解。如“虚漏”,“虚接地”和“虚电路”,其中“虚”都不知作何解。只得对照那些传统词语,如“虚掩”：看似关着,但等于没关;虚设：看见有,但不起作用;“虚焊”：表面上焊了,实际上没焊住;……;归纳下来,认定“虚”有否定的意思。于是,勉强用这样的否定意思来理解“虚漏”(virtual leak),就是：“看似漏了,但实际没有漏”。对照virtual leak所说的现象(参看19页注③),似乎这样的说法也对。但按virtual原意却应是：“虽然不是真漏,但实际上等于漏了”。前后两种说法似乎差别不大,但前者注重说它并未真漏 (暗示无大碍,还可用),而后者则说它等于漏了 (隐含不能用)。“虚接地”(virtual earth)和“虚电路”(virtual circuit)则极易使人理解为如同“虚焊”那样极不可靠的接地或电路。勉强把它们解说为“不是真的”虽也可以,但仍有上述“虚漏”同样的问题：那是只强调不是真接地,不是真电路,而virtual...的意义重心却是可充当真接地或真电路一样来看待和使用的。许多科技工作者不但认为virtual就是“虚”,而且把“虚”和virtual都解说为“不是真的”。下图说明“真”,“非真”与“virtual”三者间的关系。显然,除了真是某事物,世间所有不是该事物的都属“非真”(即图中“真”以外的无限空间)。在所有非真的事物中,有一些在效用或表现上很像是某事物的,就被称为“virtual”。virtual的东西当然是“非真”的,但“非真”的东西却不一定是virtual的。(人是动物,但动物未必是人。)所以,把virtual译为“虚”,并且仅作“不是真的”解,实在是很不准确的。图中“非真”包括virtual,其区域远大于virtual事实上,目前英语中被译为“虚”的词,并不只是virtual一个。例如“虚数”原为imaginary number,航海业的“虚极”原为fictitious pole。那imaginary和fictitious原是想象或虚构的意思。把那样的意思译为“虚”,却是至今尚未发现有何不妥。 (待续) ---------------------第19页① 不应把switching译为“交换”。“交换”相当于exchange,而switching的意义实为切换(或称转接)。② 我国造船界就把virtual pitch和virtual metacenter分别译为“实效螺距”和“实效稳心”。可见在我国普遍把virtual误译为“虚”或“虚拟”的大形势下,也有坚持正确译出的。③ 在某些情况下,译为“如真”甚至比“实际上的”更确切。例如,真空器件的virtual leak,本来不是真漏了,而是器件内部物质在封口前吸附了气体,在封口后逐渐释放出来,导致真空度降低了。如译“实际上的漏”,就似乎是说真漏了,而表面看不出来;但事实是完全没有漏。改译“如真漏”或“如漏”则正如所述。又如,电子线路中的virtual earth,虽不是真接地,但因负反馈而可保持该点的电位几乎等于地。如译“实际上的地”也比不上“如真接地”或“如接地”那么贴切。④ 换言之,“如真”、“似真”都自带非真的意思。也等于说,这样译已兼顾了virtual的两层含义。⑤ 这是孙强南教授的建议。他指出,过去汉语中有“如夫人”的说法;“似”字也可单用。⑥ 另据 <现代汉语词典>,“准”字有如下含义：“程度上虽不完全够,但可以作为某类事物看待的：(例如)准将,准平原”。这意思与virtual很接近,故也可考虑译为“准内存”,“准电路”和“准连接”等。--------------------第20页① <北京广播电视报>1998.2.17第29版。② 绝大多数译为“假想”或バ－チャル (virtual的音译)。少数译为“见挂けの”,也有个别译为“实际”,“相当”或“真の”的。     

漫话航天器命名

在太空基本上按照天体力学规律运行,具有一定功能并执行一定任务的飞行器,称为航天器。航天器包括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器(载人飞船、空间站和航天飞机)和空间探测器(月球探测器、行星探测器等)三大类。航天器的名字通常由两三个字组成,却往往包含丰富的文化蕴涵,可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某种民族传统和特色。国外航天器的名字有用罗马或希腊神话中的神祗的名字的,例如“阿波罗”(太阳神)、“赫尔墨斯”(使神);也有用历史名人的,如哥伦布、伽利略;但更多的是采用航天器的功能或用途全称的缩写,例如,“泰罗斯”(Tiros)是英文“电视与红外观测卫星”的缩写,“波希冬”(Poseidon)是法文“海洋动力学综合监测与研究观测计划”的缩写,GPS是英文“全球定位系统”的缩写。这些都显示了西方文化的特色。我国航天器的取名,虽然没有统一的规范和要求,但基本上应遵循以下三条原则：第一,要体现航天器的功能或用途,但又不宜太直白;第二,要用规范的名词性词语。名字无论是由二字、三字或更多字组成,均应符合汉语构词规则,最好用汉语约定俗成、喜闻乐见的固有词语;第三,要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特色。我国飞船取名“神舟”,就完全符合上述三条原则。首先,一看就知道这个航天器是飞船,不是卫星,也不是空间探测器;第二,使用了汉语中形容高超、奇妙的字词,表明这是一艘神圣的船、神奇的船,13亿神州的船。此外,若卫星欲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则它的取名要适当考虑与国际接轨或符合国际惯例,以便外国人能理解和接受。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取名为“东方红一号”,具有双重意义：一,体现了该卫星的任务是在太空中向全球播放歌颂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乐曲;二,代表了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了第一颗红色卫星。这个名字意义重大,影响广远,深入人心,永载史册。我国的第二颗人造卫星,是颗科学实验卫星,取名“实践一号”。“实践”二字取自人类从事的三大社会活动中的第三项“科学实践”,恰当而含蓄地表示了该卫星的用途。后来形成了以“实践”命名的我国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在应用卫星中取名比较成功的是“风云”和“北斗”。“风云”二字是常用词。如“叱咤风云”、“风云际会”、“风云突变”等,指时局形势的变幻动荡。风云的本义当指“风和云”,人们一看就会联想到这是观测天上风云的气象卫星。“北斗”指北斗七星,排列成勺子状,容易识别,在北天永远不会落到地平线下,沿北斗二(天璇星)到北斗一(天枢星)的连线,延长至两星间距离的4倍,即可找到北——北极星。北斗乃天空中指示方向的星座,用它命名导航卫星真是恰到好处。“灯塔”是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研制未果的导航卫星的名字。提起“灯塔”,人们心中会响起一首解放初期传唱颂扬共产党的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灯塔”与“北斗”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象征高挂天宇、永远不落的指路明灯。最富有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卫星名字,当推“烽火”和“神通”。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源自《琱玉集·卷十四》)。这说明至少在2700多年前(公元前781～771年),中国人就知道光的传输速度最快,一旦发生敌人入侵的应急情况,就在高台上一站接一站地燃起烽火,用火光传送敌人入侵的信息。用“烽火”给通信卫星命名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神通”卫星,初看,觉得这颗卫星具有“神奇高超的本领”,神通广大,大显神通;再看,恍然大悟,“神通”乃“神奇的通信”之简化,用它命名通信卫星,发挥了汉语一语双关的特点,趣味盎然。我国的返回式遥感卫星是我国各类应用卫星中发射数量最多的卫星,它在国际上的影响仅次于“神舟”飞船。早期一度起名为“解放”。这个名字太政治化,与航天完全不搭界,后来改用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了30多年,但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一直未公开,至今对外仍称它为“第×代返回式遥感卫星”、“FWS遥感卫星”或“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既冗长啰唆,又平淡无奇。我国通信广播卫星叫“东方红”,名实不符,人们很难从“东方红”联想到通信卫星,因而有违命名的第一原则。这大概是时代的烙印,历史的产物。由于“东方红”三个字政治性强,艺术性高,群众性好,就从第一颗卫星继承下来。可是发展到今天,“东方红”却演变成了卫星公用平台的名字,经常使用的是“东三(东方红三号)”平台,“东四(东方红四号)”平台,而通信卫星的名字,只见“鑫诺”,不见“东方红”。卫星平台如果是公用的,就应与型号脱钩,根据平台的技术特点和适用范围命名。上世纪90年代初,在研究我国卫星公用平台系列时,将“东方红三号”卫星使用的、成熟的地球静止轨道三轴稳定卫星平台,用汉语拼音取名为DJS-1(D、J、S分别表示地球、静止轨道、三轴稳定);新一代地球静止轨道三轴稳定卫星平台(即现在的东四平台)命名为DJS-2。这样,卫星平台名字与卫星型号剥离,不仅表明平台的公用性质,而且反映了平台的技术特点,可惜因循守旧的习惯阻碍了它的推广使用。为“实践5号”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开发的小卫星公用平台,取名CAST968,而不叫“实践5号”。名字中的英文缩写词CAST突出了它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开发的公用平台,有利于进入国际市场。该平台后来用于研制“海洋1号”、“环境1号”和其他小型卫星。我国的资源勘测卫星、海洋观测卫星和环境监测卫星,分别取名为“资源”、“海洋”和“环境”。这些名字的优点是一目了然,看名字,识用途。但文化韵味和民族特色少了一点。至于把卫星叫做“探测×号”、“试验×号”则太一般化了,好比给孩子取名只给了姓而没有给名,因为“探测”和“试验”是一大类卫星的统称。我国最近发射了一颗微小卫星,叫“纳星一号”。这个名字大多数中国人看不懂。“纳星”可以是“纳卫星”的简化。查《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纳”有6个义项：收进、接受、享受、放入、缴付和姓。这6个义项无论哪一个与卫星组合在一起构成新词,都不像卫星的名字。业内人士也许知道,“纳”是外来语nano的音译,是计量中使用的一个词头,表示10^-9,或10亿分之一。它是一个无量纲的数,必须与计量单位合用才有物理意义,例如,纳米——10^-9m,纳秒——10^-9s,纳克——10^-9g。星不是计量单位,所以“纳星”即“10^-9星”是没有意义的。命名者可能认为,“纳”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更微小”或“极微小”。不过这个义项连最新版的汉语词典里面都没有。姑且承认它是一种“创新”,按照目前比较公认的定义,微卫星指重量在100kg以下的卫星,纳卫星指10kg以下的卫星(“纳星一号”重25kg,其实不符合本定义)。“纳星”代表着一大类卫星,是个集合名词。如果按照“纳星×号”命名的思路,那么,凡是重量在1000kg以上的卫星和100～1000kg的卫星,无论用途,都可取名为“大(卫)星×号”和“小(卫)星×号”,这岂不是太笼统了。相比之下,过去用的“清华一号”的名字有特色,标志“清华人”在发展卫星事业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悠久绵长,文化博大精深,语言丰富多彩,可供选择作为名字的词语很多。名词的选用在遵循取名三原则的同时,应考虑可持续发展,要为后人着想,作长远打算,顾及未来航天器命名的需要。例如,嫦娥奔月的故事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典籍《淮南子·览冥训》中就记载了,在民间流传的时间则更早,反映了中华民族登月的伟大梦想和深厚情结。嫦娥是一名婀娜多姿的女性,更增添了故事的美妙,虽然她是一位神话人物,但她的出现比世界尝试飞天第一人、中国明代的万虎(万虎可能实有其人,待考证)还早1600多年。“嫦娥”这个名字,光彩夺目,寓意隽永,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把她留给我国未来的载人登月飞船或载人登月工程命名用,定会收到珠联璧合,锦上添花的效果！* 朱毅麟教授为航天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浅谈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筛选、影响及危害的研究是近年来在环境科学领域十分热门的课题。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两篇有关合成雌激素的论文^[1,2]。人工合成化合物的历史相当长,但是当时人们只注重其应用价值,很少考虑到所得到的化合物进入环境后可能对人类及野生动物健康所造成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3]中对DDT危害的阐述引起了公众的注意,90年代《我们被偷走的未来》(Our Stolen Future)一书^[4]更引起了政府组织、工业界和科技界的共同瞩目,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有些学者将之称为“环境激素”,也有学者将之称为“环境荷尔蒙”,日本厚生省则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命名为“导致内分泌障碍化学物质”^[5]。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在生物体内的作用类似于激素,当其进入人体后,会轻而易举地与它们的“受体”相结合,导致机体的生化反应改变,使机体和生殖系统发生异常变化。英国、美国和日本均发现在海洋贝类的雌体中有雄性生殖器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船底防污涂料中的三丁基锡(TBT)化合物。三丁基锡毒性极强,在低于致死剂量的水平时表现出类似激素的作用,可对雌体诱发不可逆的雄性特征。农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也相当严重,人们非常熟悉的鸟类卵壳变薄现象就是其造成的后果之一,滴滴涕(DDT)及有机氯农药使用量降低后,鸟类卵壳变薄现象有所好转。佛罗里达州阿波普卡湖的鳄鱼孵化个体出现生殖腺和血液中性激素水平等方面的发育异常现象,孵化个体死亡率极高。近来也发现,在发育中的龟卵上涂抹某种多氯联苯(PCBs),将温度调节至孵化雄体的温度,但仍发生了由雄体到雌体的转变。现存佛罗里达美洲狮中有许多同时表现出发育和生殖异常,雄狮不但精子数量少,而且异常精子较多,甚至还有不少是隐性精囊。这些事例的产生经证实是由不同地区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污染造成的^[6],这类异常现象不胜枚举。国际社会已经高度重视了这个问题,认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影响将同臭氧层破坏、地球变暖等一样,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目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协同化学品安全国际规划署(IPCS)、国际纯化学与应用化学会(IUPAC)、野生动物基金会(WWF)、欧美各国、日本等相继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相关的研究工作每年在国际性的杂志如《自然》、《科学》,《ES&T》等著名杂志上都有许多研究结果发表^[7—13]。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还没有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甚至在国际组织或杂志上的使用名称也多种多样,如synthetic hormones(合成荷尔蒙)、environmental hormones(环境荷尔蒙)^[14]、內分泌攪亂物質^[15]、environmental estrogens(环境雌激素)、endocrine-modulators(内分泌调节剂)、xeno-estrogens(外源性雌激素)、endocrine-active compounds(内分泌活性物质)^[16]、 exogenous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外因性内分泌干扰物)^[17]、hormone disrupting chemicals(荷尔蒙干扰化学物质)^[18]、 hormone disruptors(荷尔蒙干扰物)^[19]、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20]等。日本是世界上最先重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国家之一,1977年,日本NHK在探讨环境问题时就提出了“环境荷尔蒙”概念。美国国家环保局(EPA)在1995～1996年的报告中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表述为从某种程度上干扰荷尔蒙的物质^[21],这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1996年欧洲议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环境署、世界卫生组织、经合组织和瑞典、英国、德国等官方在英国的韦布里奇(Weybridge)召开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对人类及野生动物健康影响的工作会议,给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下了一个定义：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是由于引起荷尔蒙功能的变化而导致的有机体或其后代的各种非健康效应的外部化学物质,并提出了潜在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概念^[22]。这个定义涵盖太宽,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化学物质。而英国环境署认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是天然的或是合成的,干扰了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并产生了非正常效应的化学物质^[23]。日本环境厅强调是指吸收到生物体内的、干扰其荷尔蒙功能的环境化学物质^[24]。这些定义的阐述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997年,美国国家环保局发表的一份有关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研究报告^[25],其中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表述在实际上对其含义进行了修正：即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是指干扰生殖、成长、行为及体内平衡维持的荷尔蒙的合成、分泌、运输、结合、作用及消除的外源性物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美国国家环保局等共同资助的课题组也认同这个定义^[26]。1998年,联合国协同化学品安全国际规划署及经合组织在华盛顿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定义加以补充,加上了“混合物”的内容^[27]。英国皇家学会2000年出版了《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EDCs)》^[28],他们认为EDCs是干扰人类和动物的内分泌系统的正常功能的物质。这些定义体现了目前此领域的研究概况,各国家的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理解及研究情况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表述有很大差异,但从不同时期及不同的组织或国家机构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描述,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各个国家或组织的研究者在这方面也正逐步走向共识。根据目前的研究概况,我们认为这样表述更简洁准确：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是指环境中存在的能干扰人类或野生动物内分泌系统诸环节并导致异常效应的物质。当前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译名就如其在国际研究中的名称一样,多种多样,很不统一。国内研究者往往依据所研究的侧重点并依据国际上使用的各种名称来命名。环境荷尔蒙、环境雌激素、内分泌紊乱剂、内分泌破坏剂等从其表观意义上看限制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范围,外因性内分泌干扰物质基本上体现了其含义,但不太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相比较而言,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既含有天然存在于环境中的类激素物质,也包括了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译名,也容易被大家所接受。然而,同时寻求一个能被所有同行普遍接受的译名,还需要同行专家们的共同商榷。目前,国际上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研究工作正在蓬勃发展,国外建立了许多关于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网站^[29],我国清华大学也构建了环境荷尔蒙网站^[30],收集了近年来有关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为这项工作的开展和深化提供了参考资料,也为同行专家们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场所。我们国家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研究也比较重视,2000年度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新概念、新构思探索”课题项目中就确立了环境激素效应的研究课题^[3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在2001年的资助项目中重点资助“低剂量典型环境污染物(包括内分泌干扰物)长时期暴露的环境效应和生物效应危险性在研究方法学上的创新研究”^[32]。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开展,各个国家在此领域的专家们将会逐步达成一致的共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将获得一个统一的更加准确的定义和中文译名。     

台风名词探源及其命名原则

摘要 台风是对人类社会和全球气候影响最大的一种热带气旋,在其巨大的破坏性后面隐藏着自然和人类的需求。在古代,人们把台风叫飓风,到了明末清初才叫颱风。关于“颱”字的来历,一种说法是外来语转译产生的,另一种说法是与地名台湾有关。在古代,台风并没有名字,最早给台风起名字的是19世纪初居住在加勒比海岛屿上的居民。二战末期美国成为对台风进行系统命名的第一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所有台风易发地区都使用了命名系统。从2000年开始,台风名称走向国际标准化。在2000年以前,媒体使用编号报道台风消息,如“1999年3号台风在某地登陆……”。2000年以后,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台风都有了名字,如“彩虹”、“龙王”、“悟空”等台风。有人怀念使用台风编号的简洁明了,也有人喜欢使用台风名字的浪漫活泼,但是作为一种每年发生数十次的世界性的重要天气系统的名称,使用编号还是赋予一个名字,是很难完全按照公众的好恶进行取舍的。台风从没有名字到使用编号再到使用名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什么是台风在一般公众的认知中,台风就是带来巨浪、大风、风暴潮、暴雨等,并总是造成灾害。气象学上对台风的定义是：发生在西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较强的热带气旋。热带气旋的强度等级通常使用其中心附近的风力大小来划分。1989年以前,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8级和以上的热带气旋叫台风。1989年世界气象组织规定,按照热带气旋中心附近平均最大风力的大小,把热带气旋划分成热带低压(风力低于8级)、热带风暴(风力8～9级)、强热带风暴(风力10～11级)和台风(风力达到12级或12级以上)4个等级,我国是世界气象组织成员国,及时采用了该划分标准。台风是热带气旋发展和加强的结果,在加强过程中不断聚集能量,包括热力和动力能量。其形成过程中必须具备几个特有的条件。一是要有广阔的高温、高湿大气。一般台风只能形成在60m深度内的水温都要高于26℃的暖洋面上,因此热带洋面是台风的源地;二是要有低层大气向中心辐合、高层大气向外辐散的初始扰动,并且辐散总是大于辐合,使扰动不断加强;三是中心区垂直方向上的风切变要小,以保证水汽凝结所释放的潜热能集中保留在中心区的空气柱中,形成并加强气旋的暖心结构;四是要有足够的地转偏向力作为动力条件。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地转偏向力在赤道附近接近于零,向南北两极逐渐增大,因此台风一般发生在离赤道5个纬度以上。上述几方面条件是形成台风的必要条件。台风经常在南北纬度5°～25°之间的热带洋面上开始形成,在向高纬度洋面移动过程中发展成熟。一个发展成熟的台风结构,在水平方向上分为台风外围、台风本体和台风中心3个部分。台风外围由螺旋云带构成,直径一般在400～600km之间,大的台风有时在800～1000km之间,是风雨影响区域;台风本体是螺旋区,也叫云墙区,由一些高大的对流云组成,其直径一般为200km,大的可以达到400km,是狂风暴雨破坏区;台风中心也叫台风眼,直径一般为10～16km,绝大部分呈圆形,也有椭圆或不规则形状,是“风平浪静”区。在垂直方向上,台风分为流入层、中间层和流出层3个部分。从海面到大约1km高度为流入层,在这层四周的空气沿逆时针(北半球)方向向中心区流入,将大量暖湿空气携带水汽向台风本体内部输送;1～10km为中间层,这层的气流主要是围绕中心作螺旋式上升运动,将流入层输送来的能量和物质向上输送;从10km左右的高度到台风顶为流出层,在这一层里,从流入层获得的暖湿空气经过中间层抬升,水汽凝结释放热量后,开始向外围辐散和沿着台风眼内部下沉,形成台风的垂直环流结构。并不是所有的热带气旋都能够发展为台风,也并不是所有的台风都会影响到陆地。在洋面上发展成为台风的热带气旋,绝大多数都会向高纬度方向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有的因为维持其不断加强的热量和动力机制不再持续,减弱后消亡。只有一部分台风在向高纬度移动过程中获得符合持续加强的物理条件才能登陆,严重影响沿海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登陆后的台风由于离开了暖湿的洋面,原来的维持机制不再存在,加上陆地的摩擦力要比海洋上大得多,因此必定走向消亡。台风登陆过程中会产生风暴潮,甚至引发海啸,登陆后伴随着狂风暴雨,在其巨大的能量消耗过程中,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每次台风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通常人们谈台风色变,畏之如虎。其实,台风在危害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在保护人类,台风给人类带来了充沛的淡水资源和适宜生产生活活动的气候条件。据估算,一次不算太大的台风,登陆时可以带来30亿吨的降水,同时还有大量的水汽保留在大气中继续向内陆输送。台风还将从热带海洋上获得的巨大热量向高纬度地区输送,保持世界各地冷热相对均衡。假如没有台风,会加剧内陆地区的干旱气候状况,全球气候就不会是现在的状况。就目前的灾害性天气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而言,干旱大于暴雨洪涝。二、台风一词的历史沿革台风作为古来有之的一种天气现象,从概念到统一一个名词的叫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王鹏飞先生^[1]认为最早文字记载台风的是在大约1500年前,南朝刘宋时期(公元420～479年)的沈怀远在《南越志》中提到,但那时叫飓风。此后的1000多年里,台风的名称除了叫飓风外,还叫颱风、飓母风、(音按俞)风、风痴、母风^①等。大概到了明末清初,才开始使用颱风这一名称,而飓风的意义就转为寒潮大风或非台风性大风的统称,也就是现在风级表中风速大于12级以上的风。王鹏飞先生的观点通过查《辞源》^[2]就很容易得到印证。《辞源》中对飓风的解释是：“发生在海洋上的强烈暴风。《太平御览<九>·南越志》：熙安间多飓风。飓者,具四方之风也……”所谓四方之风就是指台风经过时风向的连续转变。到了唐代,仍然以“飓风”表示台风。如唐李肇《国史补(下)》：“南海八言,海风四面而至,名曰飓风。”唐韩愈诗：“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在清林谦光的《台湾纪略天时》里：“每在秋令,颱飓时起,土人谓正、二、三、四月起者为飓,五、六、七、八月起者为颱,颱甚于飓,而飓急于颱。”从此颱和飓开始分开使用,并且把台风和飓风发生的时间长短和强弱缓急交代清楚了。《辞源》对颱的进一步解释是：“或以骤发即止者为‘飓’,连数日夜始息者为‘颱’。”《辞海》^[3]记载清王士禛《香祖笔记》“飓常骤发,颱则有渐;飓或瞬发倏止,颱则连日夜或数日而止”,故将颱风以外的大风称为飓风。1956年,颱风简化为台风,飓风的“飓”字也由原来的“風”字旁简化成现在的“风”字旁。飓风除了表示12级以上的风力等级外,还可以是发生在大西洋上强热带气旋的称呼,也就是说美国的飓风和中国的台风是指同一类天气系统,发生的地点不同便产生不同的称谓。台风为什么会由飓风改称为颱风,而颱字又是怎么出现的呢？在《古代汉语词典》^[4]里没有收录“颱”字,而该书的收词范围是“古代以正统书面语言写作的有代表性的古籍,其中又以先秦两汉的古籍为主。”而《辞源》说：“颱,字书所未载,或为系外来词,或谓系粤语‘大’字之音译。”说明“颱”是后造的字。关于“颱”字的出现的时间,最早见于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台湾诸罗知县季麒光著《风颱说》：“夏至后必有北风,必有颱信”^[5]。在清代康熙年间的《台湾府志·风信》也开始使用“颱”字。按照正统书面语言用字一般晚于其产生时间推测,“颱”字应该在明末清初就出现了。关于“颱”字的来历很难确切推究,但归纳起来大概有两类说法：第一类说法是转音说,并且有三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说法如《辞海》所言,台风一词是由广东话“大风”演变而来。广东话“台”与“大”发音很接近,广东人将这种风称“大风”,外人误闻为“台风”,为了便于理解,音从台而加風就造出了“颱”字,而后被广泛接受。第二种说法是由闽南话“风筛”演变而来,闽南话中“筛”音风加台而成颱,至今闽南话中有时还将台风称为“风台”。至于为什么闽南人将这种风称作“风筛”,推测可能是为形容台风来时风雨之急(像过筛子一样的风雨)、声音之大(像敲响筛锣一样的隆鸣声)的缘故选用“筛”字。第三种说法是台湾被荷兰人占领期间,荷兰殖民者经常在这里遭遇这种热带风暴,他们就根据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希西奥德(Hesiod)的史诗《神权史(Theogony)》中的人物泰丰(Typhaon)命名这种热带风暴。在《神权史》中,“泰丰”是冥王在地上生出的一个大怪物,他是海上的风暴之父,吹出的气充满了阴湿之气。后来Typhaon一词演变成Typhoon,而“泰丰”也就转译成台风了。第二类说法是源地说,也就是根据台风的来源地赋予其名称。古人并不一定知道台风形成于西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洋面上。由于台湾位于太平洋和南海大部分台风北上的路径要冲,不论西进、北上还是转向的台风,几乎都要影响到台湾,很多台风是穿过台湾海峡进入大陆的。从大陆方向上看,这种风暴是来自台湾,称其为台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由于汉字的表意性,就从台音加風字形成颱字。这一说法的可取之处在于,把飓风改称为颱风在时间上和台湾的始称时间是吻合的。台湾古有岛夷、夷洲、流求之称,南宋时已属福建管辖,元、明设巡检司于澎湖,明万历年间始称台湾。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建省。这与前所述“颱”字的产生、使用时间是吻合的。三、台风名字的由来和演变台风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古来有之,但给每个台风起个名字只是近两百年的事情。最早给台风起名字的时间是在19世纪初。据记载,一些讲西班牙语的加勒比海岛屿居民根据飓风发生的圣历时间命名飓风,如1825年7月26日的飓风就被命名为圣大安娜。另据报道,在19世纪末,一位澳大利亚预报员用他讨厌的政客的名字为台风命名,借此他和他的同事们就可以公开奚落这位政客——某某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1941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风暴》,书中的主角是一个袭击美国的风暴,在小说里取名叫玛丽亚。由于小说畅销的缘故,用女孩子名给风暴命名的做法在二战期间流行起来。二战末期,可能是因为海、空军需要,美国于1947年首先确定了以英文字母(除Q,U,X,Y,Z)为字头的少女名给大西洋飓风命名。名字分4组共84个,按组序和字母顺序循环使用。这是世界上最早为台风进行的系统命名。以后由于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从1979年起,命名表中就变成一半男性一半女性的名字,命名表也由4组变成了6组。给西北太平洋台风系统命名也始于1947年,由当时设在关岛的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现已经迁移到夏威夷)负责统一命名。后经1979年、1989年和1996年数次更换,但仍以人名为主。2000年以前,我国未采用台风的人名命名系统。从1959年开始,我国采用年代加序号的方法为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热带气旋进行系统编号。该方法要求,凡东经180°以西、赤道以北的西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出现的中心平均风力达到8级或以上的热带气旋,按照它每年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如1960年出现的第一个达到编号标准的热带气旋,其编号就是6001,第二个为6002,依此类推。1962年出现的热带气旋则被顺序编成6201、6202……1989年1月1日起,我国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对热带气旋新划分的等级规定,对编号标准进行了调整。热带气旋从达到热带风暴强度(8～9级)时开始对其编号,其方法仍然是年代加序号的办法。如1990年出现的第一个达到编号标准的热带风暴,其编号就是9001号热带风暴,如果这个热带风暴进一步加强达到强热带风暴(风力10～11级)的标准,就叫9001号强热带风暴,再进一步加强达到台风标准(风力12级或以上),就叫9001号台风。如果热带风暴没能达到台风标准就消亡了,则该风暴只有热带风暴编号而无台风编号,下一个台风将使用下一个热带风暴的编号,则该年度台风编号将出现不连续的跳序现象,这种编号方法一直使用到1999年底。2001年1月1日起,开始使用新的台风命名表。四、现行台风名字的命名规则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气象部门深感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各自的台风命名规则,给国际交流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使用世界通用性的台风名字成为一种强烈的愿望。1997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中国香港召开的联合国亚太经社和世界气象组织(ESCAP/WMO)台风委员会(以下简称台风委员会)第30届会议决定,就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名字的建议展开研究,并指派台风研究协调小组(TRCG)研究执行的细节。因台风委员会各成员的文化、语言、宗教信仰不同,对台风名字的含义、发音等都很敏感,TRCG首先制定了台风的命名原则,主要如下：①每个名字最长不超过9个字母;②容易发音;③在成员国或地区语言中没有不好的意义;④不会给各成员带来任何困难;⑤不是商业机构的名字;⑥所选取的名字要得到全体成员的认可。根据上述原则,由14个成员各提供10个名字构成热带气旋命名表。表中分成5列共140个名字,可循环使用,见表1。我国大陆地区提供的10个名字以传说中的神灵为主,如龙王、海神、风神、电母等,也有花鸟名称,如杜鹃、海燕等。香港地区提供的10个名字以人名、地名为主,澳门地区则以动物、植物名称为主。注：表1是2000年的命名表在使用过程中,经过2000年、2003年和2005年3次变更部分名字后,于2006年1月1日生效的新表。有下划线的名字表示是经过变更后的新名字。1998年12月1日至7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1届会议上,通过了TRCG提出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命名方案,决定新的热带气旋命名方案从2000年1月1日开始执行。热带气旋命名表将用于通过国际媒体以及向国际航空和航海界发布的预报、警报和公报中,也供各成员用当地语言发布热带气旋警报时使用。为避免一名多译造成的不必要的混乱,中国中央气象台和香港天文台、中国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台经过协商,确定了一套统一的中文译名。从2000年1月1日起,中央气象台发布热带气旋警报时,除继续使用热带气旋编号外,还将使用热带气旋名字,而媒体则直接使用台风名字向公众报道。需要注意的是,表1不是台风委员会第31届会议通过的原命名表。原命名表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按照台风的命名原则,如果由于台风名称可能会不符合有些国家和民族的习俗,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争议,或者因某个台风造成了重大灾害,变得十分“知名”,那么只要有一个台风委员会的成员在台风年会上提出并获得通过,该台风名称将永久性从表1中删除,然后在第二年的台风年会上决定使用新的名字替换被删除的名字。自2000年1月1日到2006年1月1日,被变更或替换的热带气旋名称有16个。分别是：(1)2000年在中国澳门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3届会议上决定更改6个热带气旋名字,于2002年1月1日起生效。(2)2003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6届会议上决定替换了4个热带气旋名字,新的热带气旋命名表从2004年1月1日起生效。(3)2004年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7届会议上批准将“云娜”、“苏特”、“鸣蝉”和“凤仙”等4个名字从命名序列中删除。(4)2005年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8届会议上决定更新6个热带气旋名称,包括第37届会议上决定删除的4个名字。新的热带气旋命名表从2006年1月1日起生效。5年里经过3次替换的台风名字见表2。 ① 王鹏飞先生说：“福建人称台风为‘风’,‘’音贝,颠簸的意思。”其实,是飓的异体字,既然是异体字音应同飓。——作者注”     

对科技新词译名现状的思考

如果有人问我,当国际科技编辑感到最难的是什么？我会说最头痛的是科技新名词。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新名词层出不穷,大批外来新词甚至直接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都市流行语。与此同时,外来新词译名混乱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现象对文化传播、学术交流、语言结构带来负面影响。解决外文科技新词的中文翻译已成为日益迫切的新问题,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科技界和新闻界的高度重视。译法中的混乱1997年2月,英国科学家成功克隆出一只名叫多莉的绵羊,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关于“克隆”(clone)这个词的争论也随之产生。许多人对译成克隆持不同看法,如3月14日我社《值班简报》刊出新闻研究所文有仁同志写的《不要把“无性繁殖”译为“克隆”》一文,认为应意译成无性繁殖,不应音译为克隆;参编部(即“参考消息编辑部”)5月9日《参考报道研究》(增刊)刊出《“克隆”是否应有个对应合理的中文词汇》一文,认为参编部翻译人员应积极想出一个能在国内普及生根的译法;《光明日报》4月25日发表题为《给“克隆”改个名好》的短文,呼吁我国科学家和翻译家尽快为clone找出相对应的合理中文词汇,以利于在用汉语思维的人中做文化知识普及。据我们了解,参编部翻译和编辑在用克隆这个词时,是极为慎重的,曾多次征求科学家的意见;这个词事实上已为众所熟知,改起来也很困难了,只能等国家有关部门有新规定再说。同时这只克隆绵羊也已译为两个中文名字,参编部译成“多莉”,因为这只羊是雌性的,而我社国际部叫它“多利”。最近,IBM公司的Deepblue计算机战胜俄罗斯著名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关于这台计算机名字,除了译成“深蓝”外,还有“更蓝”“特蓝”“超蓝”“更深的蓝”等。据专家统计,关于Internet的译法不下15种,有国际互联网、互联网、交互网、英特网、网际网路(台湾和新加坡用此名)等,这一被称为世界第四媒体的全球性网络至今中文译名没有最终统一(编者注：全国名词委已定名为“因特网”)。互联网络译名引起的争议远远超过“克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网络intranet现在也存在三种译法：内部网络、企业网络和企业内部网,《参考消息》一直用内部网络(编者注：全国名词委已定名为“内联网”)。互联网络中最热的world wide web,英文简写为WWW,参编部用的是“环球网”,外面有人译成万维网、全球网、世界网(编者注：全国名词委已定名为“万维网”);一些著名高科技公司的中文译名也存在混乱,被称为“蓝色巨人”的美国IBM公司,新华社在报道中长期使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而该公司在中国注册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并用此名在国内媒体作广告。在一次新产品展示会上,我遇到该公司中国公司公关经理管忠,同他谈及译名问题时,他说公司中文名字是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用的。美国Oracle公司,我们以前译为“奥拉克尔”,后按国内部报道江泽民主席接见其总裁时用的译法改为“奥瑞克”,而该公司自己叫“甲骨文”,据说这个公司名字的英语意思就是甲骨文。译者也叹奈何1997年1月15日,《科技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关于Cyberspace与Virtual Reality的翻译》。该报还专门配发了编后记,讨论这两个新名词的中文译法。cyberspace是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1984年杜撰的一个新词,它指想像之中的一种空间,电子通信就在这一空间发生。随着网络的广泛使用,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根据cyber这个词根造出许多词,如cyberway,cybernation,cyberculture,cybersociety,并在同行中得到广泛认同。我在英文科技报刊和日常报道中多次见到,而且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我部把cyberspace译为“电脑空间”;《计算机世界》报曾译为“赛百”;瀛海威公司办的《信息产业周报》译为“赛博”,把cyberspace译为“电子空间”,把cybercoffee译为“网上咖啡屋”;还有人把cyberspace译为“多维空间”。但是,至今没有找到被广泛认可的合适译法。《科技日报》这篇文章的作者建议将cyberspace译为“电象空间”,把virtual reality译为“虚拟实在”。参编部把virtual reality译为“虚拟现实”,前不久《人民日报》将它叫“灵境技术”。《科技日报》编辑在这篇文章的编后按中呼吁说：“中文应当进入信息时代。cyberspace一类词应当出现通俗易懂的译法,我们欢迎有关专家提出高见”。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加之国内媒体在时效上展开竞争,统一科技新词译名的难度越来越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科技名词有其独特性,很难说谁对谁错。如空间站、太空站、航天站和轨道站,很难严格分出对错或高下。2.媒体竞争日益激烈,都要抢时效,萝卜快了不洗泥,没有时间去推敲。许多媒体没有长期从事科技翻译和编辑的专门人才,造成许多常识性错误。像《计算机世界》报等专业媒体干脆将许多技术名词直接用英文,免去这方面的烦恼。3.科技新词出现速度快,数量大,给译名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信息领域新词量大,由于网络连全球,几乎人人都可以造词,例如：电子邮件E-mail;电子货币ecash(由electro与cash合成);电子杂志ezine(由electro与magazine合成);网民netzen(由net与citizen合成);网业家netrepreneur(由net与entrepreneur合成)。这种造词方式比较容易,造词量也很大,而且流行速度快,流行面广。4.商业对科技名词翻译工作造成一定冲击。现在许多跨国公司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他们根据商业需要为其公司名称和产品取中文名字,而又没有专门机构定期将这些中文译名介绍给媒体,造成多种译名同时使用,而且这些公司取中文名字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译名传统。5.国家没有权威的科技译名或管理机构。由于科技译名专业性强,新闻报道要求时效快,即使有了这种机构,实际运作起来也困难重重。《参考消息》翻译科技新词的一些做法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参考消息》科技报道量和报道面都不断扩大,同时也推出了一批新词,比较成功的有：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络、克隆、黑客等。由于我们有一批长期从事科技翻译和报道的人员,加之《参考消息》发行量大,许多科技名词为读者所接受,通过先入为主和约定俗成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我们在处理科技新名词时,采用“用前慎重,用后坚持”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1.在译编时慎重酌斟原文的意思,参编部有长期从事科技选译编的专家,对新名词有较强的敏感力和较高的翻译技巧,许多新词是集体讨论后定下来的,建议今后这一点明确形成制度。2.平时留心科技类报刊、有关政府部门和权威专家对新词的叫法,广采众长,力求完美。这方面例子很多,如去年我国政府将联合国有关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的沙漠化一词改成荒漠化,我们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变动后,立即将新词通知给有关翻译,我还在部内《参考报道研究》(增刊)上介绍为什么将这个词改叫荒漠化。后来我发现有些媒体仍叫沙漠化,这就算用错了。生命科学领域中迄今为止最浩大的工程——人类基因组工程,以前我们译成人体基因组工程,后来专家在科技报刊用了人类基因组工程,我们马上改过来。纳米技术也是一样,我们1990年时叫它纳诺技术,我从杂志上看到科学家已有确定译法时,马上改过来。一些权威的老专家在用词上非常讲究,听听他们的意见可以提高译名准确性,同时也提高报道的权威性。3.直接与专家和有关机构商谈。Windows刚流行时,直译应叫“多窗口”,我就此词请教了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司长杨天行和当时美国微软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后,译成“视窗”,台湾也译成“视窗”,这个词现在已被广泛接受。4.一旦使用就不轻易更改。在使用互联网络和克隆等许多词时,我们遇到许多读者和专家提出不同意见。由于我们在使用前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这些词使用后就坚持下去,使之最后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记得有一位老专家建议我们将电动汽车改叫电动车,我们发现国家科委在文件中也是使用电动汽车,最后没有改。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外交往日益增多,解决科技译名问题难度将越来越大,政府如不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混乱局面将给生产和生活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如果新华社能在参编部、国际部、国内部等部门间建立有效的协商机制,并成立一个包括社内外专家组成的科技译名咨询机构,将对规范和推广科技新名词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噁英及其类似物

二英(dioxin)由两组相似的氯代三环芳烃类化合物组成,包括75种多氯代二苯并二英和135种多氯代二苯并呋喃,共210种。此外,209种多氯联苯也包括在二英类似物(dioxin－like compounds)之内。二英为没有任何生产目的、也无任何用途的污染物,它是工业化过程的副产物。生产其它含氯有机化学品时,加热过程可以产生副产物二英杂质。这涉及许多生产过程,包括某些农药和化学品的生产、纸浆漂白和冶炼。随着发达国家对含氯有机化学品的禁用,垃圾(特别是固体废弃物)由于不完全燃烧产生大量二英是其主要污染来源。此外,使用含氯清除剂时汽车尾气也可产生微量二英。因此,二英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产物,一直备受关注。二英化学稳定性强,在环境中持续存在,称为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尽管在大气中由于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使二英很快被破坏。但如其附着在尘粒中则破坏会大大减慢;在土壤中由于隔离了紫外线,可以存在达10年之久。此外,二英一旦进入生物体,因其高度脂溶性在体内蓄积,较难排出(在人体内半衰期平均为7年)。在环境中,二英可通过食物链富积。由于高亲脂性,容易存在于动物脂肪和乳汁中。因此,鱼、肉、禽、蛋、乳及其制品最易受到污染。长期食用这些受到污染食品的人群可能对健康产生潜在危害。二英的毒性与氯原子取代的8个位置有关,人们最为关注的是2,3,7,8四个共平面取代位置均有氯原子的二英同系物异构体,共有17种。其中以2,3,7,8－四氯代二苯并二英(TCDD)的毒性最强,以LD50表示(专业术语叫半数致死量)为1μg/kg体重,相当于氰化钾毒性的50～100倍。更为严重的是其具有强致癌性,致肝癌剂量低达10ng/kg体重。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其从致癌物名单的二级致癌物地位提升到一级致癌物(即对人肯定致癌物)。TCDD等二英及其类似物对人体产生一系列的毒性效应,包括体重减轻、胸腺萎缩、免疫系统受损、肝脏受损与卟啉代谢异常、氯痤疮及皮肤改变、组织发育不全或过度增生,致畸与干扰内分泌激素作用。1995年,美国环境保护局公布的对二英的重新评价结果时指出,它不仅具有致癌性,还具有生殖毒性、内分泌毒性和免疫抑制作用。特别是其具有环境雌激素效应,可能造成男性雌性化。在人们关注的17个同系物异构体中其毒性也是各不相同,相差1000倍以上。每个具有毒性的同系物异构体按毒性最强的2,3,7,8－TCDD的毒性为1,其余的16种中的2,3,7,8四个共平面取代位置均有氯原子的二英同系物异构体的毒性折算为相对毒性,其折算因子称为毒性当量因子(TEF)。在环境污染过程中,这210种同系物异构体都有可能存在。人体接触的二英为一个混合物,因此在化学方法尽管对单个同系物进行测定,但结果判定要以每个同系物的毒性当量因子乘以含量才能得到毒性当量(TEQ)。一般而言,二英比较稳定,不易被分解。但在850℃以上的高温焚烧可以破坏。如果要破坏大量的污染物质,需要更高温度,一般超过1000℃。人体可以通过不同途径接触二英,包括食品、空气和饮水。其中食品是其主要来源,一般认为人体接触的二英90%来自膳食。鉴于此,保护食品供应体系的安全至关重要。由于二英的毒性极高,国际上对其人体每日允许摄入量要求极其严格。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人体暂定每日耐受量已经从极低的10pg/kg体重减低到1～4pg/kg体重的范围。尽管在某些国家的乳制品行业提出了食品中二英的最大允许限量为4～6pg/g的建议,但目前尚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最大允许限量标准。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的食品法典委员会正在着手建立食品中二英的最大允许限量。理论上讲,将肉削去脂肪和采用低脂奶粉可以减少二英的摄入;注意膳食平衡,适当增加蔬菜、水果和谷物摄入量也可相应减少动物性脂肪摄入量。当然,公众自身减少二英摄入量的能力有限,政府采取行动保护食品供应系统最为关键。     

建议定名为AUP

今年2月与洪涛教授同去广州时,广州已有“非典”这个名词。据说当时已有人提出用“原因不明肺炎”,但因为“原因不明”有可能引起群众恐慌心理,所以使用了“非典”。我认为,“非典”和“SARS”都不是好名词,缺乏科学性。这两个名称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人们面对这个新疾病是仓促上阵的,连它的名字都没起好。3月8日,我国有关部门和人士同WHO第二批代表团进行会谈,这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就SARS(本文暂用SARS表示这次疾病)同WHO代表交流。当时我代表中国作“流行病学报告”,我使用了AUP(acute unspecified pneumonia),可译为“急性原因不明肺炎”,或“急性未定性肺炎”,或“急性未分类肺炎”。虽然当时,WHO已有两批专家来过我国,但因当时怀疑中国流行的是禽流感或其他流感,所以来的都是流感方面的专家。WHO的专家和决定采用SARS名称的人可能都没见过此病患者,也未征求过中国专家的意见,这样的定名能有多少权威性？如果人们因为WHO命名的原因而坚持使用SARS,只能说明人类不得不继续使用一个不科学的名词。我认为AUP这个词比“非典”和SARS要合理些。首先,AUP中有“肺炎”的概念。SARS的意思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综合征”的含义表示此病可能以肺炎为结局,也可能不以肺炎为结局。而实际上从临床来看,只发生呼吸道症状不出现肺炎的情况非常少。如广州中山二院爆发的40多医护人员病例,绝大多数最后都出现肺炎,个别的一两个没有出现肺炎的,被认为可能所患疾病为一般感冒。所谓“隐性”、“亚临床病例”可能存在,但很少。我们也不会以亚临床病例来命名。如“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亚临床病例非常多,但我们不称其为“急性脑疾病综合征”等,就是因为来就诊的病人典型症状是脑炎。其次,AUP中的“unspecified”表示“原因不明”,可以给科学探讨留有余地。现在已知的病原体有“新型冠状病毒”,但也有未知的,如美国的SARS患者大多数未查出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抗体。目前,病原学诊断技术并不成熟,WHO所提供的两级诊断——疑似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也不是病原学诊断。另外,此病与AIDS不同。AIDS定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因其症状极其复杂,在HIV感染基础上出现各种各样的机会性疾病,很难用一个病表示,只能独辟蹊径来定名。而此病归根结底要出现肺炎,落在“综合征”上就不合适了。我于4月4日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SARS工作组所作的报告中对SARS名称提出了质疑,与会的44名美国专家没有一个人为SARS辩护。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海峡两岸SARS防治学术交流会”中,我都使用了AUP。因此我建议将病因已明确为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称为“冠状病毒肺炎”。而将原因仍然不能确定的,仍称为AUP。中文名称为：急性原因不明肺炎(急性未分类肺炎,急性未定性肺炎)。(根据录音整理,2003年6月)     

禽流感相关的科技术语

一、禽流感病毒(Avian Influenza Virus,AIV)(1)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属于正黏病毒科(Orthomyxoviridae family),病毒的基因组由8个单股RNA构成,分别编码10个与病毒结构和功能有关的蛋白质,片段1和2分别编码PB2和PB1蛋白,片段3编码PA蛋白,这三个蛋白与病毒的RNA聚合酶活性有关。片段4编码血凝素(HA)糖蛋白,片段5和6分别编码核蛋白(NP)和神经氨酸酶(NA)蛋白。其中HA糖蛋白和NA蛋白具有型特异性,能产生有保护作用的抗体;NP具有种的特异性,能产生具有交叉保护作用的抗体和细胞免疫反应。片段7编码基质蛋白M1和M2,片段8编码非结构蛋白NS1和NS2,可能与病毒基因组的转录过程有关。流感病毒可依据其中的核蛋白(NP)和基质蛋白(M)分为四个属：甲型(A)流感病毒属、乙型(B)流感病毒属、丙型(C)流感病毒属和类托高土病毒属。A型流感广泛存在于禽类、人类及其他动物中,其感染范围很广,多以流行的形式出现。C型流感存在于人类和猪中,但极少引起流行。而B型流感仅存在于人类,常常只引起流感的局部暴发。(2)禽流感病毒AIV病毒属于A型流感病毒属,病毒粒子呈球状,直径80～120nm,常呈丝状,长短不一,具有多型性,具囊膜,表面有许多放射状排列的突起,其长度约为12～14nm,这种突起可分为两类,一类呈棒状,由HA分子三聚体构成;另一类呈蘑菇状,由NA分子四聚体构成。病毒由70～75%的蛋白质,1～2%的核糖核酸(RNA),20～25%脂质和5～8%的糖组成,病毒蛋白质含有5种多肽,即血凝素、神经氨酸酶、基质蛋白、核蛋白和多聚酶。AIV对乙醚、氯仿、丙酮等有机溶剂均敏感,容易被常用消毒药灭活,对热的抵抗力较弱,加热60℃10分钟,70℃2分钟即可被灭活,在干燥的尘埃中可存活2周,在4℃可保存数周,在冻干状态或50%甘油生理盐水中可保存数年。(3)禽流感病毒的亚型及流感病毒的命名法依据流感病毒表面结构蛋白血凝素(HA)和神经胺酸酶(NA)抗原性的不同,可将A型流感病毒分成不同的血清亚型。目前有15种HA(H)亚型和9种NA(N)亚型,1980年WHO公布了流感病毒新的统一命名法。A型流感病毒的命名法公式为：型别/宿主/分离地点/毒株序号(采样时标本号)/分离年代(血凝素亚型神经氨酸酶亚型),如A/马/黑龙江/1/89(H3N8),B型和C型流感病毒的命名法与A型流感病毒的命名法相同,但无亚型划分。如B/京科/26/58,C/猪/京科/32/81。(4)禽流感病毒的毒力不同的AIV亚型的毒力不同,同一亚型内的不同毒株及同一毒株感染不同宿主的毒力也不尽相同,目前国际上一般按欧共体规定的静脉内致死指数(IVPI)来判断毒力,某一毒株感染某一宿主时,当IVPI≥1.2,则认为是高致病性毒株,当IVPI<1.2时,则被认为是低致病毒株。根据这一标准目前所有被判为高致病性毒株都属于H5和H7,AIV的致病性是各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HA起着重要的作用。AIV感染细胞时HA被裂解为HA1和HA2。HA2N末端可插入细胞膜的脂质双层,因为HA2 N末端有多个疏水性氨基酸构成的亲脂性结构。插入脂质双层的HA2可在病毒囊膜和细胞膜之间形成一个通道,使两膜融合病毒核酸得以入侵宿主细胞。如果细胞内缺乏相应的蛋白酶,则HA不能被裂解为HA1和HA2,所产生的病毒粒子将不能入侵其他细胞,这样病毒的感染将局限在一定的细胞内。将高致病性H5和H7型毒株进行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分析,发现高致病性毒株的HA在裂解位点附近有4个或更多的碱性氨基酸,而低致病性毒株的HA仅有一个精氨酸。因此高致病性毒株的HA可被多种细胞内蛋白酶所识别,这就增加了病毒株在机体内的广嗜细胞性,一旦感染就会迅速突破器官屏障,从而造成机体的全身感染,引发高致病性流感的发生。由此可见HA的可裂解性的大小决定了禽流感病毒毒力的强弱,而其识别和结合宿主细胞受体的特性,决定了宿主的范围。(5)禽流感病毒的遗传与变异AIV具有众多血清亚型是其遗传变异频繁的结果,其机理涉及分子水平的抗原转移和漂移。抗原漂移是指由于基因组自发的点突变引起的小幅度的变异,导致氨基酸的改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或突变的氨基酸正好使抗原决定簇改变,引起抗原性的变异,转移是由于较大幅度的突变导致新的亚型的出现,原因之一是RNA聚合酶缺乏校正功能,病毒基因组复制时容易出错,另一个原因是由于AIV基因组的节段性,当不同的毒株同时感染同一细胞时,其核酸片段可发生同源交换,从而导致了抗原性的改变。其中A型流感病毒广泛存在于禽类和哺乳动物中,基因组的分节段性,使得其易于发生混合感染而产生重组株病毒。二、禽流行性感冒(简称禽流感,Avian Influenza)禽流行性感冒(Avian Influenza)是由A型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禽类病毒性疾病。其易感动物包括鸡、火鸡、珠鸡、野鸡、鹌鹑、鹧鸪、燕鸥、鸽、鸭、鹅等。(1)禽流感的临床特点禽类在感染禽流感后,其症状从不明显到急性或高死亡率不等。疾病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病毒的毒株和被感染的禽种。综合征可为亚临床到轻度的呼吸系统疾病,从产蛋下降到急性致死性疾病。其组织病变主要是脑、皮肤及内脏器官组织坏死,消化道各脏器出血及泌尿生殖道的炎症,其临床症状与病理变化易与新城疫、急性禽霍乱、传染性支气管炎、减蛋综合征等混淆,且常继发或并发而易误诊或延误治疗,因此危害极大。(2)高致病性禽流感、临床特点及危害高致病性禽流感常以突然死亡和高死亡率为主要特征,常导致感染鸡群的全军覆灭,历史上历次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暴发均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1983年4月在美国北部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新泽西等州发生的H5N2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中,共计淘汰了1700万只鸡,直接耗资6千万美元,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分别带来了相当于现今的8500万和4.9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1985～1986年在美国的再次暴发中,所有发病鸡群均被扑杀,这次发病所造成的损失较1983～1984年的更为严重。(3)中低致病性禽流感、临床特点及危害低致病性禽流感常以呼吸道症状,产蛋率、受精率及孵化率下降为主要特征,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1996至1998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暴发的低致病性H7N2禽流感流行中,包括生产的损失、鸡蛋销毁、饲料销毁、鸡蛋包装材料销毁、垃圾处理、油料费用、扑杀费用、清扫和消毒费用、合同付款额、掩埋所用费用和土地占用等诸多方面在内的经济损失总计达350万美元,这一次禽流感的流行极大地影响了当地及该区域内养禽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局部地区流行的中等毒力以下H9亚型禽流感,也同样给各区域的养禽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4)禽流感与人流感病毒致病性的分子基础流感病毒的致病性取决于宿主与病毒之间的关系,病毒的不同基因节段在决定病毒致病性方面有着不同的作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HA蛋白。首先它可以识别宿主细胞的受体并与其结合,流感病毒HA蛋白受体的特异性取决于宿主的种属,人流感病毒的受体多为唾液酸α2.6半乳糖的唾液寡糖(SA2,6Gal)结合特异性,禽流感几乎都是唾液酸α2.3半乳糖的唾液寡糖(SA2,3Gal)结合特异性,这种差异与HA蛋白受体部位上第226位氨基酸密切相关,人流感和禽流感病毒受体结合位点第226位的单一氨基酸通常分别为Leu和Gln。第二,依赖宿主细胞转运蛋白水解酶切割,使HA2 N端融合序列裸露与宿主细胞产生融合,使病毒的基因组进入细胞,病毒开始复制。(5)禽流感病毒对人类流感新毒株形成的影响禽流感病毒亚型繁多,除可感染家禽和野鸟外,也可引起海豹、鲸鱼、猪和马等哺乳动物的感染,通常认为禽流感病毒是人流感病毒的庞大基因库,是人流感病毒发生变异的新基因的来源,在人类以前仅发现3个H抗原型(H1、H2、H3)和2个N抗原型(N1、N2),而所有15种不同的H型和9种不同的N型均可在禽流感病毒中找到,这种联系是通过中间宿主(如猪)来实现的。流感病毒的宿主范围大多取决于其HA蛋白,病毒的感染,需要细胞膜上特异性结合位点,人类与禽类细胞膜上的结合位点有很大的不同,而猪的种间障碍较低,猪体内则存在人和禽流感病毒的2种受体,人与禽流感病毒均可以感染猪,禽流感病毒在中间宿主(如猪)中与人流感病毒杂交,从而获得人类细胞特异性的受体结合位点,增加了新流感病毒(包括可以感染人的毒株)产生的概率,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纵观人类历史上历次流感的全球大流行,都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20世纪共发生过3次瘟疫性的流感,第一次是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第二次和第三次流感的大暴发是1957至1958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至1969年的“香港流感”,每一次人类流感的大流行都与禽流感病毒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证实,1918年-1919年引起世界性大流行的猪型(H1N1)流感病毒来自于禽流感病毒,1957年至1958年流行的H2N2病毒株,是H1N1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经基因重排而来,1968年至1969年,H2N2又与鸭中循环的禽流感病毒血凝素基因经基因重排形成新的H3N2流感病毒,并引起了“香港流感”的发生。(6)禽流感病毒对人类的直接感染在历史上的历次禽流感暴发中,均未见有关禽流感感染人的报道,而在1997年的香港禽流感事件中,禽流感病毒首次突破种间障碍,不经在猪体中的基因重排过程而直接感染人并且致人死亡,引起了香港及全世界的震惊,目前在越南流行的禽流感也相继出现直接感染人的病例。毫无疑问,禽流感已经对人类健康构成了现实的威胁。97’香港禽流感事件中,将分离自病人体内的病毒分别与人源和禽源流感病毒进行比较,发现该病毒的8个基因片段同源率最高(90.1～98.5%)的毒株均为禽流感病毒,未发现任何曾经在中间宿主中与人流感病毒发生基因重排的证据,由此可确定该病毒来源于禽类。它对人类的直接感染,打破了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种间屏障法则,这一事件,虽然从给人类造成的灾害及对养禽业造成的损失方面无法与1968年至1969年的“香港流感”及1983年美国、1995年墨西哥的两次禽流感大暴发相比,但却拉开了禽流感直接感染人并致人死亡的序幕,凸现了禽流感病毒的公共卫生意义。近期发生的周边国家禽流感直接感染人的病例更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要控制消灭人流感就必须控制消灭禽流感,同样人们要控制消灭禽流感,也必须控制消灭人流感,任何单方面的措施都将是徒劳的。三、禽流感病毒感染的综合防治：(1)禽流感的免疫预防流感病毒水平传播效率极高,其致病力变异极为复杂,并且对其机制迄今知之甚少,禽流感的弱毒疫苗自然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传统的灭活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保护性,是禽流感防治的主动措施、关键环节和最后防线。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禽流感防治中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国禽流感局部疫情的控制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我国禽流感灭活苗研制和应用的同时,我国在禽流感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方面也取得了一批具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使我国应用禽流感基因工程疫苗,清除鸡群中流行的H5、H7高、低致病力禽流感病毒及目前流行比较广泛、危害严重的中、低致病力H9亚型禽流感病毒的防治策略成为可能。(2)禽流感的药物治疗抗禽流感的药物目前主要有包括金刚烷胺类和金刚乙胺在内的离子通道抑制剂、神经氨酸酶抑制剂RWJ-270201等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唾液酸寡聚糖类似物等流感病毒受体阻滞剂、抗流感病毒反义寡核苷酸和包括酚类及醌类衍生物在内的黑色素等几大类,同时也包括其他一些化学药物,如三氮脞核苷、蛋白酶抑制剂、吗啉双胍、异喹啉、环辛胺等。这些药物分别通过抑制流感病毒复制,阻断流感病毒对细胞的吸附,侵入途径等机制,实现对禽流感的治疗,部分药品的投入使用已取到良好的治疗效果。(3)禽流感的综合防制除采取一般的免疫预防为主并结合药物治疗的方针外,对禽流感病毒感染应采取不同于其他禽病的防治措施。首先一点,禽流感病毒具有感染宿主的多样性特点,因此,除了要控制和消灭疫源外,应对家禽(尤其是鸡)施行全封闭饲养,避免鸡群与水禽和野鸟间任何形式的接触,加强活禽市场的管理,以切断传播途径。其次,禽流感亚型众多加上基因突变、重组和重排,使得禽流感变异极快,这就决定了首先要使用敏感的诊断方法,加强疫情监测工作,尤其是禽流感高致病力毒株突然出现的特点,需要定期、持续、跟踪监测和及时、准确的预测预报,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病毒分子生态学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惟有如此,才能确定不同禽种、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禽流感病毒的特点和差异,才能减少禽流感防治中的盲目性。最后,必须制定正确的免疫预防策略,禽流感免疫呈现突出的亚型特异性保护的特点,亚型间交叉免疫保护性差,决定了必须使用亚型特异性疫苗和多价疫苗,同时禽流感的免疫预防还应考虑到尽量不干扰血清学监测,这可通过开发使用高新技术疫苗得以解决。另外,对检测到高致病力禽流感病毒感染的鸡群,必须采取断然扑灭的措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消灭禽流感尤其是高致病力禽流感病毒对鸡群乃至对人类的感染。最终,我们应该相信,随着禽流感病毒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研究的不断加强;只要依靠不断建立的更加快速、敏感、准确的诊断方法并加紧应用到流行病学监测中;依靠不断深入研制的安全有效疫苗,加之有效的疫病控制措施,我们一定会有效地避免禽流感,尤其是高致病性禽流感对我国养禽业和我国国民经济以及人民身体健康所构成的巨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