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与中俄早期文化交流

在中俄早期文化交往中,东正教发挥了极其特殊和重要作用.在东正教会派驻北京的神职人员中培养出了第一批俄国的汉学家,一方面,他们将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介绍到俄国和欧洲,另一方面,将欧洲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增进了中俄政府与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往来.但东正教会过分彰显的政治使命增加了中俄彼此间的不信任,影响两国、两个民族、两种文化间的平等交往.     

清初东扩来华俄罗斯人员构成考察

介绍了俄国于16世纪后期越过乌拉尔山，向亚洲北部殖民扩张，许多俄罗斯人在清初先后来到中国的史料。认为清初来华的这些俄罗斯人员大致由四部分组成：俄国哥萨克远征军、俄国东正教传教士、俄国来华贸易商人、俄国来华外交使团。     

论18世纪中俄使团交往礼仪与两国关系

18世纪，俄国多次遣使来华，清廷亦两次遣使赴俄。中俄两国使团在交往过程中，发生了外交礼仪之争。尽管清廷与俄国的交往中表现出希望与俄国和平共处、互谅互让的良好愿望，但俄国却表现出强烈的领土扩张野心和强权政治的真面目，向清廷提出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并施以武力的威胁，中俄两国的和平交往开始为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所取代。     

乾隆帝与叶卡特林娜二世比较研究

乾隆皇帝和叶卡特林娜二世是中俄两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帝王，分别继承、发展了康熙和彼得一世的内外政策，把两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向了鼎盛阶段。在中国，从康熙到乾隆统治的一百多年，被史家称为“康乾盛世”。在俄国，叶卡特林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其统治时期被贵族誉为俄罗斯帝国的“黄金时代”。但从世界历史全局横看乾隆和叶卡特林娜，则两人又不同程度地落伍于１８世纪的时代潮流。乾隆实行闭关政策，使中国失去了向西欧先进国家学习，追赶时代潮流的机会。叶卡特林娜二世则竭力维护和加强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延缓了俄国近代化的步伐，对此后俄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俄罗斯东正教会：教权服从政权

5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京会见了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这也让中国人对俄罗斯东正教给予了多一些的关注。俄罗斯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大国,也是宗教派别最多的国家之一。旧俄时期,东正教长期作为俄国的国教而存在。苏联解体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新俄罗斯的政教关系迅速＂回暖＂和升温。1991年末,东正教徒占俄罗斯国民总数的34%。2012年底至2013年初,俄罗斯的东正教徒已经占国民总数的75%～79%。此外,俄罗斯东正教会还是东正教世界15个牧首区中规模最大的宗教组织。     

鸦片战争时期基督教传教士的对华侵略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侵略，侵略的工具是鸦片、枪炮、传教士。而传教士则是侵华的急先锋，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灾难，就连西方殖民者也承认：“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正因如此，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反对“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     

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

历史上,沙皇俄国曾经侵略中国西藏。苏联建立之后,宣布放弃沙皇俄国的侵略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之后,苏联曾经在平息西藏叛乱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新刊布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有助于今天重新审视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     

从《红楼梦》俄译本谈谚语的翻译

由于中俄两国文化的巨大差异、谚语意义的隐喻性和不确定性，谚语的翻译成为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俄罗斯汉学家在1958年对《红楼梦》进行了翻译，其中对汉语谚语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处理，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但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也存在某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几何原本》的传入及对中国数学发展的影响

《几何原本》是随着传教士传入的科技知识一起传入中国的，在元朝时第一次传入．最早的汉译本由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前6卷，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翻译后9卷．《几何原本》的翻译及传播培养了一批数学家，他们通过对西方数学和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国数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研究数学的作．将《几何原本》发展史融入数学教学中，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从《红楼梦》俄译本谈谚语的翻译

由于中俄两国文化的巨大差异、谚语意义的隐喻性和不确定性,谚语的翻译成为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俄罗斯汉学家在1958年对《红楼梦》进行了翻译,其中对汉语谚语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处理,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但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也存在某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明中央与西南土司关系:以赐服制为中心的考察

明政府利用赐服制对西南土司的管理方法有两种,其一通过赏赐与土司首领品级相当的朝服、公服,旨在通过统一外在形象达到政治一统的目的;其二景泰、正德年以后,在品官制服之外赏赐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希望通过额外赐服达到弥补明廷财政拮据的目的。这虽与朱元璋在明初确立的对西南夷"怀德"的安抚政策表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明统治者对西南夷的统治政策和明初已有了本质区别。     

西津渡救生、义渡码头的考古与保护

京口救生会是清代康熙年间由镇江民间成立的江上救生组织,设有专用作业码头（俗称＂小码头＂）,长期坚持慈善活动;及至同治年间,此处又兼为镇扬义渡码头。而在100余年之前,小码头被长江涨淤堙没。所幸2008年的西津渡考古,使得小码头遗迹原貌重现世间并受到世人的广泛重视和妥善保护。     

浅谈乾隆皇帝在两次廓尔喀战争中的军粮政策

清朝乾隆年间，廓尔喀人曾经两次入侵中国西藏边境，乾隆皇帝都给予很高的关注，特别是在军粮问题方面，更是关心备至。文章从五个方面列举了乾隆皇帝在两次廓尔喀战争中的军粮政策，从中凸显出乾隆皇帝对西藏边疆地区的重视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     

略论清代浙江出版业的重兴及其表现

清初之际,浙江文化事业蒙受文字狱政策的牵连,出版业十分消沉。清中期后,受清政府怀柔政策的影响,浙籍学者注重对图书的萃集与整理,官刻成就斐然,私刻十分兴盛,出版业在乾嘉时期迎来了辉煌的时代。     

清初词坛“辛酉唱和”述论

康熙朝中后期的唱和活动不多,也少有人关注。辛酉年（康熙二十年）,唐梦赉、吴陈琰等人在游吴越途中,创作多人步韵唱和词354首,是清初词坛存群体步韵词数量最多的一次创作。通过考述＂辛酉唱和＂概况,展示当时词坛的一些创作现象,呈认为这次唱和的创作主题和内容,与清初三十年的多次唱和、甚至几年前的阳羡词人群唱和都有所不同,开始了走出易代风霜、追求生命智慧的＂后易代＂时期。在词风上并个性化的多元风格。     

浅谈乾隆皇帝治藏的宗教政策——以平定两次廓尔喀侵藏战争为例

西藏是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宗教政策也是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政策。清朝乾隆年间,廓尔喀人曾经两次入侵中国西藏边境,乾隆皇帝都给予很高的关注。除了在军事方面指导外,乾隆皇帝对西藏的宗教政策也特别重视。文章从四个方面列举了乾隆皇帝在两次廓尔喀战争中的宗教政策,从中凸显其通过宗教政策来实现西藏进行长治久安的思想。     

十六国时期各霸主掠迁人口之影响分析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匈奴后裔刘溯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五胡十六国”动乱由此开始。这一时期，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流失，十六个主要政权几乎都有掠迁人口的行为。这种行为既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也是对游牧民族传统理念的继承，给霸权自身、掠迁民、经济与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合带来了深刻影响。     

《飞跎全传》内外的人间世态

出现在清朝康乾时期邹必显的《飞跎全传》是一本很特别的话本小说,它通篇用扬州话写成,并且使用的几乎都是市井方言俚语。从这些极具特色的市井语言中我们可以窥探当时扬州的人间世态。     

论秦汉时期云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民族与化是多样性色彩，战国至西汉武帝以前，多民族的云南地区，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原始部落至奴隶制国家的各个阶段。武帝以前归属汉朝，至东汉时期，大部分民族与汉族融合，渐次进入封建社会，由青铜化发展至铁器化，说明武帝统一西南地区对经济社会进步产生的巨大作用。     

罗卜藏丹津反清与丽江的改土归流——试析雍正初丽江改土归流的主要原因

雍正元年,清王朝在丽江进行改土归流,知府改为流官,木氏土司降为虚有其名的土通判。丽江改土归流是滇西北地区的一件大事,对以丽江为中心的西部纳西族地区社会发展影响重大。丽江没有在顺治、康熙年间改土归流,也没有在雍正四年高潮兴起之后才改土归流,而是在雍正元年初进行。其主要原因,与清王朝逐渐定型的稳定藏区的治藏大战略有关。丽江地处滇西北,紧邻滇西北藏区,为滇藏交通要冲,在清王朝治藏大战略和相关战略布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军进藏驱逐准噶尔军队后,丽江在确保西藏和康区稳定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丽江的改土归流实为清王朝在罗卜藏丹津叛乱前夕为确保滇藏交通畅通和藏区稳定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之所以要在雍正元年初进行,主要原因是要及时作好防止罗卜藏丹津叛乱波及藏区和影响藏区稳定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