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纯语言"翻译观浅释

介绍了当代西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奠基人沃尔特.本雅明在其《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的“纯语言”问题及其翻译思想,评析了本雅明的“纯语言”概念及与之相联系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指出它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及其影响和意义。     

翻译是一种模式——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几点解读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明从翻译是一种模式，旨在揭示不同语言之间潜在的亲缘关系出发，提出了“纯语言”的概念，并以这一抽象的概念为核心，把传统翻译研究中译作与原作的二元对立关系和谐地统一到对“纯语言”的终极追寻中，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翻译的忠实与自由。他所提出的译者的任务，就是探索“纯语言”，在自己的语言中将“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让“纯语言”之先通过翻译这座桥梁更充分地照耀原作。本雅明对翻译理论的独特思考，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文中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笔者的理解．对本雅明所提出的观点进行几点解读。     

追寻语言和谐的乌托邦——本雅明的“纯语言”见解

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译者的任务》中提出了“纯语言”的概念,并指出译者的任务就是开发纯语言。基于这一思想,他对“可译性”问题持神秘主义态度,并从根本上瓦解了“忠实”的神话。虽然“纯语言”似乎更难以企及,但正是这一理想境界指引着无数译者为之奋斗。     

论本雅明翻译思想对传统翻译忠实观的消解——以《论语》多种英译本为例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里提出来世说,他赋予原文以生命,认为艺术作品的生命包含前世、今生和来世,而翻译的出现是因为原文的生命在演变。以《论语》多种英译本为例,发现作为翻译原文的《论语》并非恒定不变,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其英译本也不可能忠于原文。至此,传统翻译理论信奉的翻译忠实观遭到了消解。     

从译者主体性看辜鸿铭英译诗歌中归化策略的选择

以原著中心论和语言转换观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轻视甚至是忽略了翻译主体和主体性,然而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当代翻译观倡导对译者的研究不能单纯地从语言层面来评价其译作的优劣,而应从文学、文化多维度地予以评介。本文拟从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表现,分析辜鸿铭在其诗歌译作《赠卫八处士》中归化策略的选择。笔者认为,辜氏在译作中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主动选取归化策略,实现了翻译中的再创造。     

零翻译观的论证

面对源语与目标语的巨大语言文化差异,译者为可译与不可译、对等与不对等、归化与异化等矛盾所困扰,原因在于译者持有源语与目标语之间一方凌驾于另一方的不对称的翻译观。而林语堂在其创作的《京华烟云》中大量采用零翻译策略,成功翻译介绍中国特有语言文化的个案研究证明,进入对方语言文化、尊重对方、多元互补进行文化交往的零翻译观可以解决这些矛盾。     

朱生豪、梁实秋之翻译风格——以莎士比亚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Second两译本为例

译者的风格是文学翻译中译者身份的标识。译者风格的建构离不开译文所体现的语言特征和贯穿于译文的翻译观。朱生豪、梁实秋两位翻译家所译《理查二世》译文风格迥异,在于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审美取向,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文本策略,从而分别形成了“豪放、率真、大气”和“含蓄、简洁、典雅”的两种艺术风格。     

追寻语言和谐的乌托邦——本雅明的“纯语言”见解

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译者的任务》中提出了“纯语言”的概念，并指出译者的任务就是开发纯语言。基于这一思想，他对“可译性”问题持神秘主义态度，并从根本上瓦解了“忠实”的神话。虽然“纯语言”似乎更难以企及，但正是这一理想境界指引着无数译者为之奋斗。     

论文学翻译中的“第三类语言”——以《围城》英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中的"第三类语言"指的是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所采用的一种介于源语和译语之间独特的翻译语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再拘泥于规范化的语言来重新表达原作的意义和内容,而是通过对译语的革新来尽可能传达原作所体现的语言文化差异性。本文试图通过《围城》英译本的实例,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第三类语言"。     

文化"缺省"与 "误读"--贾平凹小说<浮躁>英译本文化"误译"探微

小说翻译中的文化缺省和文化误译总是不可避免的。造成文化缺省和误译的主要原因除了语言文化本身的特异性和译者文化认知处理方面的局限性之外,主要是译者的单一文化心态,即译者的主体性。从《浮躁》Turbulence英译本误译分析的结果看,地域文化、方言土语、民风民俗等文化翻译的“滞阻点”是“归化”的翻译观,而非文化缺省本身。     

阐释过程中译者的显形——以程乃珊所译《喜福会》为个案研究

本文以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喜福会》的中文译本,尝试将译者主体性这个概念抽象分解到＂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具体翻译步骤中,以期对译者主体性如何影响并作用于译本这个问题获得具体的认知,通过个案研究笔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译本的选择,对作品的阐释,直到语言层面上艺术再创造,都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忠实性

受二元对立哲学的影响,传统译论支持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赋予原文与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权主义运动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产物,目的是通过翻译使女性被社会所关注,不再处于次要地位。女性主义译者解构了传统的忠实观,提出了建立于女性主义“写作项目”之上的忠实观,即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共同合作的项目,此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兼比较《飘》的两个中译本的人物描写

女性主义翻译观兴起于西方翻译界,它关注语言中的性别问题,强调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本文主要探讨女性主义翻译观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并通过实例来体现女性话语的翻译方法。     

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忠实性

受二元对立哲学的影响,传统译论支持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赋予原文与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权主义运动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产物,目的是通过翻译使女性被社会所关注,不再处于次要地位.女性主义译者解构了传统的忠实观,提出了建立于女性主义“写作项目”之上的忠实观,即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共同合作的项目,此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台北人》特殊人名翻译研究

翻译不仅是语言工具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把原文中蕴含在语言中丰富的文化内容转达进译语符号,从而融入译语文化中,是译者的任务。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语言展现着丰富广泛的社会文化。这些蕴含文化内涵的语言也包括中文名字。因此如何翻译这些中文名字是译者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对于意象,语言,翻译及其三者间的关系,以《台北人》这部著名短篇小说集中的几个特殊人名的译文为研究对象,对译者在处理这些名字的翻译方法进行详细分析。通过分析,作者认为译者非常巧妙运用创造相近文化意象的方法翻译原著中重要人物的中文名字,从而传神地表达出人物形象及人物性格,为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学语言风格的和谐翻译

语言风格的翻译是否成功是决定一部文学译著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对于风格翻译的二元争论有必要对文学翻译的译者"本色"和翻译活动的性质重新从哲学层次上获得新认识。译者只有从哲学思辨充分认识到"自我"风格发挥的有度性,通过风格调整的翻译策略,"动态忠信"于原作语言风格,而不是肆意"对抗"或"反叛"原作的语言风格,才能在两者之间达到语言风格的"和谐翻译"。     

翻译主体的认知体验与语义选择

认知语义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以体验哲学为基础的认知语义观认为语言具有体验性。翻译不仅是一种语际交际活动,更是译者积极的思维认知活动,必然和人们的认知分不开,因此,文学翻译中主体的认知体验对语义的选择至关重要。     

翻译主体的认知体验与语义选择

认知语义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以体验哲学为基础的认知语义观认为语言具有体验性。翻译不仅是一种语际交际活动,更是译者积极的思维认知活动,必然和人们的认知分不开,因此,文学翻译中主体的认知体验对语义的选择至关重要。     

从哲学阐释学看译文的语言杂合性

本文介绍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阐释学派的语言观,即语言是内化的世界观,语言制约着人的思维方式。而后从两个方面论证译文呈现语言杂合性特征的必然性：一方面,翻译活动客观上要求译者以此语言表达彼内容,这必然会使异质语言成分进入译文之中,从而使之异化;另一方面,译者必然会受到译入语的制约,从而使翻译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译文语言的杂合性特征不是译者偶而为之,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和状态。     

The Tell-tale Heart汉译本语言风格对比

《泄密的心》是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爱伦·坡的一篇恐怖故事，由于其是举世瞩目的恐怖小说，自然被无数译者所翻译，当前可寻不同译本有十余本。然而，不同的译者由于其所在时期、外语程度、思考方式、生活经验以及自身语言风格等的限制，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词语的选择、句子结构的把握都会截然不同，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本文将选取其中四个汉译本进行比较，从而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呈现的独特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