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免疫第一道防线：自然系统屏护

资源环境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要素,“人类世”让生存环境更加脆弱。国家先天资源禀赋决定了其自然屏护能力的高低。本文对国家自然屏护能力与国家免疫力的关系进行历史性考察,并对45个样本国家的国家自然屏护能力进行定量评估与分析,其中,6个国家属于自然屏护能力“较强国家”,13个国家属于自然屏护能力“一般国家”,19个国家属于“较差国家”,7个国家属于自然屏护能力“脆弱国家”。中国在45个国家中排第38位,属于“较差国家”之列,与“脆弱国家”相邻。因此,投资“自然资本”建设,增强国家自然屏护能力,是提升我国免疫能力的关键。     

略论国家利益的概念及其阶级本质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对国家利益的概念、国家利益的阶级本质做了探讨,指出国家利益不能脱离它的阶级本质,即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决定的国家的性质,对国家利益的目标、获取国家利益的手段,以及国家利益的分配等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与“市民社会”国家观的比较——从马克思到葛兰西

国家问题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市民社会理论贯穿葛兰西国家观研究始终,故称其国家观为"市民社会"国家观。葛兰西"市民社会"国家观是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区别在于国家的概念、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消亡等方面。葛兰西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探讨国家问题,为全面认识和发展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有益参考,但受其理论缺陷的限制,未能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的国家观。     

论国家意识的作用及其培养

国家意识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认知意识。作为重要的精神纽带,国家意识对国家的形成、统一、强盛有巨 大的促进作用。它是公民义务感、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基础。树立国家意识,有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处理好各种关系。在新时期,缺乏国家意识,对中华民族就是一场灾难,为此,我们要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加强公 民国家意识的培养。     

论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国家行为体在追求国家利益的理论指导,还是一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道义外衣。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软权力的一个部分,包含于国家利益同时也左右着国家利益。任何国家的意识形态应符合该国的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也维护和发展着意识形态。理解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国际政治问题。     

国家免疫系统健康诊断与评价

本文设计了由“自然屏护一经济防御一社会抗逆”三道免疫防线、共计17个指标构成的“国家免疫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表明：在45个样本国家中,加拿大等9个国家属于“盈余型”国家;俄罗斯等9个国家属于“达标型”国家;阿根廷等10个国家属于“亚健康型”国家;巴基斯坦等17个国家属于“透支型”国家。依据国家免疫系统健康指数增长率进行评价,尼日利亚等15个国家属于免疫“成长型”国家;泰国等18个国家属于免疫“均稳型”国家;法国等12个国家属于免疫“衰退型”国家。在45个样本国家中,从静态角度来看,中国免疫系统健康指数排第3位,属于“盈余型”国家;从动态角度来看,中国免疫系统健康指数增长率为1．09％,居第18位,属于“均稳型”国家;综合“静态一动态”聚类,中国国家免疫系统健康状况较好,属于“盈余一均稳”型国家,这为中国抗击自然灾害,防范经济危机,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保障。     

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

法治国家,是国家法治化的状态或者法治化的国家,是法治在国家领域内和国家意义上的现实化。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完善立法工作,实现法律民主,建设法治政府,树立法律的权威,实行司法体制改革。     

国家免疫第三道防线：社会系统抗逆

社会系统构成国家免疫系统的第三道防线,社会经济系统抗逆能力取决于社会分配公平、社会腐败、通货膨胀、就业状况和社会凝聚力等敏感因子。本文对45个样本国家的抗逆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估与分析,研究表明：在45个样本国家中,有9个国家属于社会抗逆能力“较强国家”,有15个国家属于社会抗逆能力“一般国家”;有11个国家属于“较差国家”;有10个国家属于社会抗逆能力“脆弱国家”。中国在45个国家中排第16位,属于“一般国家”之列,说明社会抗逆是我国免疫系统中相对薄弱的一道防线,有针对性调控社会抗逆敏感因子,是快速提高国家免疫能力,保障我国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国家观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里明确指出,犹太人问题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国家的问题。针对鲍威尔只批判基督教国家而不批判"国家本身"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从基督教国家到现代政治国家凸显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充分肯定了政治解放的进步性,同时也看到了政治解放的限度。这种限度导致了现代政治国家的内在缺陷,即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政治国家的实质是真正意义上的的基督教国家。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政治国家必然会沦为市民社会的手段和工具,市民社会最终会取代现代政治国家并成为现代政治国家的目的。于是,马克思从对现代政治国家的批判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进一步引出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一定程度上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找到了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论国家投资的方向——以公用企业放松管制为视角

国家投资是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投资的方向应当由国家因素和市场因素确定。公用企业是国家投资的重要体现,基于公用企业在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对其放松市场进入管制,修正国家投资理念,重整国家投资方向。     

两类国家认同的分殊、整合与教育——以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为中心

区分对文化国家的归属性认同和对政治国家的赞同性认同有助于我们明晰有关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困惑,也为当前开展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国家认同教育不应该停留在文化国家认同教育的维度,而是同时推进对政治国家的认同教育。以公民身份为制度与价值平台,在公民与国家认同之间建立起动态的逻辑关系,不同的认同基于公民身份这一制度与价值平台得以整合。教育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应明确两种类型国家认同的区别,通过基于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教育使学生具有一种能包容分歧与冲突的能力,从而提升国家认同教育的效果。     

国家免疫第二道防线：经济系统防御

经济系统构成国家免疫系统的第二道防线,经济系统防御能力和健康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经济水平、经济增长、真实储蓄、国家信用、开放程度和资源安全等关键因子。本文对45个样本国家的经济防御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估与分析,研究表明：有3个国家属于经济防御能力“较强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和美国;有14个国家属于经济防御能力“一般国家”;有19个国家属于“较差国家”;有9个国家属于经济防御能力“脆弱国家”。中国国家经济防御能力指数（0．818）在45个国家中排第1位,远远高于第2位的印度（O．770）和第3位的美国（O．675）。强大的经济防御能力,为我国成功抗击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国家诉求和公民诉求——兼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需要处理好国家诉求与公民诉求的关系。历史上,国家诉求与公民诉求呈现为紧张的内在关系,实质上表现为国家诉求的张扬和公民诉求的淹没。在当代中国,国家诉求与公民诉求表现为良性的互动关系,但这不意味当代中国国家诉求和公民诉求不存在抵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需要在国家诉求与公民诉求深层互动上下大力气。     

构建和谐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模式的路径探析

介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回顾了资本主义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历史走向,苏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建国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中国未来构建和谐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模式的几点措施。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中的社会管理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在强调国家阶级统治本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国家的社会职能。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肯定了执行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他们所阐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分析述评

以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分析为主线,综述国内学者从制度角度探索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性原因的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和总结。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性和历史性造成的,研究国家经济安全就不能脱离国家的现实经济制度和历史阶段。     

律法和刀剑之下 极端主义的吸引力根源

一个正面的国家形象能增强国家的软实力,负面的国家形象则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实现。通常来讲,形成国家形象的要素林林总总,既有地理风貌、国民素质、自然资源等物质要素,也包括国家治理、决策机制、领导方式等制度因素以及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等精神因素。     

中国模式和谐发展论——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考量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即构建合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中国模式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三种现实形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国模式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形态,在动态的实践层面失衡现象的表征是国家自主性太强,社会自主性较低。我们需要通过增强国家的权威性,提高社会的自主性,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增权,最终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现实形态,从而推动中国模式和谐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和谐社会解读

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马克思在揭示国家阶级属性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矛盾对立的一般属性。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质上是逐步消除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和矛盾、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高技术产品贸易波动因素研究——基于CMS模型

为探索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波动影响因素,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合作,文章基于2012-2021年九大类高技术产品贸易数据,运用恒定市场模型（CMS）分析方法,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高技术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和测算。结果显示：中东欧国家对高技术产品市场需求是促进中国对中东欧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首要因素,而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中东欧国家进口结构互补性较低。中东欧国家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了中国从中东欧国家进口,但随着时间迁移,中东欧国家高技术产品在中国市场竞争力在减弱。中国进口需求结构与中东欧国家出口结构互补性较低,但自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以后,互补性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