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的西行取经与佛典汉译

汉唐以来佛教东传,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在东汉晚期就开始了。在早期的佛教传播活动中,由天竺、西域来华的胡僧曾致力于佛经的翻译,促使了译场的形成。华夏本土的历代高僧也为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西行取经的高僧法显与唐僧玄奘,就是两位杰出的代表。法显与玄奘毕生致力于取经和译经,不辞辛劳、艰苦卓绝,为弘扬佛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千古典范。来华胡僧和中国历代高僧翻译的佛经很多,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理论。佛教在中国得以盛传,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汉唐以来佛典汉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国汉译佛经中的第二人称代词

三国汉译佛经中的第二人称代词较之东汉有了一些变化:①新出现了四个复数形式:"尔曹"、"尔等"、"汝等辈"和"若等"。②三国汉译佛经中的"尔"、"汝"、"若"较之东汉佛经,也有一定的发展。     

试论圣经翻译与佛经汉译的异同

纵观中西方对《圣经》翻译和佛经汉译的翻译历程,可以发现对经典的翻译一直是中西方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圣经》翻译和佛经汉译分别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有利于探索其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据此总结出中西方的翻译传统或规律,旨在为后世翻译事业的发展壮大提供启示。     

东汉汉译佛经中的处所疑问代词

对东汉汉译佛经的处所疑问代词进行了穷尽性统计,整理出了东汉汉译佛经处所疑问代词的系统,并指出其特点及形成的原因,帮助人们了解东汉时期汉语处所疑问代词系统的实际面貌,了解处所疑问代词的历史发展轨迹.     

论玄奘对翻译的贡献

玄奘是我国佛教史上最为著名的大佛学家,也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杰出的翻译家。他毕生致力于佛学研究和佛经的翻译,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他的汉译佛经在数量、质量上为史上罕有,是＂新译＂的创始者;在翻译理论上提出了影响巨大的＂五不翻＂理论。被尊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之一。     

佛典汉译与藏译之比较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是我国境内由于地域和文化特征不同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两种佛教文化,而佛经翻译乃是贯穿于我国佛教发展全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途径和文化再生的重要表现和标志。通过汉藏佛教传入的源头、传入方式、佛经翻译年代、翻译理论的探讨和比较,即显示了汉藏佛经翻译的异同,又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初传汉译佛经的叙事逻辑分析

佛教旨在劝人弃恶向善,佛经的叙事必然是紧紧围绕善恶来讲.因果报应观念贯穿了整个初传汉译佛经叙事.初传汉译佛经正是通过因果报应的逻辑观念来将多个故事片断连接起来,从而使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产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因果报应观念成了初传汉译佛经的最重要的叙事逻辑.而这种叙事逻辑分为二种:其一,作恶得恶报、行善得善报;其二、弃恶即可从善--恶善果报相随的叙事逻辑.这使得初传汉译佛经的叙事显得复杂绵长而又宛转多姿,对初传汉译佛典繁复叙事的形成有着最根本的决定性影响.     

东汉汉译佛经中的第一人称代词

主要以东汉汉译佛经第一人称代词为研究对象,在穷尽性统计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静态描写,通过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整理出东汉汉译佛经第一人称代词的系统,并指出其特点及形成的原因,帮助人们了解东汉时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的实际面貌,了解第一人称代词的历史发展轨迹,以期对汉语史研究做一些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从《维摩诘经》管窥同经异译在词汇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佛经的汉译历经了三个不同时期,其中存在很多同经异译。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的翻译特点不同,对语言也产生了影响。《维摩诘经》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的经典著作,从后汉至初唐,前后有七个译者翻译,存留至今的只有支谦、鸠摩罗什、玄奘的译本,而三人正是三个翻译时期的典型代表。通过同经异译的对比,可以发现译者、译风对词汇的影响以及词汇历时嬗变的过程,透视其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佛教在中国汉地文献传播史论

文献传播是佛教在中国汉地实施传播的一种方式。佛教在中国汉地的文献传播方式是按照佛经汉译→汉文经录编撰→汉文大藏经刻印这一历史进程进行传播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三者之间彼此关联，对佛教在中国汉地的成功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浅谈佛学思想家僧睿的翻译贡献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翻译理论最早产生在佛经翻译时期,僧睿是十六国时期著名的佛教思想史学家和佛教思想家,作为一个佛学界的大师在佛经翻译的同时,也参与讨论了翻译方面的理论,僧睿是道安和鸠摩罗什的高足,而且是鸠摩罗什大师的高级助译,在佛经翻译时,僧睿都参与并给译文进行润色。在这个过程中,僧睿渐进于讨论译字。在译名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并且对佛经新译和旧译进行对比和评价。     

浅析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与质

在中国佛经翻译发展史上,从最初的汉译佛经开始,就出现了文与质的区别和论争。文与质不仅是翻译方法或风格的分歧,更是在译入语的操纵下,译者如何选择文或质的翻译策略,然而文与质的相别相争最终在玄奘新译中实现了相合相融。研究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文与质,对中国当代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翻译思想

在中国的翻译历史上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从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高潮是出现在晚清的西学翻译。佛经翻译为中华文化的长河引来了从印度来的水，而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翻译则带来了来自西方的水，掀起了中国翻译的第二次高潮。本文通过对耶稣会士翻译思想进行总结概述，探究其在中国文化上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从外来词的角度看三国时期佛经汉译的特点

三国时期佛经翻译者崇尚意译排斥音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来词汉化过程中的意译化倾向;与此同时,他们在继承东汉时期佛经翻译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创造更准确的词形以适应读者的需要,这使得三国时期汉译佛经中的外来词仍然存在一词多形现象,这种现象表明三国时期汉译佛经中的外来词词形处于“汰选”的“过渡性并存”阶段。     

对许理和教授《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一文的再补充

许理和教授《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一文认为“佛经译文中表示指代的总共只有三个词：‘是’、‘尔’、‘彼’。‘此’和‘斯’很少见,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口语中已经不用了。”笔者从统计的数字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文章通过讨论“此”、“斯”、“是”、“彼”、“他”、“他人”等几个指示代词的用法,揭示了东汉汉译佛经中指示代词的语法特点,对许文作了修正和补充。     

论鸠摩罗什变直译为意译的译经特点

鸠摩罗什是魏晋姚素时期从龟兹来长安的高僧，他在佛经的汉译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特殊性在于他一改译经中直译为意译，既注重了佛经原的准确性，又考虑到译的遣词造句符合汉民族的阅渎习惯，这样，使汉族信徒更易于理解佛经。     

试论佛教传入与中土词汇之关系——以《修行本起经》为例

以《修行本起经》为例，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东汉佛经中大量的新词新义与中土词汇之间的关系，指出佛教的传人导致中土词汇新词新义的大量产生，同时也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     

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三生缘母题

三生生命观是佛教对有情众生的生命演化进行的全新解释，它把人的生命流转分为前世、今生、来世三段，这种有别于中土一世生命说的观点，经过汉译佛经的传布，以其新奇性和合乎生活经验的解释深深地吸引了六朝中土文人，六朝小说对三生缘母题的演绎就是这一影响下的直接成果。三生缘母题在中土后世小说中多有演化。     

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

佛经翻译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格模式，使其构词能力大大加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首先，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汉语双音化在魏晋时期步伐加快的重要动因。由此导致了多种构词法的增长和完善；其次，佛经翻译对新文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四字句的选用．促成了汉语四字格独特的2 2节奏倾向的形成；再次，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影响到各种通俗文学体裁，尤其与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俗语有关；最后，源于佛教的四字格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它们与汉语成语融会在一起，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程度副词看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的差异

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是不同质的,在语言使用上存在着不少差异。比较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的程度副词,可以得到六种不同的类别。程度副词在两种文献中的使用情况主要受到使用频率和发展趋势两个方面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