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伦理新秩序的重构——释《论语》"孝"字的文化内涵

“孝”是儒家伦理中的重要范畴。笔者认为：《论语》中孔子言“孝”，其文化内涵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善事父母”外，还应包括一种为政之道和成己之方，一种超越家族关系的社会伦理规范。同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孝”的社会功效，认为孔子言“孝”，致力于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与社会责任感。最后，论述了孔子言“孝”的历史影响。     

浅谈忠孝伦理观念

忠孝观念一般指一个人的国家伦理、社会伦理以及家庭伦理观念。在国为忠,在家为孝,可以说忠、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略论孔子"孝"的思想

春秋之际，礼崩乐坏，孔子出于救世之弊，大力提倡孝道，把周人具有政治伦理意义祖先崇拜的“孝”的思想发展改造为一种对在世父母的“生孝”为核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道德修养，并以此作为自己学说思想体系的立足点和根本点。     

《论语》中"孝"的文化内涵

孝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语》中的“孝”,是以温情脉脉的自然情感为基础的.同时,“孝”的落实体现在一切符合“礼”的孝行之中,要“生事之以礼”,有养、有敬、有顺、无妄.《论语》中“孝”的运用,具有“家”与“国”两方面的二重性,这一特点最终导致了“孝”在“家”的领域被绝对化为父权专制,在“国”的范围内衍化为臣对君的“忠”.全面正确理解《论语》中的孝,对于重新审视“孝”的现代化价值有重要意义.     

论唐玄宗注《孝经》的原因

作为日理万机的一国之君，唐玄宗亲自为儒家经典《孝经》作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他希望借注《孝经》，来改善“孝先于忠”、“因孝僭礼”的社会现实。教化天下百姓以及有不臣之心的四方诸侯“以顺移忠”。     

忠、孝的两难选择与统一——作为儒家道德与伦理的一个复杂问题

儒家一向要求人们爱父母、尽孝心,但许多时候也遭遇尴尬,或尽孝则不能尽忠,或尽忠则不能尽孝。刘邦封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则成功地解决了忠孝之间的矛盾。君王与父母同丧,早先时代,原始亲情浓郁,往往孝大于忠,先孝而后忠,一旦皇权至尊,君臣关系凌驾于血缘关系之上,则忠大于孝,先忠而后孝。历代善为政者都是鼓呼牺牲个体自我,服从整体大局的高手。危难时刻,孝必须无条件服从于忠。赵苞先报君,再殉母,是孝融入忠的典型案例。实际上,忠也是一种具有类特性和族群性的高尚价值需求,忠的对象可以是亲情之外的天下所有人。义高于亲、高于生命,于是,忠又具有超越孝、不被孝所统摄的内涵。仁者亲亲,义者泛爱众。义出于仁,但也推广了仁。仁、孝一致,忠、义通融是儒家道德与伦理的最高境界。     

韩国“孝”伦理思想的历史探源及其当代社会影响

对韩国“孝”伦理思想进行了回溯性的历史探源,并以家族式企业为例对“孝”伦理思想在韩国社会中发挥出的巨大文化张力及负面效应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孝”伦理在韩国社会中产生的强大社会功能给我们的启示：要促使“孝”等传统伦理的回归,教育是基础,科学的扬弃是前提。     

论《琵琶记》中的伦理纲常矛盾及其缘由

《琵琶记》将“孝道”作为颂扬的主体。但剧本的主人公在反“孝道”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并依据当时社会的伦理纲常准则去距行时,却在经受着一种孝的愿望与行为相悖逆的痛苦煎熬,终极结果是走向欲孝而不能的“三不孝”。文章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深层原因是由存在于封建伦理纲常系统内部,即“三纲”与“五常”之间无法调解的内在矛盾所导致。     

论唐玄宗注《孝经》的原因

作为日理万机的一国之君,唐玄宗亲自为儒家经典《孝经》作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他希望借注《孝经》,来改善“孝先于忠”、“因孝僭礼”的社会现实,教化天下百姓以及有不臣之心的四方诸侯“以顺移忠”。     

初民伦理形式之递演--由春秋以前的“孝观念”视察

孝是中国伦理发展的根据。“孝道”有其相沿的历史背景，孔子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分水岭，其前之“孝观念”也值得探讨。虞舜大孝传说向不被学术界所看重，但它象征天性难舍的亲子孺慕，足征孝道先验性之一面；孝道研究不能也不必刻意回避或放弃这一段。早初先民面对无常的大自然惶不可措，遂转其卑弱感为莫名的敬畏。示现在现实生活上，即为敬拜天地或祭拜鬼神的类宗教情愫及仪式，以祈求庇佑；随着自信渐增，人文渐启，孝的表现由“祭鬼”而“事人”，更根据现实因素的迫需，产生因应的伦理制度。但人为的手段有其针对性，顾此则失彼，西周的宗法制度，“亲亲”“尊尊”比重失调；孔子适时提出“父慈子孝”，将“孝概念”提高到人性论的高度，乃成为“孝道”。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网络成瘾”与信息“节食”

“互联网成瘾症”(IAD)在全球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当中迅速蔓延,社会危害性极强,备受社会学和心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网络成瘾概念的界定出发,介绍了网络成瘾的临床鉴定和基本类型,剖析了网络成瘾的心理成因,建议网民们要解除网瘾,进行信息“节食”,最后对青少年沉缅于网络游戏这一社会问题提出了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