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及其形而上学基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

后人类主义思潮本质上作为当代高技术资本在人类生命相关领域扩张的思想开路先锋,对前沿科技将开创的人类未来可能性给出了极具洞察力的把握和预见,但同时也由于其缺乏对现代技术-资本框架的本质和人的历史性本质更为深刻的追问以及由此形成的自觉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素养而暴露其形而上学基础的薄弱。他们一般都持有技术自主论思想,同时又信奉技术工具论而无视其间的矛盾,并且无反思地立足于现代主体论形而上学的抽象理性与道德,对通向后人类的复杂社会博弈进程给出过于天真的理解,对需要紧迫予以揭示和澄清的一些重大哲学问题构成遮蔽与耽搁。     

晏子科学思想及其社会应用管窥

晏子在空间观念、阴阳观念、和而不同理念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认识。晏子的自然观与政治观相互交融:一方面,晏子从政治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自然与人事都有广泛关注,具有自己独特的自然观念;另一方面,晏子对自然的认识与理解及其审慎的逻辑思维也影响着他的政治观点的取向与表达。晏子将自己对自然伦理的认识当作谏君、教民的工具,以图达到其施行仁德之政的政治目的。     

关于“人类发展史”的一个基本问题

关于“从猿到人”的转变问题,一般常引用恩格斯的劳动促使猿变成人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论点。但在理解上常有很大差别。如果仅从这些论点去推论,则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难,如:在猿与人之间必须划出一条恩格斯所驳斥过的“绝对分明的界限”,人的一切特征都是同时地、骤然地产生的。     

哲学人类学思考技术的第三条路径——奥特加·加塞特如何建构面向生活的技术哲学

哲学人类学是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思潮之一,以"人是什么"问题为轴心,围绕人在本质上是"工具制作的动物"或"理性、精神的动物"展开争论,形成了"工具论"和"理性论"两大传统。奥特加·加塞特提出人并非天生的"工具动物"或"理性动物",人的本质并非即成的、被给予的,而是需要通过专属于人的技术活动不断获取;人通过技术在建构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生活。但技术并非人的本质属性,而是生活中"第二性"的创造活动。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奥特加追问的是"人做什么",而不是"人是什么",由此超越了传统哲学人类学的争论,从人的存在出发思考技术,并面向人类生活建构技术哲学。     

机器伦理何以可能:现有方案及其改良

人工智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智能机器的行为更符合人类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这也是作为人工智能新兴研究领域——机器伦理的核心内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将道德推理统一于一个总原则之中,对机器伦理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功利主义预设了一种拉普拉斯式的万能神灵理性观,在应用于机器伦理时,需要通过"有限理性"与"捷思法"对之进行改良。义务论对伦理中"应然"维度和规范性的强调,使机器难以有效解决道德规则冲突,因此,义务论进路在整体上并不适用于当前以计算和遵守规则为核心的智能机器。     

人工智能与政治伦理

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政治伦理具有三种选择:乐观的单向度政治伦理、悲观的单向度政治伦理、平等双向度的政治伦理。前二者都没有把人工智能当成人而是当成工具来看待,缺少战略视野。平等双向度的政治伦理把人工智能当成平等的"人"来看待。人工智能具有初步的人类情感、认知、思维、性格和理性,具有成为政治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人类应主动应对人工智能的政治挑战,与人工智能共同参与政治,共建新型政治关系和政治伦理。     

科学与价值观

任何一个社会和文化都有一套价值体系,它反映了社会大多数成员在各种政治、社会和伦理问题上的基本取向。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改造工具,不仅促进了生产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也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当代科学哲学自然也会对科学与价值观的关系作学术上的深入研究和探讨。研究有关观点和论述,显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科学认识的本质、科学理性的特征以及科学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过程论视野下的产业技术风险

从技术过程论来看,产业技术既是技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本身也可以视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产业技术风险具有区别于其他技术的风险特征。以技术过程论为工具,生产技术的次优性、产业技术的利益化以及产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不规范分别构成了产业技术风险的过程性成因。产业技术系统内各组分的不协同和来自社会、文化以及其他技术风险的外部影响而共同导致了风险的产生。     

论科学理性与德性伦理之间的张力——关于大卫·克希霍夫尔人格尊严多维模型的分析

人格尊严作为一个道德文化概念,尽管其定义始终处于争议之中,但努力方向几乎是一致的,都力求达成必要的共识理解,大卫·克希霍夫尔也不例外。他认识到了人格尊严内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立足存在意义、认知-情感、行为构成和社会构成四个维度建构了一个多维模型,从描述和规范两个方面搭建了人格尊严的理解框架,揭示了科学理性与人格尊严之间的微妙关系,但同时也遗留了一些道德实践难题,无法从根本上跨越科学理性与德性伦理的鸿沟。     

生存论论域的现代性及技术理性批判

不同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和状况总是反映出时代特征。作为现代社会总体特征的现代性同样展示为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境遇。技术理性对现代生存危机而言无疑具有根源性。这种根源性充分体现了它与现代性的共生性。换言之,现代人类生存的各种困境都与现代性的技术理性有直接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技术理性已经广泛渗透到现代高度发达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等各个层面。从生存论的论域中去审视和拷问,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都是在发展理性的冠名下,技术理性得以被推崇,成为现代性中的主导因素的必然结果。     

墨家生命伦理论略

墨家对于人性的基本观点是人性欲利,无称善恶。肯认人性欲利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使墨家自然地走向功利论伦理立场。《墨经》中有关生与知的论述是对墨家人命观的精炼概括;墨家重生而不惧死的生死观是其功利论道德理性在生命领域的必然体现。在生态观上,墨家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其重点强调的是代际伦理,主张生死两利,追求代际利益的均衡。     

模态理性论的双重两难

模态理性论是模态认识论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主流理论。它在哲学各分支领域,如心灵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应用也非常广泛。本文有两个目的:(1)通过梳理模态理性论的理论建构,本文将揭示该理论面临双重两难。(2)本文将指出,学者们在应用模态理性论时往往忽视了这两个两难。对两难的忽视导致模态理性论在哲学各分支领域的应用存在走弯路和误用的现象。     

从"勇气"到"忧惧"——论康德与约纳斯德性观的张力

"勇气"和"忧惧"的词义几乎相反,在康德和约纳斯伦理学中,分别被称为真正的德性和智慧.康德的"勇气"作为道德力量,不但内在于实践理性,也作用于知性的自我启蒙,但不负责在效果上的善恶.为了回应康德确立的伦理传统,约纳斯通过对海德格尔生存论与布洛赫"希望原理"的分析,使"忧惧"在技术时代具有了伦理功能.其至少从"人"的概念...     

论科技与政治共同的价值取向

科技与政治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基础的，它们分别充当人类利益的创造者和代理者。当代社会科技理性与政治合法性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科技理性是科技主体追求的根本价值，也正好成为政治主体确立自己合法性的工具，体现了重要的政治价值。在实际运作中，科技与政治两系统表现出相互依赖性，体现出现实活动过程中一种结构上的互补价值。     

科学与人文珠联璧合 学术共思想相得益彰——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25周年 从分化到汇合：科学与人文的历史走向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代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当代许多社会基本矛盾(人与自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教育改革、人的自我完善等)都与此有关。两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有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由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方式决定的。自从有了人和人类文明,就开始有人文文化,而系统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则在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后。人文文化历史远比科学文化源远流长。     

技术调解下道德主体的重构探究

技术调解理论对人与技术互动机制的探讨不仅揭示出了技术之于人的境遇性存在,也对传统技术伦理的二元框架及人的绝对主体性产生了冲击。对此,沿着关系论进路,道德主体的界定标准可概括为自主程度及伦理意向性,人与技术物的道德角色也可据此分为三类:面向平凡技术物的操作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工智能体的功能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类行动者的伦理型道德能动体。对中国伦理语境而言,道德主体界定的关系论进路与天人合一观具有内在一致性,而对道德主体的重构也构成了我国传统技术伦理思想的现代语境。     

人工智能体道德设计的美德伦理路径:基于道德强化学习

在人工智能体的道德设计思路中常被考虑的道德理论主要包括义务论、功利主义和美德伦理,然而义务论的抽象原则和功利主义的伦理计算都忽视了道德情境的复杂性,最终表现出缺乏“情境敏感性”。相反,美德伦理注重经验知识的学习过程,以一种开放、动态的理论特质来适应复杂道德情境,而强化学习同样注重动态学习过程。因此,美德伦理与强化学习具有理论相洽性,二者的结合使人工智能体道德强化学习成为可能,并且这也是立足于现实复杂道德情境之最佳的人工智能体道德设计方案。     

科学文化对大众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另一重影响

几千年来,人类在奋力追求“客观真理”,精心建构“客观精神”和顶礼膜拜“客观理性”的对象化实践过程中,渐渐忘却了“自我”,淡远和生疏了对“主观真理”的内向追求,忽视了对“主观精神”的内在建构和对“主观理性”的本体执守。由之,模拟外部世界运动机制的机械主义认识论及客观理性主义法则,才会逐渐主导人的心智坐标与思想轨道。诸如理性预设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和客观知识论,科学价值中立论与工具理性论,教育上的“知识主导论”与“唯智能论”等实用理性观,便是科学文化对人类思维与行为方式所产生     

从公德与私德的关系看网络道德建设

本文从个体及行为其环境因素两方面入手分析网络伦理的构建问题,引用梁启超先生的公德－私德论,指出任何伦理框架都包括公德和私德两方面的内容,不仅对个体行为,而且对周围环境,都存在着道德评价的问题,由于网络行为具有较强的虚拟性和隐蔽性,这就要求行为者主观上具有更强的道德自律意识。这也是私德的内容,与此同时,要求加强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公德建设,只有这样,才有望在网络伦理的建设方面有所突破。     

恩格斯交往工具论辨析

交往工具是体现人的物质性力量和社会性效能,达成现实的人的交往目的之中介。运用"历史合力论"审视人类工具史,恩格斯交往工具论呈现三维特征。在主体性上,交往工具纾解人的本质力量。从客体性上,交往工具雕刻人化自然的历程,展示物的属性。从类属性上,交往工具拓展"时""空"边界,实现"人""物"共生,勾连"蒙昧"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