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犯罪支配理论的现实思考

德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支配说是关于正犯与共犯区分的通说,该说以是否存在对共同犯罪的实际控制为立足点对正犯和共犯进行区分,这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刑事立法和司法借鉴的范本。该理论应当引入我国刑事司法之中,以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主从犯难以区分的困境。     

略论间接正犯

间接正犯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我国现行刑法中也未对间接正犯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理论界和实践中都承认间接正犯的存在。由于引入该理论能够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难题,所以我国刑法学界近年来开始对之深入研究。关于研究间接正犯的论著也日益增多,但观点不一,本文拟结合大陆法系的和我国的学者观点对间接正犯的概念、特征和范围做一初步的研究。     

论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的着手

间接正犯是正犯的一种特殊形态,间接正犯的着手有其特殊性。间接正犯的着手应该从实行行为着手理论中的＂实际客观说＂与间接正犯实行行为的＂结合说＂一起考察,这样才能正确地认定间接正犯实行行为的着手。     

论刑法中的对合犯罪

对合犯在大陆刑法中属于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但在将此概念引入我国刑法理论时,却与我国的共犯理论产生了冲突。因此,有必要跳出我国刑法中的共犯理论体系,将包括对合犯在内的具有对合关系的一类特殊的犯罪即对合犯罪单独归类进行探讨。在犯罪构成上,对合犯罪具有犯罪客体同一性、客观对合性、主体依存性及主观对应性等特征。对合行为在我国刑法中主要表现为买卖行为、渎职、失职行为与一定违法行为间的对合行为及其他对合行为。对于对舍犯罪的处罚主要有对合双方行为都是犯罪和仅对合一方行为构成犯罪两种模式。     

社会危害性概念的争议与评析

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中心范畴。我国刑法学者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的理解,大致存在事实说、法益说、属性说、综合说以及两分说等五种主要的表述,这五种表述均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社会危害性应当是指行为人在一定主观恶性支配下实施的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性质。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处罚边界探究

当今时代互联网发展迅速,不断给刑法理论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刑法修正案(九)》以作为不作为方式增设了网络技术犯罪,虽然这并非意味着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进行全面处罚,但是实践中难免会不当扩大处罚范围,故有必要对相关规定进行限制性解释。中立帮助行为的各种限制处罚的理论众说纷纭,难以统一;而近年来,中立帮助行为原则上不应作为帮助犯受处罚已经成为国外刑法理论的主流立场,故从违法性层面否定中立帮助行为本身成为一种合理选择,进而以此为理论基础,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进行限制。原则上,网络连接服务商和网络平台服务商不承担帮助犯责任。     

理性的犯罪概念质疑——"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之提倡

通说认为犯罪是违反刑法、严重危害社会的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并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这个犯罪概念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统一在一起是虚幻的.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角度得出的形式的犯罪概念和实质的犯罪概念,由于其理论基础存在争议,都不可能揭示犯罪的本质.二元的犯罪概念在方法论上存在弊端;在实践论上会导致犯罪概念的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对犯罪概念的理解,要顾及实然的犯罪与应然的犯罪,过去的犯罪与现在的犯罪以及将来的犯罪,从经验和直觉的角度,犯罪是应当受刑罚惩罚的行为.     

论共同过失正犯

共同过失行为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国内外的理论有肯定说、否定说和限定肯定说三种主张。本文站在限定肯定说的立场,对理论界学术观点进行评论,提出共同过失正犯的概念,进而提出成立过失正犯的条件。     

中立帮助行为之实行化——以网络技术支持和帮助行为单独定罪为视角

中立帮助行为是指外表看似无害,客观上却对犯罪起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社会危险性的行为。对于具有可罚性的中立帮助行为,通常运用共同犯罪理论,按帮助犯进行刑法评价,但一些特殊的帮助行为,即使具有社会危害性也不构成帮助犯,或者按帮助犯处罚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又或是因为其他原因,可以将其实行化,作正犯处理。《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对网络技术支持与帮助行为单独定罪,即是中立帮助行为实行化的立法例。     

结果犯研究

结果犯是我国刑法理论中比较有争议的概念,是直接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既遂类型之一,在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犯罪中不存在结果犯。结果犯是行为人在客观方面不仅实施犯罪行为,而且还必须发生由此行为引起的法定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类型。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是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的既遂类型,但这种划分与刑法的规定及犯罪的客观外在表现不符,其关系必须厘清。     

论风险社会下的刑罚目的观

进入21世纪,面对着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水平的飞速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存在着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已经将传统社会推向风险社会的风口浪尖,因此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刑法理念的转变与更新。在刑事立法方面日趋呈现出了"刑罚积极主义"的倾向,犯罪处罚的早期化、犯罪圈扩大化、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等特征也日益凸显,这一转变追根究底是刑罚目的观的转化。风险社会更呼吁刑法构建一个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目的刑罚体系,并以此为核心衍生风险刑法的其他理论。但积极的一般预防仍要以人权的保障和罪责原则为界限,时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非同案共犯供述的证据效力

以非同案共犯供述为研究对象,阐述非同案共犯的基本概念及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关于证据属性,在介绍证言说、供述说的主要观点基础上,建议借鉴证据自由主义理论解决证据属性争议。关于证据价值,认为非同案共犯供述证明力具有双重特征,一般具有实质证据的普遍价值和补强证据资格,并对如何有效发挥其证据价值提出建议。结合实践分析了需引起重视的三个突出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亲手犯与受贿罪

对亲手犯概念、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亲手犯的本质体现为刑法规范确认下的主体身份与犯罪行为的牵连性,二者缺一不可,如同一线相牵。受贿罪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都属于亲手犯类型。亲手犯可分为真正亲手犯和不真正亲手犯,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即属于不真正亲手犯,且并不排斥间接正犯的存在。亲手犯与身份关系密切,亲手犯与身份犯存在交叉关系,对二者关系的认定应结合身份犯罪的内在特性谨慎进行。     

中止犯成立于犯罪预备阶段之质疑

从我国对犯罪预备阶段成立中止犯的理论通说出发,从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方面分析了通说的渊源;从中止犯成立条件的重新界定和刑罚的基础、刑罚的可行性、刑罚的必要性等角度对通说提出了质疑,进而提出刑法概念精确性的观点。     

论"智力-技能-认知结构"能力理论

从心理学、教育学和学科教学论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目前已有的能力组成结构的优点与不足.在理论研究与学科教学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把形式教育说与实质教育说相统一从而建立正确能力理论的思想.依据上述思想,提出了“硬能力”与“软能力”的概念,建立了“智力-技能-认知结构”的能力理论,阐述了该理论的智力观、技能观、知识观和科学方法观.这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形式教育说与实质教育说的矛盾,而且也为在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能力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论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对词典释义的影响

本文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哲学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西方哲学家通常把这一转变称为"语言转向","语言转向"构成了当代哲学的一般特征,其"家族相似性"理论、"语言游戏"和"生活方式"的概念以及"语言工具观"、"意义即使用"的观点对词典学的理论建设,尤其是对建立科学、全面的词典释义观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跨文化角度看旅游景点名称的翻译

本文从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旅游景点名称的结构成分及文化内涵,提出译者在翻译旅游景点名称时要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方法来处理其文化内涵,以期准确传递旅游景点名称中的文化信息。     

风险刑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风险刑法是应对风险社会而形成的刑法观。它以防范风险为刑法的基本任务;重视行为本位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因果关系领域则主张客观归属理论。风险刑法虽然在化解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存在违背传统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处罚界限不明确等问题。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我国刑法的对策不是基本立场的背离和机能的转变,而是对谦抑性的捍卫与犯罪多元治理的实践。     

英国刑法犯罪故意的历史来源与存在样态——兼评犯罪故意与过失的价值性判断

英国刑法犯罪故意的历史来源主要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古罗马时期,英国刑法犯意有意识作了区分;一个是中世纪时期,英国刑法犯意实现了从碎片化到整体性。英国刑法犯罪故意的存在样态同样基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一个维度是惩罚的正当性,是故意的应受谴责性,一个维度是英国刑法犯意从无意识放宽到严格限制的有的放矢。在反思英国刑法犯罪故意的现代语境下,基于概念上的前思和思维上的选择,认为故意采纳"结果目的性"理论,过失采纳"结果必然性"理论,最终得出达到合理人标准是故意应受谴责性的实质结论。     

对我国刑法学中犯罪构成概念的解读

刑法学界及实践中对“犯罪构成”的理解不一，经常混淆。要走出困境，需要从与犯罪构成相关的概念出发，正确看待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厘清各学说中不同的指向，进而理解其内涵。